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

（1045 ~ 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江西诗派始祖。

 

 

 

 

文 | 阿宋

图 | 网络

编辑 | 云在

1105年, 宋徽宗崇宁四年九月三十，61岁的黄庭坚在他的谪居地宜州（今广西省宜山县）去世。

黄庭坚晚年日记《宜州乙酉家乘》，在其生后由朋友范寥（字信中）整理刊印，范寥作序记崇宁四年（1105年）三月十五，范抵达宜州谒见先生，山谷容貌“望之真谪仙人也”。范寥“自此日奉杖履，至五月七日，同徙居于南楼。围棋诵书，对榻夜语，举酒浩歌，跬步不相舍。凡宾客来，亲旧书信，晦月寒暑，出入起居，先生皆亲笔以记其事，名之曰《乙酉家乘》，而其字画特妙。尝谓余，他日北归，当以此奉遗。至九月，先生忽以疾不起，子弟无一人在侧，独余为经理其后事，及盖棺于南楼之上，方悲恸不能已。”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转载范寥言：“鲁直至宜州，州无亭驿，又无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适为崇宁万寿寺，法所不许，乃居一城楼上，亦极湫隘，秋暑方炽，几不可过。一日忽小雨，鲁直饮薄醉，坐胡床，自栏楯间伸足出外以受雨，顾谓寥曰：‘信中，吾平生无此快也。’未几而卒。”

范寥和陆游上述两段记录，说明黄庭坚在九月忽然亡故应该由急病而致。这之前，无论黄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貌似健康而积极，“他日北归”在他思想里是一件理所当然的自然事。 他日常生活似乎应付自如，看不出存在任何慢性消耗性或致命性疾病缠身的恶液质体症迹象例如发烧、体绀、腹涨、肝臭、浮肿等，所以基本可排除山谷的死亡牵涉某种慢性传染病所致败血症或者主要脏器（心肺肝肾）功能慢性恶化衰竭的可能。

去世前一年，1104年，60岁的黄山谷因“幸灾谤国罪”贬往宜州，三月十四抵达（湖南）永州，受其粉丝蒋湋（字彦回）盛邀，歇于蒋家“玉芝园”中。时，蒋湋公子蒋观言年15岁。数十年后，蒋观言对来访的杨万里回忆道：“山谷美丈夫也，今画者莫之肖”（杨万里：蒋彦回传）。黄庭坚亡后24年（1129年），南宋皇帝赵构解除元祐党禁，恢复黄庭坚名誉，二年后，又追赠黄为直龙图阁，加太师。 时，杨万里5岁。所以，在杨万里成人后访蒋观言于玉芝园时，黄山谷声誉已然是正当中天，黄的画像被当时画师润饰高捧也应是必然。但即便如此，见过黄山谷本尊的蒋观言依然认为其画上形象赶不上真人的玉树临风，即黄山谷本人是个无法再帅的美男子。注意，蒋观言眼中的美丈夫，自然有潘安的玉质金相，同时或多或少必透出一种健康的风韵，而不会是一种看上去沉痼自苦的抑郁憔悴态。

如今能够搜索到的黄山谷晚年画像，丰盈略有富态，乌发，与黄57岁时自述的“瘦苶”且“須发尽白”不符。古时人们视体胖为健康标示，现存的黄山谷画像如果确循于某种真人印样，画中之“丰盈”应该是当时绘画师良好意愿下的指尖红包。然而山谷描述自己“瘦苶”，也未必真“瘦苶”，更可能的是一个人对自己不在高期许健康态下的一种不满足情绪。折中下来，似乎当时的黄山谷应处于一种当今的人们求之不得的不胖不瘦状态。蒋观言看到的“美丈夫”态（60岁）和范廖看到的“谪仙人”态（61岁）应该是山谷当时的真实体态。《山谷集》（四库全书本）第14卷中《写真自赞五首并序》曾记他因为崇拜王维，元丰年间书信舒城（今安徽舒城县）李伯时，“求作右丞像，此时与伯时未相识，而伯时所作摩诘偶似不肖，但多髯尔。” 中华历史上名声响亮的“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王维，被李伯时画成他从未谋面过的黄山谷本尊类似像，足可提示山谷虽未必一定有蜂迷蝶恋之惊艳，但形貌大致靠近“陌上人如玉”风致，应该不属于太过离谱猜测。

黄山谷的这种“美丈夫”态，与他一生始终非常清醒的身体健保意识和生活自律规戒相符合的。

1084年，元丰7年，40岁的黄庭坚写下《发愿文卷》，这篇文卷也是现存可见的最早黄庭坚书法墨迹：“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淫欲；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饮酒；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食肉。”十五年后（1099年），黄庭坚在戎州作《醉落魄》，题注：“老夫止酒十五年矣，到戎州恐为瘴疠所侵，故晨举一杯，不相察者乃强见酌，遂能作病，因复止酒。”可见黄对自己当初的发愿是认真的，而且说到做到。事实上，黄庭坚在40岁发愿止酒前，他也早在控制美酒梁肉，只不过在自控和情澜之间，病痛和酒肉之间，他采用的是小心警戒、平衡两顾的办法，而不是完全的断肉戒酒。 元丰二年，1079 年，35岁的黄山谷作《次苏子瞻和李太白浔阳紫极宮感秋诗韵追怀太白子瞻》，诗云：“我病二十年，大斗久不覆。因之酌苏李，蟹肥社醅熟。”自注“予以病不能食，暂开酒肉”。所谓“大斗久不覆”，他不碰酒勺已然有一段时间了，而且这个时间不算短。如果我们就此推测黄30岁上下即感酒肉伤身并有避酒肉之戒心和执行行为，不算妄言。

发愿文卷 （局部）

黄庭坚好友张耒诗《赠无咎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其七）可作佐证 （1）：蒋观言的山谷“美丈夫”说法不虚，黄年少即是玉面郎君 ：“黄子少年时，风流胜春柳”；（2）黄中年皈依禅宗，生活有自律规戒 ：“中年一钵饭，万事寒木朽，室有僧对谈，房无妾侍帚。” 元丰三年，1080年，36岁的黄庭坚外放知吉州太和县，途经舒州（今安徽安庆地区），访三祖山山谷寺，遂自号山谷道人，算是他皈依禅宗的一个告示标号。

所以，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的断论，黄庭坚一生，从少年到老死，其形体未出现过正常态以外的的可辨识偏移，甚至很可能，他一直保持着一种高于常人的“健康”外态。自然，这种俊朗外表不代表身体内疾的不存在。恰恰相反，黄山谷中年起的各种生活上清规戒律的鲜明意识，正是他年少时即被病恙常扰的催醒结果。据李跃林先生的整理（待发表），黄记录自己各种病痛的相关文字逾万。上述《次苏子瞻和李太白浔阳紫极宮感秋詩韵追怀太白子瞻》诗“我病二十年，大斗久不覆”，即提示山谷非常年轻时（15岁），其身体已遭病魔，之后长期缠身，而且他发现酒肉可触发或加重病情。而很可能也因为这个病，年轻的山谷一度血气不足，失于调护。西宁二年（1069年，黄25岁），作诗《次韵裴仲谋同年 》，流露倦归山林之意：“白发齐生如有种，青山好去坐无钱。”年轻而白发生，山谷当时气血诚有不足。为此，他曾自制“菟丝子”健胃良方，自调气血，并得满意效果。在《与王子均书》中，他这样传授经验：“承示尊体多不快，亦是血气未定，时失调护耳。某二十四五时，正如此因服菟丝子，遂健啖耐劳。此方久服不令人上壅，服三两月，其啖物如汤，沃雪半岁则太肥壮矣。若觉气壅，则少少服麻仁丸。某尝传此法与京西李大夫服，不辄，啜物作劳如少年人也。服菟丝子法，菟丝子不拘多少，用水淘净研为细末焙干，用好酒一升浸三日许，日中晒干，时时翻令沥尽酒，薄摊曝干，贮瓷器中，每日空心抄一匙温酒吞下，则饮食大进。”

根据黄?（南宋）所撰的《山谷年谱》（巻7）载：“元丰元年戊午上，先生是岁在北京。是岁考试举人于衞州，先生与东坡书云：自衞州试举人归，于郑掾处得赐教；又云：去九月到京，老儿病脚气，初甚惊人，?得善医者诊视，今十去九矣。又苦寒，未能良愈，坐此不通书门下云云，盖此书乃次年之书，今先附此。”元丰元年（1078年），黄山谷34岁。廖育群先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关于中国古代的脚气病及其历史的研究》认为，晋代到北宋早期的“脚气”病，类似于现代医学所言的“多发性神经炎”。而“北宋后期的所谓‘脚气’，乃是各种腰脚痛、关节疾患”。1078年是北宋中期，分析黄山谷一生的生活习性及这个“脚气”病对他身体的影响，我找不到为什么34岁的黄山谷会患上腰脚痛病并长期频繁发作的由头；但我有充足由头判定黄的“脚气”病为“多发性末梢神经炎”。黄山谷作为文人，也熟悉医书，其下笔用“脚气病”词，自然遵从其读过的医书用语，而不会去跟风当时可能新冒出来的不同于过往医书表达含义的“脚气症”名字。换句话说，黄山谷是个通医者，对于他熟悉的医书中描述的“脚气”病和他自身存在的“脚气”病，他有完全的知识能力贴切衔接，而不会混淆于当时民间有可能存在的通俗“脚气”俚语（腰脚痛）。《山谷集·卷16》录有其元符三年（1100年）三月为《庞安常伤寒论后序》，其医家之识颇卓：“其所论著伤寒论，多得古人不言之意。其所师用而得意于病家之阴阳虚实，今世所谓良医十不得其五也。余始欲掇其大要，论其精微，使士大夫稍知之。适有心腹之疾未能卒业，然未尝游其庭者，虽得吾说而不解，诚加意读书则思过半矣。故特著其行事，以为后序”。不仅作序，山谷也为文章作了校正（“庞老《伤寒论》无日不在几案间，亦时时择然识者，传本與之。此奇书也，頗校正其差误矣。”（致云夫七弟尺牍）。黄山谷自34岁初提“脚气”病，此后二十余年，多次描述，概一而惯之，不存在对于“脚气”病的概念变换。《山谷集》中，提到他苦于“脚气”病共有9处（卷20，别集卷·上，别集卷5（两处），卷7，卷12（两处），卷14，卷15）。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黄57岁，在给朝廷的奏章中，他汇报道：“臣到荆南，即苦痈疽发于背脇，痛毒二十馀日，今方少溃，气力虚劣。而以累年脚气并起，艰难全不堪事。”

根据病情轻重，多发性末梢神经炎症状可见：脚腿发凉、发绀、麻木、过敏、疼痛，可伴运动障碍甚至肌力减退、肌肉萎缩，会出现营养障碍性贫血，促发糖尿病。其致病原因大致有：金属中毒，营养代谢障碍，病毒细菌感染，过敏反应，家族病等。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1079年（元丰二年）黄庭坚35岁，曾作《杂诗四首》，其中之一云：“黄帝炼丹求子母，神农尝药辨君臣。如何苦思形中事，忧患从来为有身。”诗中忧患出于如何养得长生，似乎唯有丹药可解百惑，练得仙身。 这首诗大概是可追踪到的黄庭坚可能迷于丹药的最早文字记录。这之后，山谷有大量的文字与丹药相关，或谈体验，或说配制，或求丹于人等等。《山谷集》中，直接书写有“金丹”或者“金液”或者“砂”（丹砂、辰砂、朱砂）的文字达25篇之多，相关总文字量接近四千（卷一1篇，卷八1篇，卷十一1篇，卷二十1篇，卷二十八2篇，别集卷上2篇，别集卷下5篇，别集卷141篇，别集卷六4篇，别集卷十五1篇，外集卷一1篇，外集卷六1篇，外集卷七2篇，外集卷十三2篇）。

在《金液珠说》一文，山谷这样理性探索并鼓吹丹药的功效：“开封祝天贶屈蜀纸，流金液作珠，逡巡而成丹，服之而痼疾起。盖此石性能温中而实下，推陈而致新阳物也。而济阙明者下而成珠，其垽与石则止，故不凝滞而为疽余异之。诚有补于衰朽而不疾人，故书其说以遗之。” 1085年（山谷41岁）前后，山谷收到朋友黄几复从岭南“寄惠金液三十两”（黄几复自海上寄惠金液三十两，且曰唯有德之士宜享，将以排荡阴邪守卫真火，幸不以凡物畜之戏答：皱面黄须已一翁，樽前犹发少年红。金丹乞与烦真友，只恐无名帝籍中。）（吴光田：书帖考证与链接—黄庭坚研究文集；张传旭：黄庭坚年表。） 宋代和剂局方中1两单位大致相当今42克， 三十两金液（液体汞）即相当于1200余克，容量约两个中小鸡蛋（近90毫升）。黄山谷使用这些“金液”再配硫黄、其他金石、并一些中药材，炼制丹砂（硫化汞）。为了得到最纯红的丹砂，炼丹人会不断反复烧炼（释汞 —— 硫化），“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循环往复九转九合之后（所谓九转还丹），方得使人长生不老之“仙丹”。炼丹祖师晋人葛洪的《抱朴子·金丹篇》如此指点迷津：“凡草木烧之即烬，而丹砂炼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 烧制丹药过程中释放的汞蒸汽吸附于皮肤或者经呼吸道吸入，以及服用含汞仙丹，都有可能会被微生物转化成脂溶性的有毒甲基化有机汞，沉积于组织和各器官，而最先受伤害的自然是敏感且含脂比例最高、同时又代谢缓慢的神经系统。根据中毒轻重和时期长短，可出现失眠、头痛、疲乏、情绪变化、肌肉疼痛痉挛、口腔溃疡、手脚麻痹、下肢水肿、步态不稳、精神失常、口齿不清、视力、听觉及各器官功能（包括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受损的多种症状。

回过头来讨论，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黄山谷（时34岁）初提 “病脚气，初甚惊人，?得善医者诊视，今十去九矣。又苦寒，未能良愈” （与苏子瞻书），虽然没有直接文字记录1078年或之前黄山谷有服用丹药或者炼丹活动，但可以肯定，以34岁年纪得“惊人”脚气病发作，必存在一个非常的急性致病因素，而这个因素最大的可能性是丹药中毒（营养代谢障碍所致脚气病，起病相对缓慢不致“惊人”；病毒细菌感染所致脚气病通常会伴有全身性感染反应症状（山谷没有）；过敏反应所致的脚气病需要有过敏原的存在（而这种存在要么是持续的，要么季节性的，要么偶然的，不应该如山谷病症这种不定期间歇反复状）；家族病所致脚气病，发展呈缓慢而持续，也不会“惊人”发作）。

1079 年（35岁）的《次苏子瞻和李太白浔阳紫极宮感秋诗韵追怀太白子瞻》（大斗久不覆，暂开酒肉），1084年（40岁）的《发愿文卷》（不复饮酒，不复食肉），再1084年的《书赠俞清老》（余又以病，屏酒不举肉多年。），黄山谷都提到自己屏酒不举肉。 饮酒无疑会加重脚气病症，但食肉不会。那山谷为什么要“不举肉”呢？除了对道学清规予以尊重的因素，实际上这很可能与前述山谷年少（15岁）体弱即病有关，而且这个病极可能与消耗系统不耐油腻有关，例如胆道疾病所致的消化不健（胆汁为脂肪消化的必须因子）。唯此，可以合理解释山谷年青时气血失调被菟丝子配方改善的证言，也能很好解释其疾被酒肉拖累（口腹為災怪）的繁多记录，还有其后来反复抱怨的“心痛”“臂痛”等符合胆道系统疾病的症状。

元祐六年（1091年），山谷47岁。六月十八日，母安康郡太君亡，丁忧。 中秋前后，黄山谷护送母灵柩归故土洪州分宁安葬（今江西九江修水县）。其信《答人》言记：“某叩首。即日不審孝履何如？ 伏惟尚能支持。某昨以八月出都，至盱眙大病几死，殆不能胜丧。幸出大江以來，即无恙，然风波处处淹留，百忧所會。正月八日乃至双井，山川如昔，触事隕心，奈何奈何！”从京都开封到（江苏）盱眙距离约1000里（运河大致10天路程），再从盱眙入长江（大江）约200里（2天路程）。那么，盱眙前后，山谷患了什么病而使一个大致健康又有养身执念的人在如此短期内“大病几死”，然后没几天即恢复“无恙”了？如果我们猜测，范围并不散漫无边。事实上我能想到的可能只有胆积石或者尿路积石这类病症急性严重发作时导致的晕厥甚至短暂休克，会使黄有了这种相对短期内“几死而复”的体验。这种“几死”体验，山谷一生中有数此经历，包括50 岁时曾“一病几死” （与宇文少卿伯修），  57岁时“五月、七月两大病，皆几死，幸复濟耳。”（答王周彥）。 尿路积石不太可能存在几次的“几死即复”的幸运，但胆囊积石则完全有可能出现这种发作恢复、再发作再恢复的情况（胆石嵌顿于胆管致“几死”，胆石退回胆囊或者顺利排出则“即无恙”）。山谷50岁后时常提及的“暴下”（腹泻）、“不美饮食”、“心（胃）痛”、 “脾痛”、“心腹之疾”、“臂痛”等症状，支持胆囊病的解释而不支持尿路积石症。

分析至此，黄山谷的大致病况，其轮廓似已清现。黄从年轻时即受胆道系统疾病缠绕，导致消化不健、气血不调、不耐酒肉。菟丝子配方健胃补血，帮助黄得以年轻发育正常而成“美丈夫”。也因病，山谷年轻起即持一种高于常人的保健清醒，习学医书，自研草药，同时摒酒戒肉，问仙炼丹，以图扶衰益寿。消化功能的不健，使黄挑剔饮食，致维生素不足或失衡，埋下脚气病体质基础。而炼丹和长期过量服用丹药致重金属摄入严重过度而中毒，激发脚气病，同时加重消化羸弱之症。黄山谷40岁后大量的文字提到头眩、力乏羸弱、眼痛、脛中痛、膝下痛、百体皆痛、疡疽、頭痛岑岑，以及晚年不美饮食、病暴下（腹泻），无一不与此有关。

绍圣元年（1094年，50岁）始，山谷多次抱怨臂痛，影响捉笔写字，另有几次提及“腕几欲废”“腕几欲脱”，书不能工。这里的“臂痛”与“腕废”需要稍作分解。北宋黄庭坚年代的官方辞书《广韵》解：臂，肱也（胳膊由肘到肩的部分），即，黄抱怨的臂痛，是肩与上臂疼痛（不包括前臂和腕）。此病纠缠而时发，“臂痛方小愈，不能多书”“且寄乱写数纸，数日來臂痛，似欲不能堪，不能复作楷。奉书极草草”（与王子飞兄弟书），有时顽固持续，“忽病臂痛月余，未能上報。”（與王瀘州书）。究其原因，不脱与胆道疾病和汞中毒的关系。胆囊神经和右肩神经汇入脊髓同一神经段，胆囊疾病引起相应体表部位（右侧肩背）并放射至膀臂的痛感，属临床常见。其次，黄是文人，提笔写字是他最日常的肌力使用。在机体存在汞中毒状态下，肌力使用最频而劳的臂膀，也必是最易受损的部位。黄晚年时还有因为汞中毒致免疫力虚弱，而时发背膀癰疽，“臣到荊南，即癰疽发於背膀，痛毒二十餘日。今方少潰，气力虛劣；重以累年腳气，拜起艰难，全不堪事”（ 荊州辭兔恩命奏狀）。背膀癰疽至少承担了黄的一部分臂痛原因， 这个可从山谷自己的用药结果上证明：“臂痛初不知其因，姑用蒼梧膏及花乳石散，皆不效，服鳥犀丹、透水丹乃小愈”（答宋子茂殿直）。据北宋医书《太平圣惠方》（卷3，卷58）载：烏犀丹含乌犀角屑、羚羊角屑、天麻、防风等。透水丹含石韦、大黄、槟榔、滑石等，这些药解毒凉血祛湿热，都是治疗疡疽之药。臂痛被鳥犀丹、透水丹（散）缓解，说明疡疽至少也是一个痛因。至于黄的“腕几欲废”，与胆囊病和背膀癰疽无关，而应该是汞中毒状态下腕关节和肌腱的不耐劳累所致损伤。

芝加哥刘心医生分析认为黄山谷晚年存在痛风、青光眼、高血压、糖尿病等几种可能病症（点击链接：诊所来了病人黄庭坚 | 刘心）。但这几个诊断似可商榷。（1）刘医生认为脚气病即指痛风，存在对宋代时期病名的误读。“脚气病“归属于”风症”，而痛风归属“痹症”，称谓“痛痹”，前者会出现如黄自诉的“足弱”（ 与翊道通判书），后者则不会，两者是不同病症。（2）青光眼、高血压、糖尿病，皆为不可逆性的慢性进行性疾病，黄山谷生命的最后15年，有几次“几死”的大病危病，但几乎不长时间都“即复”了，如果存在明显影响到他健康的上述三种病的任何一种（青光眼，高血压，糖尿病），黄不会有“即复”的可能，而只会显著加重已有的病症。黄基本素食，身体“瘦苶”，心脏又受丹药损伤，其患高血压的可能性甚小（黄晚年出现“心悸”症，提示心脏受损，心脏搏动的输血效率低）。刘医生认为黄的“头痛头眩、心痛气喘”提示高血压症状，其实汞中毒同样也能出现这些症状。还有，这里也存在一个误读，古人言“心痛”，非指心脏器官的病痛，而实指胸廓正中剑突下部位的疼痛，多与胃、胆囊疾病有关，而与心脏病少有关联，类似于英文中“Heartburn（心炽）”症状意指胃炽而非心绞痛。（3）黄庭坚晚年有用眼疲劳和白内障（眚）引起的“眼痛”症，皆为独立症状，在《答冻溪居士》（52岁）、《跋与徐德修草书后》（54岁）、《与明叔少府书》（54岁）、《与外甥王霖子均》（56岁）等文提到苦“眼痛”，却均未提及青光眼常见伴随的头痛症状。而且，如果存在青光眼，黄数次“几死”大病后，应该无法再有效用眼了（即便单纯的青光眼发作，视力下降非常快速），而黄死亡前几月间尚在用眼写字作书《乙酉家乘》，而且“其字画特妙”（黄当时存在白内障（眚），但似乎没有严重到阻断他写作作画）。所以，黄的“眼痛”，更可能的原因应是汞中毒和营养不良致视神经末端感光细胞（视杆细胞）和感物细胞（视锥细胞）病变而使视力减退，致视疲劳症或者干眼症，引发眼痛甚至有时致“不能书”。（黄山谷44岁时元祐三年，曾“病眼，遂臥家一月” 《答景道简》。“卧家一月”的眼病非小症，如果从描述的症状纯粹单一看，依然不像是青光眼，我宁肯先考虑角结膜病变或者汞中毒引起的急性视网膜炎性反应。因为角结膜病变或者汞中毒更能符合黄山谷晚年患白内障（眚）的事实（1101年，“老夫病眼眚，不能多作楷”《跋為王聖予作字》；“苦目眚”《山谷简尺·别集卷下·新昌知县推官执事》）。（4）黄庭坚服用丹药近30年，影响血糖代谢无异议，即山谷晚年有可能存在继发性糖尿病倾向，但应该只限于倾向或者轻症，而决非重症。黄熟读医书，深通医道，自然熟悉医书中的大症“消渴病”（糖尿病）名称，如果有相关症状，他会很敏感的捕捉到记录下来，但这样的文字没有存在。相反，黄晚年“不美飲食”，与消渴病多食症也对不上。

1105年（崇宁四年）九月三十，黄庭坚病亡，年61岁。 根据范廖记录（乙酉家乘序），黄九月前“出入起居”没有异常，字画还“特妙”，而且也信心满满期望朝廷再召“北归”。但“至九月，先生忽以疾不起，”至月底即亡。黄生前没有任何的重症、脏器衰竭、恶液质症等提示文字记录，但晚年腹泻多发而重（有时“滞下”（疑痢疾）），苦累。1098年，54岁的山谷《答王定国前书》云：“某衰疾老懒，百事废忘，不复堪事矣。今年來病滯下十余日，比因积雨，舍中水夜上，为冷所逼，又暴下十数行，於今体气极寒，所进皆极温燥药，生冷不得妄近矣。闻公頗有张公无恶时所烧诸金石钟乳辈，可以扶衰，幸見分也。某再拜。” 1101年，《与张通处士书》时，胃肠尚可但依旧弱： “今日早食面及麰饭，各能酌中一杯，自病來未始如此也。承续寄药，感刻。忽忆尧夫在相府時，夏秋病暴下，至穎昌尤不宁，服附子、黃耆、竹沥汤乃己，此佳也。坚肠散不知甚处合來，乃?咀药耳。有虢州赤石脂否？因检药，惠黃耆二两。庭坚再拜。”崇宁三年 （1104年）夏，山谷《答长沙崇宁平老》书云:“不肖昨到宜州，以道中冒热饮冷，病滞下二三下行，既又作暴下，亦半日余，方少安，今幸复完矣。” 《与冯才叔机宜》中又报：“比苦暴下累日，至不能饮食，幸今日小佳耳。” 黄的胃肠虚弱是他从青少年时即存在的问题，他自学医药、节制养生，帮助他青中年时维持消化机能大致在正常边缘的一个状态。然而后来过量服用丹药，削弱并恶化了本不健壮的消化功能，而致动辄腹泻。在晚年，丹药对其心脏的损害也开始显现，1104 （崇宁四年）二月二十，黄在《乙酉家乘》中记录：“累日苦心悸，合成定志丸成。” 1101年，57岁的山谷“須发尽白”，也多次提到新病“癰疡”（跋行书）、“癰疽发於背膀，痛毒二十余日”（荊州辞兔恩命奏狀）。说明此时的山谷不仅老衰，且丹药已严重损害了他的免疫系统功能。

所以，1105年，黄山谷生命的最后一年，61岁的他看上去虽“真谪仙人也”，自我意识上也不存在生命将卒的预警，但身体已然风烛残年，几乎任何一个小恙，都可成为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触发了他本就不健且又被丹药毒侵的机体恶化反应而导致死亡。

黄一生都是一个清醒的养生者，但他的一部分错入了一个致命的误处——丹药。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丹药信奉者（孙思邈除外），包括药祖抱朴子葛洪、唐太宗李世民、嘉靖皇帝朱厚熜、山谷道人黄庭坚这样的高人，无一例外都祈望和依赖丹药治病继命。当身体被丹药所毒更趋颓废时，他们会用更大量的丹药来试图挽救这种颓势，直至在挣扎中再无可挽回。1105年春夏，山谷亡前4~5月，书信友人曾纡《与人简》，不顾客套的绝望求助：“闻有流黄十两，或未用，且都辍来，如何？今年阙金液，遂觉气数弱于去年也，庭坚顿首。” 十两硫磺是一个很不小的胃口，按照炼丹术中金液（汞）/ 硫黄的比例（6：1）要求，需要60两金液去配制，可见山谷当时可能储备的金液比之二十年前那次黄几复寄惠的三十两还多一倍。陷入金砂迷魂中的黄庭坚，从未有过醒悟，也从无有过回头的意识。

一只飞不动的鸟，执信在她美丽的翅膀上努力再涂上更多一些的金泥，就能翱翔如初。绝望中的黄山谷之《与人简》，表述的正是这种思想的执着反清醒的怪圈。

（阿宋，2020年元月14日初稿于麦迪逊，2020年元月18日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