其实，这体现了中西方历史人物在精神内核上的本质不同。
东方的历史人物，往往怀揣着“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信念。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种独特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土壤结出的独一无二的果实。
中国读书人自古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意识，无论他们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自认为还是国家的“管家”，要对天下、朝廷与苍生负责。这是一种极致的道德强迫感与历史责任感。正如杜甫所叹“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范仲淹所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所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们将整个国家、社会乃至文明的兴衰，悉数扛在自己一人的肩上。
然而，当历史现实与个人愿望发生背离时，悲剧便注定诞生——毕竟，相较于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阶级和历史惯性，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渺小的、有限的。
相比之下，西方历史中缺少这种将整个“天下”与“苍生”背负于己身的责任感。西方历史人物的终极追求往往是“对得起神明、良知或真理”。例如，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面临审判时宣称：“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上帝保佑我。”他不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又如小加图，为了反抗凯撒独裁、捍卫罗马共和国的自由而自杀，他的信念是“自由与法律”，而非“对全天下人的幸福负责”。
简言之，中国历史人物追求的是“社会责任”，而西方历史人物追求的是“个人信仰”。相较于西方，中国历史人物特有的“天下”情怀，让那些悲剧英雄多了一份令人动容、荡气回肠的厚重沧桑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