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院出来，我回到机场，第一件事就是直奔SIM卡柜台。

机场出售的SIM卡，主要是提供上网服务。因为附带本地的电话号码，也可以免费接听电话。但是如果想要拨打电话，就需要另外购买通话费。

在日本时，我们凭着Google地图和Maps.me这两项神器，外加问路时的Google Translator，非常顺畅地走完了二十多天的行程。需要用到Wi-Fi查询时，一般都会在酒店做足功课，所以全程没有买过SIM卡。当然，日本旅行的好处在于，公共场所到处都是汉字，许多地方还标着英文，就算不识路，也能猜个大概。日本的Google地图非常好用，会给出详尽的坐车路线，公交铁路又极其准时，对于游客来说，到处都是大写的值得信赖。

韩国不一样，那些圈圈杠杠的文字，我一个也不认识。而且Google地图几无用武之地，查找方向时，从来不会给出行走路线。公交路线倒是可以查到，但给出的站名也大多都是韩文，我得靠着象形的本事去辨认。好在韩国的公共WI-FI比较普及，基本上到处都能找到免费的无线网。我觉得，就算买了SIM卡也没啥用，也就一直没买。

之前不买，当然也是为了省钱。到了被医院催着买卡的关口，我已完全没空顾虑预算，不光买了上网套餐，还附加了拨号功能。我想，我不能被动等待医院的电话，我需要主动询问。

夜里十点，等不到任何来自医院的更新，我主动给重症病房打电话。前一天，他的病情就是在夜里恶化的，我怕深夜时分对他来说是道坎，一颗提着的心怎么也放不下来。

护士听不懂英文，直接把电话递给了蒋先生。蒋先生说，在我们走了之后，他终于睡了一觉。这是过往三十多个小时里，他睡的第一个踏实觉，感觉好了不少。

不管他是不是只想安慰我，他讲话的声音中，多了些中气，这是我能分辨得出的好现象。

我暂时松了口气，打算好好睡一觉，有事明天再说。

我也累了。他三十个小时不睡觉，我也基本上没能睡。

说是要好好睡觉，哪能睡得安稳！夜里无数次拿过手机查看邮件，怕蒋先生寻我而不得。

蒋先生的邮件没有等到，越南的签证倒是翩然而至。一天前，我是如此盼望它们的到来，每天刷新邮箱几十次地热望。此刻在我眼中，四封来自越南移民部的邮件，就像四封垃圾邮件。我甚至没有打开链接，去看一眼新鲜出炉的签证，只是把它们转进“越南”这个邮件夹，转头继续补觉。

我感觉，“越南”这个邮件夹，已经被扫入了我脑海中的废墟。

早上，我是被医院的电话唤醒的。

看到032开头的电话，我以为是行政处找我结账来了，迷迷瞪瞪接了起来。又转头摸索，寻找信用卡。

对方说，他是医生，想要跟我update一下蒋先生的状况，

跟接到圣旨一般，我瞬间清醒，毕恭毕敬从床上坐起，捂住一只耳朵仔细倾听。

医生说，之前蒋先生被查到尿液感染，今天验血结果出来，他的血液也全面感染，肾功能还在不断恶化。他是得了XX病。

我不知道他说的那个XX是什么病，只听得一串S音。虽然在加拿大生活了近二十年，我的英文还是有许多死角。譬如这疾病名称，但凡我和我亲友没得过的毛病，基本上一窍不通。

但我听懂了血液感染，肾功能恶化。这绝不是什么好词儿。

我一阵慌乱，用我这种医学小白所能理解的方式发问：“这病有没有生命危险？”

医生说：“是的，有生命危险。这种毛病，在ICU病人中的死亡率，是40%。”

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心掉出了胸腔，砸到了地上。原本心脏的位置空荡起来，又慢慢飘进一个沉闷的气团，让我呼吸不畅，连带着脑子也混乱起来。

我自己猜他会死，是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在“prepare for the worst”。医生说他会死，在我听来，就跟官宣差不多了。虽然医生口中的死亡率只有40%，可根据我与蒋先生一起生活的经验判断，他的免疫力不是一般的低下，感个冒就跟别人得场肺痨似的。我感觉，在这40%的死亡率中，蒋先生会是分子。

失魂落魄的我，在微信上求助姐夫。

姐夫说，如果血液也被感染，那应该是败血症了。败血症会导致肾功能恶化，但这种恶化是急性的，也是暂时性的，以后会恢复。这几天让医生上抗生素和球蛋白，大部分患者会好起来的。

说得好像我能左右医生的治疗方案一般。不过，至少我查到败血症的英文名叫Sepsis，果然是医生跟我说出的那一串S音。

败血症我熟啊，那个著名的白求恩，不就是死于败血症么？难道这是加拿大人在海外的宿命？

姐夫说，我们急也急不来，只能看医院的治疗手段和蒋先生自己的恢复能力了。韩国的医疗条件不错，现在又知道了病因，能够对症下药，治愈的可能性就会高出许多。

是，我依稀也记得，白求恩临死前说过，如果他在本国，可能会得到救治，但当时在前线，没有药物，他就只能等死了。现时代的韩国，总该好过白求恩时代的加拿大吧？

姐夫问：败血症从感染到发病，应该有个过程，不会一下子感染了就发作。他之前没有一点征兆吗？

我想起在首尔的那几天，他蔫头搭脑的模样；还有滞留机场的那几日，他的极度嗜睡。想来，这些都是病毒在他体内攻城略地时的外在反应了。

我一激灵。。。如果我们当初顺利登上越捷航空的飞机，现在会是什么局面？且不说越南的医疗条件远远比不上韩国，就蒋先生那种喜欢照顾别人情绪的德行，不到倒下的那一刻，断然不会扫了我的兴致。他一定会强拖病体，跟我东奔西跑。万一他在游船上发病，人家难道会抛下一船游客，专门送他上医院？又或者在夜行的火车上发烧，就算临时下车，估计也只能找到个乡野小诊所，里面坐个赤脚医生，给他挂个点滴。

估计到那时，原本40%的死亡率，得翻上一倍。而我们一家四口，可能已经变作三人行。

突然感觉，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有它发生的理由。也许，这是我的守护神在用独特的方式挽救我们的家庭。

当然，就算有一百个理由说服自己，事情不会走到最糟糕的那一步，担心的感觉却是完全控制不住。我决定，我要去医院附近找个房子，离蒋先生近一点，探视起来也方便。ICU的护士长明确告诉过我，病人在ICU时，总共只许探视一次，我已用完了我的额度。可是住的近一点，无论是对我还是对蒋先生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安慰。

带着孩子们去到医院，重症监护果然不再让我进去。但护士长告诉我，下午四点，医生会过来，要跟我和蒋先生一起商讨下接下来的治疗方案。

我带着孩子们吃午饭，找房子，一切搞定，来到ICU病房外，刚好赶上与医生的约见。

经过一夜对症下药，蒋先生的脸上增添了些许血色，说话声音也多了底气。他还是肉眼可见的虚弱，但我感觉他这颗昨天看着行将耗尽的电池，慢慢被冲进了一点电，底格不再是刺眼的红色。我相信，他正慢慢摆脱死亡率的分子栏，小步跨入纯分母的行列。

所谓的治疗方案，是医生让我们选择，打算继续留在本院治疗，还是返回加拿大。

我说，对蒋先生最有利的方案，就是我们所要选择的方案。蒋先生自己倾向于在本院继续治疗，我当然就更支持他留在本地了。

医生说，蒋先生现在的状态，确实也不适合坐长途飞机。她给出我们这个选项，只是替我们担心治疗费用的问题。

我说我会联络保险公司，费用的问题，不用担心。

医生还说，现在关键是看肾功能指数的变化。如果明天有所好转，就可以把他转进普通病房了。

我问：“是不是这样就说明没有生命危险了？”

医生迟疑不语。蒋先生开起了玩笑，说：“你让医生怎么回答？进到这里来的，当然都是有生命危险的。”

我们都笑了。

原来早上是虚惊一场。

第二天，我带着孩子们，从机场搬到了医院附近的旅馆。

离开机场前，我特意去了越捷航空的柜台，对值班经理英爱表达了感谢。如果没出意外，这一天应该会是我们登机前往越南的日子。 

我告诉英爱，虽然我们拿到了签证，但是没有办法上飞机，因为我家先生正在住院。我说，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照顾与宽限，虽然坐不成飞机，你的善意我们会铭记在心。

这个品质，也是我从蒋先生那里学到的。得到过帮助，一定要表达感激，哪怕是再细小的事。

英爱感谢我特意跑去表达感谢。她说，希望蒋先生早日康复，她能在机场再次见到我们。

这场误机的闹剧，算是就此拉下了帷幕。

蒋先生在当天下午转入了普通病房。虽然他身体的各项指标时高时低，总体还是朝向了康复的方向。什么时候能完全康复，需要住多久的院，这些暂时还没有答案，我们只是耐心等待。

这几天，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跟保险公司联络，搞明白什么费用cover，什么不cover，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又有什么注意事项。昨天，婆婆让我授权保险公司，让她主打沟通，我得以把主要精力花在照顾小孩和安抚病人身上。婆婆经验老道，又有语言优势，我乐得当甩手掌柜，只在她需要某方面的信息时，我会跟院方沟通。

保险公司说，我们需要在蒋先生病愈之后返回加拿大，不然，因为这场病而引发的后续治疗，就算pre-condition，不再涵盖在保险赔偿之中。目前我们还没商量好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是继续推进，还是取消后续行程。一切，会等蒋先生出了院再做决定。

说起购买医疗保险，也有小故事。蒋先生休假一年，需要选择是继续支付六千加币的年度保费，还是放弃。本来省钱如我，想着全家一年也不会进一次医院，没有必要支付这笔开销。就算有小毛小病，吃点药也就行了，六千块用来买药，绰绰有余。

在加州小病一场，让我领悟到现实的铁拳说来就来。网友们的留言，更是让我意识到，有病不能拖，必须进医院。婆婆的态度非常坚决，保险一定要买，不然她会替我们睡不着觉。我们权衡许久，终于赶在十月十号续保的最后期限，把下一年的保险计划给签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的婆婆，还有网上热心提点过我的姐妹们，你们都是我的贵人，我的守护神。我要向大家衷心说一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