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氏魔术13---丁凯文子承父业

丁凯文的魔术出神入化，《不平系列》中已经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分析。丁凯文自称是“学者”，他的专业是“研究林彪”，直白地说，就是“漂白林彪”，他的特长是变魔术。丁凯文便是用他的特长来为他的专业服务，而且能量极大，是哈林风的领军人物。

分析了丁凯文的一系列魔术之后，理应讨论丁氏魔术的起源。本期的《不平系列》是讨论丁氏魔术的终结篇，对丁氏魔术的剖析至此析暂时告一个段落。

在《林彪的四大经典马屁评析》中我们剖析了林彪的四大经典马屁，同时也指出了，为什么林彪能够在拍马功的修炼上面能够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原因就在于林彪要“得天下”。自然也应该问一声：为什么丁凯文的魔术能够玩到如痴如醉的地步？这原因却是极其简单：家传。

“得天下”和家传，乃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的历史中几百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彼可取而代之也”，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和主要内容。文化革命中的老二，在其著名的“5.18”讲话中，就说得极为透彻。并且还点明了：千年如此，今更如此，这是中国人的宿命。千万上亿的百姓，就围着“接班人”谁当，皇位谁坐而纷争、杀戮，血流成河，尸堆遍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家传，是中国文化的又一特色。中国人，做一块臭豆腐，熬二两老白干，用的都是祖宗的老法子。只要某人找到了方子，从此便可以代代相传，子孙无忧了。

《新世纪》上曾经发表过丁凯文的文章《不彻底清算文革的后果》，其中有一节是“文革造成的灾难”，说道：

文革堪称是人类歷史上的浩劫。据有关资料披露,在文革期间武斗死亡12万3700人;被批斗的干部250万人;被关押的干部30万2700人;在关押批斗中死亡的干部11万5500人;全国各类反革命分子481万;城市死于文革人数68万3000人;农村死于文革人数250万,其中地主富农分子120万;文革中受到各种打击迫害人数1130万人;失踪人口55万7000人。

另据不完全统计,230万党政官员被立案审查,约占文革前全国官员总数1200万人的17.2%。近3万人国家机关各部委官员被审查,占部委官员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官员被审查或遭打压迫害的高达75%;军队8万多人遭诬陷迫害。经济上,十年动乱使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相当于1949年后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30年全国固定资產的总和。

文革期间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不仅迫害死了无数无辜的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而且各级官员也难逃其厄，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副统帅和党章明文规定的接班人林彪，还有很多普通官员也惨遭迫害致死。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披露：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1亿人被迫害，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元。此外，文革还使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优秀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其负面影响，恐怕几代人也难以消除。

文革最为严重的是，摧毁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几乎把数千年文明破坏殆尽。毛泽东提倡的“造反有理”导致红卫兵疯狂从事所谓“破四旧”活动，全国大量文物被损毁，古迹被破坏，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对中国，以至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毁灭性损害。

著名作家秦牧曾感慨：“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可以说，文革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历史时期，它的疯狂、野蛮、落后、以及愚昧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千年易逝，文革的罪孽难消！

看看丁凯文的文章，正是冠冕堂皇，大义凛然，坚决要“清算文革”。剥开他的画皮，却是一颗丑恶的用心：为林彪涂脂抹粉。在丁凯文的文字中，你看到林彪在文化革命起了什么作用？一篇五千字的文章，“林彪”出现了五次：

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副统帅和党章明文规定的接班人林彪，还有很多普通官员也惨遭迫害致死

邓小平有意识地着重强调毛发动文革只是犯了错误，将文革的罪责推到林彪和江青身上。邓说：“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许多文革重要人物的回忆录纷纷在海外发表，如《王力反思录》、《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李作鹏回忆录》；相关的研究著述如雨后春笋，诸如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的深入研究；

可见，在丁凯文的笔下，林彪和“文革的罪孽难消”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林彪是一个“惨遭迫害致死”者，是一个被甩锅者。在丁凯文看来，林彪真是双重的“受害者”：既“惨遭迫害致死”，又被甩锅，承担责任。那末，是丁凯文不知道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吗？丁凯文完全知道，在丁凯文，司马清扬合著的《找寻真实的林彪》中说：

林彪过分强调“突出政治”、“学毛著”造成了个人崇拜的泛滥。林彪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等,实乃极左思潮在中共党内的泛滥。林彪大力提倡的“突出政治”运动,诸如在军队创造出“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第一”以及“学毛著”,“学老三篇”等,更是走向了极端。由于林彪的参与及支持,中共全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深入到各行各业,渗透进千家万户,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效果之强使得中国大地的精神面貌为之改变,使毛泽东成为凌驾于全党全国的最高“神祇”,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重要筹码和依据。林彪对此不能辞其咎。

我们再来看看丁凯文的另一些文字，在《浅谈林彪事件的几个问题》（《记忆》167期）中说：

与此同时，林彪一贯高举毛的旗帜，对制造毛个人崇拜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文革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中说：

由于林彪在党内军内积极制造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连带着林彪自己也水涨船高，在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被誉为中共的副统帅、毛泽东的接班人。不仅如此，林彪接班人的地位更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被写入中共党章，步上了其个人生涯的顶峰。

在《请跳出黑白两极的是非分野》（枫华园第四二四期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华夏文摘增刊第三六三期(zk0312b)）中说：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讳言林彪曾在文革中助毛为虐，当了毛发动文革的帮凶。

在《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2013年，26页）中说：

解放军树立起的这些英雄人物和学毛选的群眾运动把毛泽东送上个人崇拜的最高峰,通过学毛著,毛泽东更加被神化,毛泽东思想成为无所不能的精神武器,甚至于被称为“精神原子弹”,不仅指导全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成为指导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武器。军队走在神化毛泽东的最前列。它不但造就了千千万万狂热崇拜毛泽东的青少年,而且使解放军这支党军彻底变成了毛军。

突出政治的结果更加强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把学毛著、坚持四个第一,以及狠抓“四好连队”、“五好好战士”等工作推到了极端的程度,如此一来也使军队滑向“极左”的方向,更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综上所述,解放军英雄人物的树立,进一步加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个人崇拜,林彪在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中宣扬的“突出政治”赋予“个人崇拜”更多的内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了个人崇拜的加持,毛泽东不仅在与苏共赫鲁晓夫的斗争中胆气日壮,气势如虹,而且在国内掩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并维护他树立起来的“三面红旗”和有些消弱的个人权威,并为其下一步发动文革运动作了最好的铺垫。

可见，丁凯文完全知道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及其和文化革命的关系。要“清算文革”，就要清算林彪在文革中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可是，眼睛一眨，丁凯文的魔术变出来了，林彪和文革没关系了，林彪成为“受害者”了。

为什么丁凯文会孜孜不倦的漂白林彪？至少已经付出了半生的精力，而且看起来并没有偃旗息鼓的迹象。估计是生命不止，漂林不息了。

据丁凯文自我介绍：

我是北京人，一直在北京生活。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大学时主修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还有一些主要国家的国别史，如美国史，苏联史等。记得我大学毕业时的毕业论文，就是利用美国官方解密的国务院档案，探讨珍珠港事件前的美国与日本的秘密谈判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大学几年，对于我日后如何进行史学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我考进了北大国际政治系读研究生，专攻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特别是从中共的成立到共产国际的解散这一期间，共产国际是如何指导中共，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渊源与联系，这对我日后深入研究中共党史与“文革”史极有助益。我研究生写的论文，是关于北伐战争“大革命”时期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共产国际是如何指导中共的，以及大革命的失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研究生毕业后我直接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中国现代史方面的研究，直到出国为止。

笔者有点奇怪，北京大学有历史系，那是众所周知的，但就我所知，北京大学的历史系是不教魔术的。那么丁的出神入化的魔术功夫是哪里来的？“史学研究”的“深厚的基础”也变不出魔术来呀。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这是家学。经本人考证以后才知道，原来丁凯文的父亲乃是北大鼎鼎有名的教授丁则勤，无怪乎丁凯文有如此国学功底，与其父的提携、培养是分不开的。进一步的考证，叶群乃是丁凯文的表姐。至此，一切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

南慎修的文章《丁凯文隐名为哪般？》说：“叶群是背叛家庭投奔延安的，直到５０年代初才‘回’丁家作了一次客，后来也再无往来。”估计并不确切，段一平的文章《丁氏兄弟的故事》便指出了叶群“深夜去访东北师大的丁则民教授家”，叶群既然同东北师大的丁则民有来往，怎么会同北大的丁则勤没有来往呢？丁则勤是一个趋炎附势之辈，叶群又是一个“好学不倦”之人，又有这一层“表”的关系，没有来往，不可思议。如果有来往的话，很可能当年丁则勤带着聪明伶俐的丁克迅去拜访二当家。从年龄上看，叶群生于1917年，文革应是五十左右，而丁克迅则正是一个乖巧的幼童，故而拉过来，抱一抱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样的话，叶群对丁凯文可以说是有一抱之恩。丁凯文为了报答这一抱之恩，使出了浑身解数也就不奇怪了。

《流水何曾洗是非》一书中对当年的丁氏魔术有以下描述：

中共于一九六二年年底开始在农村推动「四清运动」（起初称「清分工、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改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一九六四年大规模进行，郝斌奉命下乡参加。「四清」运动被认为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奏，郝斌的大学弟接替他讲授〈中国通史〉现代部分。这个大学弟说他第一次讲这门课，恐怕准备不及，希望郝斌把讲稿留给他用。三年多以后，这位大学弟在批判会上竟然指控说：「黑帮分子郝斌反对毛主席不是偶然的，我手裡有他的新罪证！」只见他手上一抖，说道：「这是郝斌上课的讲稿！全是他的白纸黑字！我念一段给大家听。」原来是郝斌在二十几万字的讲稿中，有关引述《毛泽东选集》的话，用「毛说」，而不是写「毛泽东同志指示」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大学弟向在场听众说：「革命群众听听，他居然把伟大领袖像美帝、苏修一样，称作「毛」！他是多麽的反动！」

周先生是个很博学的人,魏晋南北朝史是他做出成就的领域之一。《乞活考》是他一九四八年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一篇论文,纯属考据之作,讲的是西晋东晋之间,大量北方居民为避战乱,南渡长江,一时形成流民潮。其中一支带有武装的山西流民,约两万多户,走到黄河流域停了下来。他们自成一体,遥奉晋室正朔,抗拒胡族人侵,从公元三○六年,一直活动到四一九年,长达一一三年之久,称为「乞活军」。关于「乞活军」,史料中本来只有零星记载,语焉不详。周一良先生依据零星史料,拼缀出「乞活军」的大致面貌,填补了两晋流民史的空白。周先生在文章中还对「乞活军」作出一个评价,说他们是在「流民中团结最坚、活动地区最广、历史最久者」。一篇考据之作,不是专攻魏晋南北朝史的人,很难注意得到。我的一位大学弟,本以现代史为专业,平日雅爱博览,周先生的这篇文章,他不仅看了,还认真鑽研了。只因此文发表在一九四八年,正是国民党军溃散之际,南撤的脚步正停不下来的时候,「夕阳无语,最可惜一片江山」。此时此刻,周某人竟有这样的文章发表,在我的大学弟看来,其中隐含着一种不可告人的「反革命意图」,为国民党「出谋划策」—让南撤的国民党军找个地方「自成集团」、「凭坚乘险,保卫坞聚」,等待蜂迴路转的那一天。不然,怎麽说得上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呢!一九六六年八月之初,三院的虎皮牆上,贴出一份大字报,足有几十张。那个时候还没有「战斗队」,大学弟直接署名「丁XX」。大字报题目就是:「乞活考是一株大毒草—--周一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历史系的教师中,受过考据训练的原不在少,大家看了丁XX的大字报,觉得真是微言大义,敢于苟同的实在不多—--这就是《乞活考》的一段公桉。

前文说过，周一良先生起初发表在《读书》杂志，后来收入《郊叟曝言》的文章《还想说的话》，其中提到高海林的「军师」、「一名歴史系的教师」。此人就是我的这位大学弟。大学弟一九六六年七月贴出大字报,说周先生的考据文章《乞活考》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一九六八年还拉着高海林到「牛棚」去逼周先生承认这个「反革命意图」,周先生始终否认。这件事,直到出了「牛棚」,乃至晚年，周先生也未能释怀。

这样，读者对丁氏魔术的历史应该能有所了解了吧。顺便介绍一下，《流水何曾洗是非》由原北大教授郝斌所著。“郝斌是中国文革时期名噪一时的政治性人物。1966年7月26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在北京大学东操场群众大会上突然首次公开点出郝斌的姓名，并情绪激动、声泪俱下地‘控诉’郝斌‘迫害’毛主席的女儿李讷，致使他在一夜之间从北大历史系讲授中国现代史的一位普通助教，一跃而成为全国赫赫有名的‘反革命分子’。”“1978年始獲平反。后来曾任北大副校長。”“朋友，你想知道何谓中国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吗？你想了解中国文革的缩影——北大历史系在文革期间的是非曲折历程吗？那就请你阅读郝斌关于北大文革的回忆录吧！”（周南京）

在《抽掉林彪罪状第一块基石：丁凯文答问之三》中有如下文字：

虽然我们是小学生，学校里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所有小学生都要写心得体会，借以提高自己的认识觉悟。那时阶级斗争宣传之广泛，令人走火入魔。举个例子：同班一位女生发现一本少年读物里有一篇《大红马的故事》，讲的是红军的战斗经历，她竟然可以联想到此文就是“为彭德怀翻案”，而向校方汇报，得到校方好一通表扬。虽说那个年岁的我对“批林批孔”还是糊里糊涂，搞不懂林彪到底为何竟与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有了瓜葛，但林彪是个“坏人”这一印象却深深地扎根于我的脑海之中。可以说，官方的宣传还是很成功的，这种无时无刻、无孔不入的宣传，使得那个时代如我一样年龄的人，对当局的说法深信不疑。

丁凯文的观点就是：林彪不是坏人，“林彪是坏人”这一观点是“这种无时无刻、无孔不入的宣传”的结果，说明“官方的宣传还是很成功的”。

“林彪曾在文革中助毛为虐，当了毛发动文革的帮凶”，这是丁凯文自己说的。“助毛为虐，当了毛发动文革的帮凶”，这不是“坏人”是什么？可见丁凯文又放屁了。丁凯文所会做的，就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用臭屁来污染环境，把世人统统熏到。读者知道，丁凯文有一本很出名的著作《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说一说这本书中提到的三个人：陈卓然、毛应星和朱守忠。文字如下：

1970年2月12日,南京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组织“马列小组”质疑时政的学生查金华。知青陈卓然愤然不平,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拼合成60多条标语,贴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标语的主要内容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由于有人告密,陈卓然被捕,4月28日公判大会后被处决。

当时各省、自治区的政权掌握在各地支左部队首长和军管会负责人手上,这些军人多为“大老粗”,大多没有现代化的知识,一味奉承上意,服从命令是他们的天职,因此常常草菅人命,製造了许多冤案。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建民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公开发话:“不服管教的,你们报上来,整掉十个八个。”“不服管教”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一位原上海师范学校的副校长朱守中,因有一些“反动言论”被报到康健民处,朱守中于1970年2月21日被以反革命罪处死。

类似张坤豪的例子还有很多,诸如:1970年4月14日,“文革思想者”毛应星等,在甘肃被处决;5月8日,24岁的“文革思想者”女知青丁祖晓被处决;5月30日,“文革思想者”忻元华等,在新疆被处决。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不胜枚举。

以上文字中，陈卓然的罪行如同丁凯文指出的，标语的中有 “打倒林彪!”等。朱守中,因有一些“反动言论”。是些什么“反动言论”呢？丁凯文不会不知道，但是他打过门了。朱守忠的“反动言论”中有“林彪想偷天之功,据为己有,决无好下场!”“叶群若不是林彪的老婆怎么也挤不进中央。”判决书中有：“。。。书写反革命文章。。。恶攻击‘九大’......恶毒攻击林副主席。。。公开为刘少奇翻案叫屈。。。死心塌地。。。判处无期徒刑。”“文革思想者”毛应星说的是“林彪是蒋介石式的卖国賊，康生、陈伯达等是资产阶级政客。”

有的人，虽然根据披露的材料，根据也就数百字的材料，并没有直接指向林彪，但是其实都指向了个人崇拜。张坤豪说的是：“我认为我们的国家被个人迷信充塞着。”丁祖晓说的是：“喊‘万寿无疆’是假，要‘永远健康’是真。”“打倒个人崇拜！打倒奴隶主义-------‘忠’字！”他们的矛头不是指向林彪么？

丁凯文有一句话说的不错：“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不胜枚举。”这样的例子包括山东的付春禄，把亲笔书写的题为“《炮打江青小贱妃，火烧林彪狗奸宁（佞）》”大字报放在天安门东观礼台下地面上，被当场抓住，押回山东审理。临沂地区公安军管会于1968年5月9日以现行反革命判处付春禄死刑，立即执行；青海的安文忠，于1969年3月9日，在青海西宁市街头张贴标语900多张，其中有“打倒林彪、江青。”“林彪是镇压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于1969年9月23日被判处死刑。

请教丁凯文，他们都是“这种无时无刻、无孔不入的宣传”的结果么？你自己在你父亲的培育下，进了北大，享受到“这种无时无刻、无孔不入的宣传”，如今，开花结果，玩起了世界级的魔术。可是，陈卓然、朱守忠、毛应星、付春禄、安文忠，“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不胜枚举”，他们并没有接受“这种无时无刻、无孔不入的宣传”，他们和林彪的仇，是不共戴天之仇，丁凯文说他们接受了“这种无时无刻、无孔不入的宣传”，那是对他们的恶毒的污蔑。

笔者以为，丁凯文至少在以下三点表现出严重的脑部疾病。

其一，丁凯文说：“举个例子：同班一位女生发现一本少年读物里有一篇《大红马的故事》，讲的是红军的战斗经历，她竟然可以联想到此文就是“为彭德怀翻案”，而向校方汇报，得到校方好一通表扬。”你知道不知道：就在北大，就在北大的历史系，你的老爹从《乞活考》联想到“为国民党出谋划策”，成为该系教授周一良的一个罪名。丁凯文先生对于如此的恶劣行径不置一词，却对一个小学生的从《大红马的故事》联想到“为彭德怀翻案”喋喋不休。你这不是得了偏脑瘫？

其二，林彪说：“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丁凯文绝对是视而不见，见而不议。《不平系列》中说了，贺龙明明说了：“谁拥护党中央，谁拥护毛主席，我就支持谁!”丁凯文愣是把它抹去，然后就说贺龙是“王顾左右而言他”，那是在变魔术。而丁凯文对“得一人而得天下”不置一词，这才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是丁凯文变魔术成性，读者也就可以见怪不怪了。

其三，《丁凯文其人其父》，丁凯文当然是见过的，不过，丁凯文把头埋在沙里，装聋作哑，未见有一词。丁凯文平日抡枪舞棒，凭着北大学来的一身本事，眼睛里揉不进沙子，一见有对林彪不敬的，立刻扬马挥鞭，冲上前去，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而对于《丁凯文其人其父》这样的直接点到了其父之作，却能沉住气，不吭声，不容易。俗语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不能为父辩”，虽不为“大”，毕竟也是不孝之一，丁凯文忘记了自己如何来到这世上，忘记了是谁把自己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忘记了是谁把你送进北大，是谁让你拿到了硕士学位，忘记了是谁把这稀世魔术传给了自己，让你可以在当今世上丢人现眼。闷声大发财。丁凯文，你不能为父辩，是为不孝。虽然，说丁先生不忠不孝是不对的。丁凯文对林彪之忠，那是有目共睹，世上无双。看样子丁先生也是忠孝不能两全，有难言之隐啊。

丁凯文有一篇文章《实事求是还是曲学阿世？－－评叶晖南《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研究述评》》，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http://iccs.cass.cn/detail_info.aspx?sid=1357现似乎已删除）《记忆》总第二十九期（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其中说到：

叶晖南既然是写作有关林彪事件研究方面的述评，就应该对这一研究领域有相当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应当掌握当前学术研究方面的动态，分析各家研究之长短，指出其中之特点和不足，更应知晓这一研究领域的热点、疑点，加以分析、对比，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

三、对海内外的林彪事件研究一知半解或予以回避

近几年来海外对文革史的研究有着长足的进展，所发表的文章、书籍很多，林彪事件的研究亦有重大的推进，实际上成为林彪事件研究的重要阵地。但是通观叶晖南文，海外的有关研究只不过是寥寥几篇无关痛痒的短文，和几本滥竽充数的稗官野史。对于那些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书籍，不是有意回避，就是一知半解。

2014年，台湾大塊文化出版了北大（也就是丁凯文的母校）前副校長郝斌所著《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丁凯文先生，身为文革专家，文章成堆，粉丝成群。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流水何曾洗是非》这样“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书籍”视而不见，有意回避？眼中只看到化妆师，剪辑师以及一些哈林粉丝的哈林文。为了有助于先生的学术发展，更为了先生能避免“不孝”之名，有必要将《流水何曾洗是非》的文字披露于世。

南慎修的文章指出，丁则勤“是那时北大历史系教师中唯一一个对同事大打出手的人，而文革中全国教师动手打人的例子是很少的。” 南慎修的文章还指出：“被他打过的其他人还包括：他自己的老师荣天琳，他同教研室的郝斌（当时已因被江青点名而成了‘反革命’），研究日本史的夏应元，已被北大造反派首脑聂元梓打成‘中统特务’、关入‘牛棚’并打得半死的吕遵谔，研究中国史的高望之，已靠边站的系干部许师谦等。”

丁凯文有文章《不彻底清算文革的后果》，希望清算文革，这个愿望值得鼓励。可以看到，丁则勤这样的例子是文革中一个典型的例子。紧跟着伟大领袖闹革命，奉行着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文字狱的主角，锻人入罪，比小爬虫、“四人帮”更是棋高一着，更兼文斗、武斗，一手包办。丁凯文，你说说看，这样的恶棍该不该清算？

另外，网上有文《丁凯文其人其父》（360doc.com），也介绍了丁氏魔术，可以参考。有趣的是，文章的最后说到“华夏文摘抄CND消息树”。查“华夏文摘CND”，并无《丁凯文其人其父》一文。到底这是《丁凯文其人其父》的作者的一个障眼法，还是《华夏文摘》也学了共产党的招数，善于“和谐”？就不知道了。本人的建议，如果是“和谐”了，不妨找一找。共产党文革中这么多冤案都平反了，《华夏文摘》难道就不能反思一下？如果原来就没有在出现在《华夏文摘》，不如转载一下。看看文章就知道，这对于研究北大文革，研究整个文革都是极有好处的。

丁凯文如果《流水何曾洗是非》没有看过，【华夏文摘增刊】第九四一期（2014年05月05日）总应该看过吧，上面有郝斌的《宽宥和抹除》，便是从《流水何曾洗是非》摘录下来的，不妨往顾一下。这不过是举眼之劳，丁先生何必吝啬？你看看文章里面的丁则勤该不该谴责？该不该骂？

俗语说：要知文革，须看北大，到了北大，要看丁大。只要把丁大研究透了，文化革命怎么回事也就知道了。如此典型的文革案例，丁凯文不置一词，还称什么文革专家？一天到晚辨析来辨析去，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一个人都不敢辨析，身为北大硕士，不知道在学些什么东西。把母校的台都坍光了，脸都丢光了。

丁凯文写过文章《林彪的功过与林晓霖的浅薄》。笔者看到了丁则勤“在一次全系大会上突然发言，说‘我有罪，我要交代’”后，建议丁凯文去写一篇《林彪的亲戚和丁则勤的浅薄》。‘我有罪，我要交代’，这浅薄不浅薄？算不算“应声虫”？

笔者还建议丁凯文去写一篇《林彪的功过与丁凯文的忠孝》。在《林彪的功过与林晓霖的浅薄》一文中，林晓霖成了“应声虫”，那么丁凯文是什么“虫”呢？笔者一直想象不出，直到看了《流水何曾洗是非》才知道，原来丁凯文是“无声虫”。林晓霖为她的父亲谢罪，遭到了丁凯文的恶毒詈骂，林豆豆作了“口述”，得到了丁凯文的百般呵护。不管怎样，她们两个都发声了，都为他们的父亲发声了。可丁凯文有点奇怪，你就是把“丁则勤”贴在他脑门上，他也不吭一声。仿佛丁则勤和丁凯文是完全无关的两个人。丁凯文既不会为丁则勤道歉：他丁则勤是丁则勤，我丁凯文是丁凯文，我为什么要代他道歉？丁凯文也不会为丁则勤辩护：他丁则勤是丁则勤，我丁凯文是丁凯文，我为什么要为他辩护？我就奇怪，丁凯文是什么地方出来的？是石头里蹦出来的么？

当然，也有可能丁凯文确实眼睛有疾，没有看到郝先生的大作。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丁凯文的不孝，郝斌先生也有责任。丁凯文的《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兼谈所谓“林彪集团”》中开首便说：

友人近日寄来史云、李丹慧合著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以下简称《难》），拜读之余，虽感此书比国内版的官修党史教材有了某些长足进步，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依然显露出官史的痕迹。笔者不才，一些看法写出来就教于各位方家。

我相信，如果当时郝先生能够赠送一本《流水何曾洗是非》给丁凯文，一定可以激起丁凯文的无尽的灵感，丁凯文一定会文思泉涌，丁凯文一定又会有妙文佳作，丁凯文绝不会置之不理，而丁氏魔术一定会得到发扬光大。《流水何曾洗是非》不是也“依然显露出官史的痕迹”么？丁凯文一定会有“笔者不才，一些看法写出来就教于各位方家”，也可免了不孝之罪。

本人并且倡议成立“丁学”。丁氏魔术，在魔术界特树一帜，虽不及二当家“马屁学”对人类贡献大，但对于娱乐人类，也是必不可少。丁氏魔术乃是家传，且是传男不传女，至今已是岌岌可危。从“乞活考”到“丁凯文腰斩叶群”，亦是有迹可循。故有挖掘开发，拯救之必要。

话就说到这里。期望能看到丁凯文“不是有意回避，就是一知半解”的煌煌大作。

对于南慎修的文字，我是不大相信的。丁则勤，看看就是一副老实人模样，又是这么大个儿，会打人么？不可信。不过我说不可信不管用，最好还是丁凯文自己出来说一声。

所以我劝丁凯文：你呢，应该把精力分开一点，虽然说忠孝不能两全，你也不能只忠不孝吧。你毕竟是你老爹给了你生命。没有你老爹，你能在这世界上耀武扬威么？你老爹不仅给了你生命，而且在你学术的道路上，在你成长的道路上，都是一步步地教你，一步步地带你。终于带出了你这个个世界级的魔术师。

其实，丁凯文还是比较谦虚。家学，一般的人，如果有个当教授的爹，尤其是北大的教授，早就亮出来了。不过丁凯文从来没有拿他北大的爹拿出来炫耀过。和当年的老二的“谦虚”可有一比。丁凯文的文字功底甚为了得，估计一半得自于北大，一半来自于其父。当然，考虑到丁凯文的天才和勤奋，或许各占三分之一比较妥当。查看丁凯文在“官方”的阵地上发表的论文，查到的有四篇。

丁凯文，你可不能有了成就忘了爹啊。官方一直教你，北大一直教你，饮水莫忘掘井人，你不能因为这是“官方”就反其道而行之。

你为老二的辩护，文字已经是天文级了，为你老爹的辩护，无声无息，任凭着文字流传。这不太好，凭着你手中的这支笔，凭着你北大的硕士学历，只要你一出手，南慎修之流早就给你打得落花流水，落荒而逃了。莫非是因为南慎修不是“官方”，故而你手下留情，放他一马，宁可负了老爹，不对非官方下手？

咳，丁凯文，你也是有儿有女的人，如果你希望把丁氏魔术继续传下去，那末我劝你把《不平系列》好好保存，这里面有着丁氏魔术的全套解析，对他们来说是绝妙的教科书。有了这套教科书，他们将能很快地、熟练地掌握丁氏魔术。这对于他们成为你的传人，继承你的遗志，把漂林大业进行到底，将会大有好处。

可是，你想想，丁则勤的魔术已经彻底完蛋了，连他的亲生儿子都不愿意出来替他作一声辩护，你以为这丁氏魔术还能在世界上混？你难道真想把你的魔术传下去么？你难道不怕你的后代看到《流水何曾洗是非》？不怕他们看到《丁硕士语录》？不怕他们看到《不平系列》？

你今天不肯为你的父亲哪怕说一个字，明日当你被众人当落水狗打的时候，你能指望你的儿女为你辩护么？

咳，丁凯文，我只是没法预料，当你的孩子知道了你的魔术的奥秘以后，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欣赏你的才智，佩服你的功夫？他们会愿意继承你的事业？我只是没法预料，当他们知道了你的这一套魔术以后，他们会鄙视你还是崇拜你？

我劝你一句：放下魔术，立地成佛。改行吧，魔术该结束了，闹剧该收场了。笔者有《文革英烈》三册，你要好好研读，那末你的“嗜魔成癖”症自然能够痊愈。否则的话，只能看你的造化了。真是：

流水何曾洗是非，

魔术依然颠黑白。

横批：丁氏家传

斥“毛说”，殴同侪，丁则勤均谙其道

变魔术，漂“助毛”，丁凯文皆握绝技

横批：子承父业

半辈子“得天下”    马屁独步天下

遍海外护表姐        魔术冠盖全球

横批：林迹丁循

附一：郭罗基：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周末文刊》2012年第14期发表我的《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的同时，对此文的反驳也在屁股后面跟着来了。

我料定马悲鸣无法回答的问题，他请丁凯文来回答，说：“只好勉为其难，简单通俗地略答两个外围问题，主要问题还是转请丁凯文先生来回答。请郭先生和读者谅解。”“两个外围问题”以及其他“外围问题”，就不要纠缠了，直奔“主要问题”。

丁凯文先生并没有替马悲鸣回答问题，而是反驳我的已经发表的和尚未发表的两篇文章。反驳也不要紧，就是不能忽略“主要问题”。

什么是“主要问题”？

我以为已经说得很明白，无奈有人看不明白，不得已，只好拎出来再说说。

我的第一篇文章《关于严慰冰的争议》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不是严慰冰违法，而是共产党违法；所谓严慰冰“反革命”案，实际是共产党违法案。有一位杜钧福先生，写了一篇《严慰冰匿名信案是何时侦破的》，说是“驳斥”了我的“谬论”。他的文章和我的“谬论”根本不沾边，更谈不上“驳斥”。还有一篇《读者来信》说我“为严慰冰的所作所为强作辩护”。这些，都是对我的文章还没有看明白就急于发表意见。要说“强作辩护”，我不是为严慰冰的所作所为“强作辩护”，而是为法和法的精神“强作辩护”。为了让人看明白，我又进一步展开。

共产党违法，制造严慰冰“反革命”案的根源在于：

第一，混淆伦理和司法，混淆善恶和罪与非罪，以道德裁判代替法律裁判；

第二，党权吞食司法权，罪和罚都是执行党的决定，实体法和程序法统统不起用。

这两个问题，不仅是产生严慰冰“反革命”案的根源，也是产生一切冤假错案的根源。我从理论上进行抽象，就是希望消除这种根源，避免一切冤假错案。

这两个问题，还是共产党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不良传统。许多人的思维也为传统所束缚。这是共产党在几十年中制造冤假错案的社会条件。所以，我大喊一声：“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

一个“主要问题”演化为两个“主要问题”。

丁凯文如果要对我进行反驳，就应该针对这些“主要问题”。

首先要证明，不是共产党违法，而是严慰冰的“反革命”罪罪有应得。

所以说不是共产党违法，还需要证明：

第一，不是混淆伦理和司法，而是……；

第二，不是党权吞食司法权，而是……。

丁凯文的反驳游离在“主要问题”之外，枝枝节节，鸡零狗碎，自己说过的话不断重复，没有新意，毫无长进，别人说过的话大量引用，没有分析，不辨真伪，十足摆了一个陈陈相因的杂货摊。

坚持混淆扩大混淆

丁凯文非但没有反驳的能力，而且理解的能力也很成问题。我说：“丁凯文的《不容青史尽成灰》，是以道德裁判代替法律裁判的典型。”“‘心态龌龊肮脏，手段低级下流’是道德领域的问题，‘刑事犯罪’是法律领域的问题，两者不可混淆。”他为自己辩护道：“严慰冰匿名信事件的基本事实是清楚的，笔者评论严慰冰‘心态龌龊肮脏，手段低级下流’并未说错。”这就是对我的文章没有看明白了。问题不在于这句话有没有说错，而是以此作为“刑事犯罪”的根据是荒唐的。我一再说道德领域的问题和法律领域的问题两者不可混淆。他却再三强调“严慰冰匿名信的丑陋、下流”、“不堪入目”等等，就是犯罪，坚持混淆。

丁凯文非但坚持混淆，而且还要扩大混淆。他说：“对严慰冰匿名信事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是非认识。”又说：“严慰冰无端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一事本身的是非与对错是很清楚的。”除了用善恶来混淆罪与非罪，他又用是非来混淆罪与非罪。是非对错是认识论范畴，罪与非罪是法律范畴；认识论领域的“非”和“错”并不是法律领域的“罪”，法律领域的“非罪”也不一定是认识论领域的“是”和“对”。这个道理，具有初级的逻辑思维的人都能明白。

丁凯文不知还会生出什么别样的混淆来，且拭目以待。

丁凯文坚持混淆、扩大混淆，如果主张混淆有理，应该讲出一点道理来。

刑事犯和政治犯

丁凯文在《不容青史尽成灰》中说：“严慰冰案属于以造谣诬蔑为手段破坏他人家庭幸福，是恶意人身攻击和诽谤，属于刑事犯罪，并非政治犯。”他的意思是说，严慰冰犯了“诽谤”罪，并非“反革命”罪；她是属于犯了“诽谤”罪的刑事犯，并非犯了“反革命”罪的政治犯。他自以为纠正了历史案件。殊不知恰恰暴露了本人缺乏常识。中国政府是不承认中国有政治犯的，“反革命”罪正是列入刑法的刑事犯罪。我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判定严慰冰的“反革命”罪和“诽谤”罪，均不合实体法和程序法。在这一点上，丁凯文还不是没看明白，而是闭眼不看，又重弹老调：“严慰冰一案仅仅是简单的刑事案，而非政治案。”说得很轻松，“简单的刑事案”，法律根据何在？

法律根据没有。不懂法律的丁凯文，抬出同样不懂法律的“土八路”邱会作作为根据。丁凯文写道：“邱会作回忆说：‘严慰冰的做法，当时是触及刑律的犯罪行为，现在看仍然是触及刑律的犯罪行为。’”邱会作已经永远闭上嘴了，那么，请丁凯文回答：当时触及的是哪条刑律？“现在”触及的又是哪条刑律？按照马悲鸣的说法倒是省事，不必回答严慰冰触及哪条刑律、犯了什么罪，是周恩来为了保护老战友严朴的后代，把严氏姐妹放到监狱里的，那里“才是保全性命的最好去处”，否则她们就难免杀身之祸。马悲鸣的作品每有奇思，但正如一位网友的评论所说，只能当作“消遣”。认真不得的，若与之争辩，自己也沦为“消遣”的水平了。

丁凯文推而广之，说：“这种行为在任何正常的法制国家都属于刑事犯罪。”中国是不是属于“正常的法制国家”？国际舆论不认为缺乏司法独立的中国是“正常的法制国家”。丁凯文判定严慰冰为“刑事犯罪”，这样就轻而易举地把中国也列入“任何正常的法制国家”了。从马悲鸣到《读者来信》再到丁凯文，都拿“西方法治社会”、“任何遵守法制的国家”、“任何正常的法制国家”来说事。世界上的法治国家有几十个，实行法治有几百年，举出一个案例来说说如何根据匿名信判处“反革命”罪（法治国家没有“反革命”罪，但有暴乱罪、叛国罪）和“诽谤”罪，还不容易吗？我提了几次，你们就是举不出一个来！

我举出美国的案例来说明在“诽谤”问题上的法和法的精神。丁凯文说：“郭罗基先生洋洋洒洒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美国司法体系如何保护批评者云云，完全是文不对题”。他不懂法律，所以就不知道案例的意义，美国法治的进步就是靠许许多多案例的推演来实现的。我是故意“洋洋洒洒”，希望对不懂法律的人作一点启蒙。除了丁凯文这样的拒绝启蒙外，有人还要我多讲、多写。你们举不出一个案例，只是凭假设、推论来武断“任何正常的法制国家”的“文”，倒是“对题”了吗？

顽固维护党权吞食司法权

丁凯文对我的批判还进行一番定性，说：“郭基本上还是站在共产党‘政治正确’的立场上评判这么简单的一桩刑事案。”我在两篇文章中谴责“共产党违法”，指出中国“只有党治，没有法治”。如果共产党承认违法，承认党治违反法治，那共产党的立场与我一致了，也可以说我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了。很遗憾，共产党的立场是“党大于法”。我是反共产党的立场。丁凯文先生！还是对我的文章没有看明白，连正和反都搞不清楚。结果，正像澳大利亚土著的飞镖，飞出去的帽子又回到自己的头上。丁凯文说：“中共当时对严慰冰匿名信案的处理是非常严肃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处理的。”“中共中央在处理严慰冰案一事上颇动了一番脑筋。”这才是共产党的立场，这才是维护共产党的“政治正确”。我已经指出，对严慰冰的定罪、抓捕、收监，不经司法程序，没有法律根据，一切都是党的决定，这叫做党权吞食司法权。丁凯文却认为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处理”理所应当，“是非常严肃的”，“颇动了一番脑筋”的，可见，在他的头脑中，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维护党权吞食司法权的观念，何等顽固！

丁凯文所称赞的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讨论决定处理”严慰冰案以及“彭、陆、罗、杨反党集团”案时，完全是站在维护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的林彪的立场上。现在的“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倒并不站在维护林彪的立场上了，严慰冰的“反革命”罪也平反了。而丁凯文美言“中共当时对严慰冰匿名信案的处理是非常严肃的”，是“颇动了一番脑筋”的，在严慰冰的“反革命”罪平反之后，还要追究她的“诽谤”罪，就是继续站在维护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的林彪的立场上。

原来林彪是他的表姐夫

我在《周末文刊》上看到丁凯文的文章之前，未闻“丁凯文”其名（恕我孤陋寡闻）。丁凯文好像对我很了解，说“郭罗基先生曾在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郭罗基先生在北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多年”，“号称马列主义哲学家”。错了，我从未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过，我在北大的工作单位是哲学系。哲学系没有一门课叫做“马列主义哲学”，也没有一个人“号称马列主义哲学家”。“马列主义哲学”、“马列主义哲学家”这些概念是不准确的，只有半瓶子醋的人才会使用。

丁凯文说，郭罗基是“可笑”的。好大的口气呀！

丁凯文究系何许人？于是，我上网搜索，方知丁凯文原名丁克迅，父名丁则勤。果真如此？丁则勤是我在北大历史系的同学。因文革中打人，他在北大不好处了，于是去了清华。他的太太、丁克迅的母亲王毓钟是我的无锡老乡。我还认识丁则勤的兄长、丁克迅的伯父丁则良。我曾看到丁则勤抱着儿子在校园里走动，孩提时代的丁克迅我应该见过，但现在没有印象了。不管怎样，顿时有亲切之感。又想起往事一桩。“九一三”事件之后，历史系传达讨论中央文件时，丁则勤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表现沉痛。众人莫名其妙，劝他镇定情绪，慢慢道来。他说出，叶群和他们丁家是亲戚，论辈分丁则勤还是叶群的表舅。那么，叶群是丁克迅的表姐，林彪就是丁克迅的表姐夫。原来如此，大有来头。其余，读者不要过分猜测。

丁克迅本人，1983年进入北大国际政治系读硕士研究生。1982年，我被邓小平赶出北大，发配南京。从那以后，北大培养出什么样的人与我无关。但虽无直接责任，还有间接责任。国际政治系的教师中有一些人是我的学生。我没有把我的学生教好，我的学生们又没有把他们的学生教好，以至出了丁克迅这样的不硕的“硕士”，都是属于“教不严，师之惰”。

如果一一指出丁凯文的文章中的差错，那就太繁琐了。

克迅贤侄，听我一言相劝：你的文章显示，做学问的基本功甚差。据说你还出过一两本书，有空我将找来翻翻。在校时没学好，现在宜加紧自学，特别要在逻辑思维的训练和法律常识的学习方面多下功夫。

2012年5月1日

《周末文刊》2012年第27期，最后一节《原来林彪是他的表姐夫》被编者砍掉

附二：宽宥和抹除——周一良晚年心境一窥（文革博物馆通讯（七七三））

作者：郝斌（原北京大学校长）

1966夏至1969年夏，时值周一良先生53－56岁，这几年的他，多半在“牛棚”里度过。三十多年过去之后，他快90岁了，“牛棚”的阴影，依旧萦绕心头，挥之难去，以致成为他晚年三大不快的心结之一。周先生留下的文字、遗物之中，对此都有明白的表征。

“文革”之中，北大历史系有过一个庞大的“牛鬼蛇神”队伍（1），是以周先生在“牛棚”里的境遇，目睹见证者不少。时光荏苒，屈指一数，这些人大部分凋零作古了；我当年30岁出头，如今也至耄耋之年。逝者如斯，说起来都是些前尘往事，一切全在可以宽宥之列。不过，宽宥不等于忘记，更不等于可以抹除。这个话应该这样两面说到、做到，才不至于偏废，偏废会招致负面的效果。今日回头反思“文革”，理性与不回避、不抹除，应该是亲历者用心把握的两点；或缺其中之一，恐怕难以完成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份作业。交卷的时间已经耽延至今，答案及格才好。去年已是周先生百年冥诞，我把一些陈年往事，点点滴滴回忆出来，一作对先生的怀念，二让年轻的朋友当个故事听听，庶使这段历史不致完全成为灰烬。

周先生晚年的心结，究其所在，我以为，就是今天反思“文革”之时我们劈头遇到的问题：宽宥碰上了抹除，你该怎么办？

显现本尊

1966年，政治风云诡谲多变。4、5月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连结在一起，打成一个“反党集团”，霎时之间倒台了。这时节，斗争还只限于上层，广大工农并不知情，依旧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日子。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对校长陆平不满，已非一日。这时的她，以高度灵敏的政治神经，觉察到上层的动向，再经与康生的一番上下互动（2），于5月25日，在校园给陆平贴出大字报。如今只看这份大字报的标题，就知道她真的费了不少心思：《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前有宋硕，后有彭珮云，把陆平的名字嵌在中间，音在弦外，是说陆平与刚刚倒台的彭真该有什么瓜葛－－因为宋、彭两位既是彭真手下的得力干部，又是陆平与上级机构中交往密切的人士（3）。拔了萝卜带出泥，政治斗争的学问，全在妙手一用。

上图：北大校长陆平

下属对上级有意见，公然以大字报方式表达，有点异乎寻常，当年也不被容许。仅仅一天功夫，聂元梓的大字报就被反对的大字报糊盖得严严实实，事情好像就此烟消云散，其实风暴刚刚到来。一周之后，即6月1日的晚间，北大校园里被覆盖的那张大字报一步青云，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语调铿锵，而且反复重播，直至次日。此时的陆平跌坐家中沙发之上，默无一语（4）。次日，大字报在《人民日报》上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同时，另加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篇千字短文，说到“陆平及其一伙”的时候，用语不凡，呼之为“黑帮”、“黑组织”和“黑纪律”。这类冠以“黑”字的语词连续使用了6次。陆平随即被撤销一切职务，北京市委也被明令“改组”。到此一刻，人们方才悟到眼前的事态不小。这时候的北大校园，就像一口烧开的热锅，到处冒泡了。未名湖畔的铜钟，几十年来上课、下课都会准时撞响，在此之后，即长歇长弃。打钟的老人姓赵，燕大时期，人们称呼他“DearZhao”，他一分不差地打钟，几十年如同一日；“文革”事起，纷乱吵嚷的燕园，便再不需要他的准确性和责任感了。

这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历史系师生，大部散在农村参加“四清”；一、二年级的学生和少数教师，则在京郊昌平县太平庄搞“半工半读”。不论大家身在何处，大字报的全文都是听了又听，生怕漏掉一个字。北大虽然瘫痪，后勤事务好像还有人做主，星散的师生，都被校车陆续接回北大。6月5日返校那天，我刚放下行李，就听见有人在走廊上呼唤历史系师生到第一体育馆集合。那已是晚上，说是开会，却没有人主持。篮球场上的人们围了个圈子，空冷了好一阵，气氛凝重。这时候，人群里忽然有人高声喊话。

那是从太平庄回来的学生，当时他们疑窦满怀。因为三、四个月以前，太平庄的“半工半读”活动有过一个开学典礼，曾来出席讲话的，就有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他算是到会祝贺的最高级别人物。没有几天，他的《燕山夜话》就被拿出来批判，里面的所谓反党“黑话”，报纸上揭出一条又一条。如今，聂元梓大字报标题上赫然在列的彭珮云，又在太平庄蹲点，一住十天半月乃是常事，学生们总在食堂里遇见她。太平庄是一家“黑店”，这个想法虽没人说出口，但在学生心里已是油然而生。有个撚儿就是炮仗，当时校内的形势已经如此。

话说那天晚上在第一体育馆，先有学生当面质问几位班主任，不得要领，接着有人指呼系总支书记徐华民出来答话。徐有问即答，只是满脸的苦相和委屈；他答“不知道”、“不清楚”，语调无奈而真诚。接着，又有学生指呼周一良先生答话。周先生好像也刚从农村回来，但已经换穿了一件干净、褪色的中山服。他走入人圈，站定之后，先用两手抻了抻上衣的下摆，又抬起胳膊提了提领子，整衣昂首，面色肃穆。他的回答跟徐华民一模一样，但字字皆有音节。他们两位是历史系主要的党政负责人，对答如此，学生不满，但也提不出更多的质问。僵持了好一阵，大家泱泱而散。

后来的三年间，周先生被批被斗多次，算将起来，能够保持师长尊严的，大概这是唯一的一次。至于其他“牛鬼蛇神”如我等辈，人格辱尽，遑论尊严。那天晚上北大第一体育馆里的周先生，我以为，显现出来的正是他的本尊。

《乞活考》公案

随后，由海军和煤炭工业部抽调来的干部组合为一个“工作组”，来到历史系维持局面。师生人等俱被安顿在室内，顶着6月的酷暑，整天学习社论。周先生随同大家一起学习。

历史系所在的三院，墙内墙外，贴满了大字报，内容多半是从报刊上批判翦伯赞的文章里抄下来的语句，只是在他的名字上多打了一个红叉，人们往来走过并不驻足。一天，忽然有长篇大字报贴出，占满了大门两侧的墙面，平衡对称，让人耳目一新。原来的虎皮墙上，因雨水常年冲刷石块松动的地方，全被遮盖起来。这篇大字报不但长，而且内容也耸人听闻，它指周先生的一篇文章内藏玄机，“为国民党出谋划策，是一株反动透顶的大毒草”。

“大毒草”指的是周先生早年写的一篇考据文章《乞活考》。这篇文章讲的是，西晋东晋之间，胡族自北而下，北方人民为避战乱纷纷逃亡江南，流民一批又一批，形成一次人口迁徙大潮。其中从山西出来、被称为“乞活”的一股，约两万多户，行至黄河流域屯留下来。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拥有武装，自成聚落，遥奉晋室正朔，抗拒胡族，这种自存自保的状态，竟从公元306年一直延续到419年，长达113年之久。在这百年之间，他们有力地配合了司马氏政权的北伐活动。史书上有关“乞活”的资料，本来点滴片段，散在各处，人们但知“乞活”其名，不能窥其全豹。周先生经过穷搜苦检，居然连缀成篇，把“乞活”的面貌勾画出来，填补了两晋流民史的空白。这样的文章，没有点功力、读书不多的，是绝对作不出来的；周先生作出之后，能识货、能欣赏的人，也只限于狭窄的小圈子，三、五同行而已：专攻世界史的不用说，就是研究中国史的同仁，上搞秦汉、下搞明清的，也只是翻翻罢了。然而，这篇大字报的作者丁则勤，却是历史系专攻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青年教师。他平日兴趣广泛，雅爱涉猎，不知什么时候钻到图书馆旧期刊阅览室里，研究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948年，那正是国民党大军仓皇南逃、溃不成军之际，“夕阳无语，最可惜一片江山”，值此时刻，居然有周一良这样一篇文章刊出，大字报就说，《乞活考》作者的用心是要溃逃的国军，效法“乞活”当年的做法，相机止步，凭坚乘险，拥兵自保，以待来日－－果真如此，不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又能是什么呢？！读者朋友，周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只印几百份、向来没有多少人看的《燕京学报》上。国民党上层，漫说此刻已是惶惶不可终日，就是好整以暇之际，又有谁有闲心去看这种枯燥的文字呢？再说，真的看了，就能复制出一个现代版的“乞活”吗？您看，这样的事，今天听来匪夷所思，可在四、五十年前，不特有如此奇异的思维，它居然还能找到市场、被人接受－－跟大字报作者一起署名的，就有历史系二年级的几名学生，只不过他们使用了一个小组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