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不懈人生追求 十一、十年职业炼狱(二)

来源: 求索之路平坦心 2021-04-08 22:36:40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21725 bytes)

 

 

 

 

年青时的我

 

 

            “铁路上的真有钱!

而那位男师傅,人精明、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是我们行包房的“精神领袖”,也是我们客运室的“上层人物”。各方人士都很“尊重”他!每次别人见到他都尊称“老师”,他也很客气矜持绅士地冲人家点点头——他老婆卖火车票很吃得开(票房业务骨干、跟主任关系铁),到处有人求帮忙,当时我形容他们比市长市委书记都“吃得开”(受欢迎)。

夫妇俩望子成龙,于是,给孩子请家教,买各种营养品等等,颇为用心。有一次我父亲医药公司负责跑火车站的职工问我:“你们火车站的人有好多钱哦,XXX(就是男师傅)买太阳神一箱箱的买!”“太阳神”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著名火爆的保健品,当时很多家庭买来给孩子吃,促进生长发育。但不知怎么的男师傅家两个孩子都没考上大学,而且个头身材跟他一样,小巧玲珑。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参加自考课程后,他饶有兴趣地问我考了多少分?我觉得这是个人隐私就不告诉他,结果他有些生气,忿忿说,有啥了不起?以后我叫我儿多读些书(意思上学比你高层次)。后来,他两个儿子高考落榜在火车站当了工人,不知道这算不算他食言?

男师傅艺术字写得好,经常被抽调去参加宣传橱窗、栏等的标语、口号等艺术字撰写,为此他比较引以为豪。有一次针对我非常不屑地说:“我干的工作你还干不下来!”意思我没他辣个独特而出类拔萃的本事。我当时哑口无言、灰溜溜的,被打击得满地找缝想钻进去。吼吼!

男师傅老婆跟我妈也熟络,当时我们是不是会发点创收奖金,比如对无票旅客的补票罚款之类提成,但她向我妈密报我发奖金隐瞒不报,从而帮助我妈对我施行有效的财务监管。

男师傅家还摆过乌龙,有一次在外面摊上买了卤猪头肉回家吃,结果不知怎么没发现已经变质,全家饭后晚上除一人外全部食物中毒,送医院急救才幸免于难!

       

 炙手可热的售票员

我们市去省城的快车有几节车厢是专为我站预留的空车,买火车票要配座签,不然,就只能进其他车厢站着。此外,前面的软座车厢也给我站预留了几十个座位。为此,我们车站售票员很受追捧,有的去地方单位拜访甚至可以享受高干待遇,他们上班时如果从售票房出来“众星捧月”,被追着买紧俏车票,而我们本单位的也要对他们巴结不止。

当年我们车站那些卖火车票的真是一个比一个牛比啊,后来,我有个高中同班同学,她也通过关系进了售票房上班。一次我有个医生朋友找我拿一个卧铺,人家当时手骨折了,根本不能睡坐上铺。说实话,我同学她不想帮我,就敷衍我,最后给了我一个上铺,搞得我很难堪,人家当时急的,这可怎么好?对这件事情我现在都对她不满,年青的时候他妈曾经托人来给说媒,但我没看上她,铁路工人子女,也不漂亮,还比我大一岁。前些年参加过一次同学聚会,她态度很好地和我说话,我当时看见大家份上,我也不好说以前的事,但实际上对她一直很鄙视,他犯的错误不是学生时代,已经是成年人了,太不厚道了。(有一次公交上碰到我,还很热情邀我去她家玩,呵呵,我怎么够资格跟你们有权人玩啊!)

我当时十分厌恶这些东西,也不愿意搞关、系倒车皮、弄紧俏票卖,不同流合污,里外不是人——亲戚朋友同学觉得你没本事,白在铁路混。

我不愿意“同流合污”,主要是觉得理想的翅膀一旦系上黄金,就再也飞不高了!我怕自己这种蝇头小利给迷住了,从此裹足不前,放弃远大追求。其时呢,当时内心还是比较矛盾,还是有斗争的。一方面呢,如果随波逐流,跟大家一样去搞关系(其实我挺挺善于社交的),可以立竿见影的获得可观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呢,因为自己的伟大理想抱负啊,又跟这些东西格格不入。

事实上,我也不是一点都没有去,我也不是一点不去贪图,还是有贪欲心的。我们一起唱歌的同学,找我拿过一次座签,后来我就到她餐馆里去占了几次小便宜,三次“买”小笼蒸羊肉没给钱。

另外,我有次还找父亲单位发货人员,要过一次毯子——因为他给我行包房同事都送了,考虑我是公司子弟就没送。我父亲后来批评我,作为公司子弟,也跟公司要东西,不像话。

但是,跟同事相比,我属于浅尝辄止吧,最后还没有热衷于那些东西,终于还是战胜了自己!

 

                处境尴尬的我

我那个时候特别尴尬,家人、亲戚、朋友和同学都很想来找我拿座签甚至买软座,但是呢,我常常搞不定——都知道我“关系处得不好”。为此,我的至爱亲朋对我都不满,关键他们受到压力,因为人家知道他家有铁路火车上工作的,都想找帮忙啊,结果他们因为我这个“无用之人”很尴尬,所以把他们害苦了。

 

 

因为我一般拿票签都不是搞关系,单位那些售票的一般不愿意给,给了你就白给你了,别人拿去也许可以搞关系会换来什么的利益。所以,我只能隔阵子拿到零星票签,时间不能太密集。

有一次我爸原来同事虽然也就是我们的邻居,就是我说小时候我欺负他孩子,他到我们家门口来骂我那个。他的他老婆那个阿姨找我买一个软座票,我找主任要了个名额,买到票正好是下去5点过,主任说你赶紧送过去(可以蹭饭),我说吃了饭给他们送过去,当时主任有点意外,吃完饭再送过去啊?因为一般情况是借此机会受款待一顿。

辅导班的彬高考没考上大学,通过他姐姐关系当了我们当地电台的记者。他有一次(第一次)来找我拿座签,我当时说没有,拿不到。结果他很生气,说:“你白在火车站混了那么久!”然后一转身地离开,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没有联系了。我当是很愠怒,我辅导员的时候,你对我言听计从,是我的死党,但我当工人以后,你是记者地位比我高了,所以 就可以训斥我!

 

 

 

我表嫂和她领导出差找过我几次买火车票,但最后一次没有拿到座签,后来,表嫂再没来找过我,几年后我在北京读书放假回家时,表嫂一家三口在街上看见我假装没看见。

 

                识时务者为俊杰

当时售票房里面也有我一个算是朋友的同事,他中学低我两个年级,他其实也比较喜欢看书。就当时我们客运室几十个人里面,只有我们俩是年青的小伙子,其他男同事都是上了年纪的,所以相对来说我跟他的共同语言多一些,所以,别人都觉得我们俩关系很好。他呢,确实很会为人处事,跟大家关系都处得很好,反正单位同事各方面的认同感吧比我高。但我跟他并不是什么知心朋友,首先,因为志向不同,另外呢,他待人也不是很真诚信。有一次,我有个朋友托我拿张座签,我给他写了一个条儿,请他帮忙,结果他拿到字条当着我朋友面撕得粉碎,你说他有多拽呢!我当时不敢责怪他,得罪不起啊!除了他,我在客运室基本没有可以说话的人,所以,也只能打掉牙齿和血吞。

我跟他还是有些交集,他平时会给我透露谁谁在被我对言行我不友好,就客运室而言,我与他往来最多。我还找他买过接近十次学生票(基本上都是真正的学生),他结婚我也应邀参加了,并送了礼。

前面说到主任人还是挺不错,很精明,她是一个退转军人,当初能够当上女兵还是很少的也很优秀的。他父亲也是我父亲单位的老职工,这个主任属于“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之类,很会为人处事、发展人际关系。但我当年心里其实比较瞧不起,觉得“八面玲珑”到处搞关系,现在看来觉得可以理解,人嘛应该适应社会,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有远大追求抱负。首先她肯定不是坏人,在那种时代背景下,谁有点权力都会去搞关系,只要她不害人,不做坏事就弄点钱没关系。她手上权力很大,每天统管几百张硬座签、几十个软座签,然后分到各个售票员手上,但自己也一些保留。所以找她的人很多,但她肯定要看人行事,必须互惠互利。

事实上,火车票也不是一直都紧俏,淡季座签就有余,有时候你上车会发现不少空座位,但你在车站就是买不到座签。原来,票房的人为了制造座签一年四季都紧张的假象,即便在淡季也故意不卖完,每天都会留一些在手上作废。这样“紧俏”的座签就成为寻租的上佳工具,这个秘密只有票房几个人知道(这是严重违规的,会被追究),其他包括领导同事并不知情,我是从那个票房的“朋友”处知道的。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那时候,铁路职工很受“欢迎”,一个装卸工人都可以对货主企业法人发号施令。一次开职工大会,站长在会上批评说,我们站一个装卸工,让人家地方货主的法人代表捧着他的臭皮鞋屁颠屁颠地去鞋摊上替他修补。

当时,我们的装卸工都是全民所有制职工,我们行包房的装卸工还有三个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有时候他们轮班正好齐聚的话,闲暇之余每每围坐一起纵论天下古今,呵呵。

他们中有一位是无线电发烧友,自己组装音响,我们的男师傅就请他帮忙组装一套。不过,他曾经私下跟我说,男师傅有些部件都不愿意买,就让他来加工制作以便省钱,他也不好拒绝。

装卸工都不敢得罪我们,要和我们搞好关系。铁路规定托运最大重量不能超过80公斤,但是一般我们很少承办五六十公斤以上包裹,因为太多过重包裹装卸时间过长,容易造成旅客列车停车时间超时、导致列车最后晚点。而装卸工更不喜欢太重的货物,累人啊!因此希望我们承办时“控制”重量,一般旅客货主并不知道铁路“80公斤”规定,当他们来询问时,有些装卸工往往抢在我们前面回答“40公斤”、“50公斤”,我们也不太说破,但我们回答必须照实,不然违规。所以,我们叫旅客货主大包改小包,他们一般都会照办。但如果要修理装卸工就多承运大重量货物,甚至超过80公斤的货物请示客运调度批准也能承办——这一样来会把装卸工气死,哈哈。

一般装卸工会狐假虎威在门口替你对旅客货主解释规章(也会获得散发的香烟,呵呵),总是把重量压得很低,一般就是不能超过40公斤,我们也不好说什么,毕竟工作有协作,另外,有些活可以差使他们代劳。此外,得罪他们也很麻烦,比如,办理货物,最后必须拴上货签——上面填有发到站、品名、同批货物件数等,如果货签栓错货物,就会把北京的货物送到广州,把张家的货物送给李家。而栓货签本该我们行李员干,但却让装卸工代劳,所以,如果关系不好,他们可能搞破坏,故意张冠李戴乱栓货签,造成错送货物的事故,但责任是行李员承担。我就发现过个别装卸工报复我乱来——因为有的人嫌重(并没超重)让人家已经包装好的行李包裹分割成两个包,甚至装钉好的木箱也让拆开重新分包,人家又要去买材料重新打包。我虽然不热爱工作、服务态度不好,但作为热爱读书的人,还是有良知,于心不忍就会干预,有的装卸工就对我怀恨在心。而其他师傅对此是不会管的,听之任之。

关于发错货物,我摆过乌龙。实际上呢还是熟人,货主是我们车站的子弟,他父母跟我父母都很熟、渊源很深。另外,历史上著名的英雄赵一曼,就是他们家的亲戚。

这哥们找我办一件香肠应该发到北方什么地方,结果我们俩边聊天边开票,不知道怎么填错了到站,结果香肠给人家运到广州去了。当然这个是熟人嘛,人家就没有追究这事,就不算事故,不然,我要写检查、扣奖金,甚至被处分,一想起这事我就觉得我当年是多么的才华横溢啊,哈哈哈哈哈!

还有就是开包检查,这是规章规定要求的,但实际照办就没法干工作了,因为每天行李包裹运送很多,尤其军工企业的产品配件每天几十箱上百箱,不可能逐一检查。于是,开包检查就成为我们修理旅客货主的杀手锏,而几位师傅运用得炉火纯青,一言不合就开包检查。当服务员地位低下,经常会碰到旅客货主看不起的情况,比如问事很少有彬彬有礼的,但也很少有粗鲁无礼的。所以,遇到粗鲁无礼的,比如他说:“喂,问一下,办理到XX地方包裹行李要多少钱?”就会挨整,要么故意回答含含糊糊的,要么对他的货物挑毛病,有次“正格知识分子”让人家把东西翻出来一件一件看,气的人家要死要活,找站长来后,站长明知是刁难旅客但抓不到把柄也必须支持开包检查。我也刁难过旅客货主,但手段没他们高明,哈哈

有一个老三届高中毕业生装卸工体能不太好,人比较狡猾,干工作偷奸耍滑,经常欺负他们工班长,他跟“正格知识分子”惺惺相惜。我们之间彼此不服气,大家都觉得我读的书比你多,呵呵。有一次他影射打击我:“没经历过文革的人不知道蒯大富”,实际上是他把“蒯大富”读“凯大富”我没明白他说的是蒯大富,所以,他以为我不知道。此外,我面像显年轻,他没想到我是1960年生人。

有一次,我办理嘉峪关站托运,他帮我叫货主:“嘉谷关”、“嘉谷关”、“嘉谷关”,我知道他又读别字,故意不说破,哈哈。

不过,这家伙有点缺德,有一次我买一件新衬衣,他感兴趣也想买,非叫我脱下来让他穿上试一试。他么他上班干轻体力活也会一身微微臭汗,这不污染我的衣服身体吗?但我拗不过他厚颜无耻的非分要求,只好脱下衣服给他试穿,但现在想起依然恶心!

说来奇怪,以他聪明绝顶的范儿,他纯净可爱,美丽可人的女儿,居然没有考上大学,后来当个体户卖服装,而另外两个老三届高中毕业生的孩子都考上大学。

 

 

 装卸工顺势变“某百万”

那个时候,由于化肥供应紧俏,站长可以从当地省属重点化工厂拿到化肥优惠价格指标,一个跟站长关系不错的装卸工,不断通过站长拿到化肥指标,转手翻倍倒卖,据说挣了几十万上百万。

就是这位站长,因为经营有方,后来当了段长,离职审计时,“合法收入”两百万,那可是在一二十年前。他们自己制定分配制度,当站长站内每个部门的奖金都要拿一份——我所在行包房属于客运室,就分三个小部门:外勤站台服务负责接送旅客列车有补票罚没收入提成——曾有列车长与我站客运负责人商量放无票旅客上车,车上再补票罚款,双方分成——我亲耳听见她对人转述并表示没同意。但这种缺心眼的事有的会拒绝,有的会勾结作恶。票房手续费(卖软硬座座签)提成,我们运货取货都要收手续费——跟票房一样,手续费包括铁路的和与地方联运公司勾结买他们的票据加倍收取手续费——旅客货主要坐车运货,敢不服从?铁路手续费我们小提成(符合规定)、地方手续费我们的大头。各部门所有“奖金”车站领导人均一份。

记得多年前,在电视上看到铁道部机关召开大会,主席台上就坐的几十位领导,全部身材丰腴、猪头大耳、肠肥脑满——多吃多占、傻喝傻撑,不变得体态臃肿、上下流油才怪呢!

 

 

 

更厉害的是,我站创新发明组建车队,帮货主接运货物。此后,凡是地方企业通过我站运送的各种货物(不包括我们的零星包裹),必须由我站车队运进站,地方车辆不能进站送货。于是,我站多种经营业绩收入,有了巨大成就。全站上上下下皆大欢喜,收入增加。我在1993年离开时铁路时,工资收入两百多。但我们行包房(我91年被调离)每人实际收入,据说已经人均两千多元。所以,我读书离开铁路10年后,有好心同事替我算账,说我十年损失十万元。呵呵

 

我有一个真朋友

我跟我们车站一个工程师有交情,他是文革中铁道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当时车站没几个干部啊,两三百职工只有三四个正式干部。但他没有实权,铁路工人多没文化,所以不怎么理他。我当然愿意跟他接近了,因为我喜欢读书,而他至少是个读书人吧,后来我们成了“办公室”好朋友,我记得我当时订阅的《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等都是他帮我接收并让他第一时间阅读。我来北京读书,他基本上是唯一支持我的人,我们后来十几年都一直有联系,再后来几年,我跟他就联系不上了,估计因为正好那几年我在低谷的时候吧,他可能也辗转听到一些消息,混得不好之类,要不然我一年半载打他家几次电话他不在,但他都没有再给我打电话。

我出书后找到了他,给他寄了书,然后我回去见个几次面、一起吃饭聊天等。但我发现多几次交往确实彼此关心的东西有些不一样了。我还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他还找我在图书馆帮他借《苏格拉底回忆录》,当时呢,对我来说还很高大上。但现在呢,他退休了,每天买菜做饭,一般上网的时候也很少,实际上对电脑手机应用不是很熟练,所以呢信息也比较滞后,因此,我们没有很多可以交流的东西,不由不令我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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