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父与子    （书稿修订）

——对艾未未要离开德国的联想   金弢

八十年代，艾老是我们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他时任副主席，有不少重要的外事活动都会请他出席，由他出面主持。因艾老年事已高，外事活动均有夫人高瑛陪同。工作的需要，我跟艾老夫妇接触颇多。在几次陪同外宾家访艾老时，其中一回便是陪驻华前大使魏科特（德国电视一台Ulrich他爸）去艾老的家，遂有机会也接触到了艾未未。虽相遇匆匆，交谈不多，但他的性格、个性通过他的言谈举止、通过他跟母亲的对话，还是能窥见一斑。尤其是他后来国内国外地成了新闻人物，媒体传说沸沸扬扬，相关他的信息和报导每每不绝于耳，加之文友的议论，或许多少能折射出艾未未的某些性格。这几天来，艾未未在德国再度成为新闻人物，他在接受《世界报》采访中透露，准备离开德国，并表示：“这个国家不需要我。” 事后，《法兰克福汇报》记者很快发表一文，题为《立论强势，论据弱微———艾未未在清账》，予以回应。

文中披露：

卜居柏林四年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声称将结束在德国的流亡生活。原因是：德国不是一个开放型社会，“是一种乐见开放、但且首先自保的社会”。德意志文化之强势，使得它事实上对外来的理念与争论无法接受。于公开的辩论几乎不存有空间，对不同意见基本上不予尊重。文章认为，这一强势论点可待商榷，然而，它出自艾未未之口，听上去更是一种挑衅，有如在拿气球做一次新的艺术试验、用词语在编织花环，因为他的论据缺乏内涵。问及他此一观点有何例证，艾未未的回答则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出租车轶趣： “这种事我已亲身经历三次，每当我跨入出租，司机见了我马上一句 <出去>”。另一场景，艾继续道，因为香水的气味问及能否开启车窗，他跟司机落得个妇姑勃谿。记者回应：“此类争吵更多是因人而异，日复一日，数见不鲜。”·······

文章往下几段后又说：

德国根本不存在禁止辩论。几年来、甚至几十年来相关出身的争论一直赓续不断，近年来更是蔚然成风。就此争论，几乎各阵营时有发声，公开及自由的程度近乎到了挑战法律的边缘，这是人们日日有目共睹的。当然也毋庸讳言，就是那些出生于德国的人们，哪怕是一辈子———倘使善意———都会被问及其出生国；更有甚者———作为负面例举———因为其模糊的“外国人长相”而受侮辱或袭击。近期，极为糟糕的是这种现象波及戴小圆帽的犹太人和系头巾的穆斯林。至于题及与传统移民国诸如美国相提并论，德国是该迎头赶上，这或是一个大有裨益的讨论话题。但遗憾的是艾却坐失良机。

文章结尾，作者对艾未未厉声驳斥：“这个国家不需要我”，此言即为该艺术家本次访谈的结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德国需要每一个艺术家，更是象他一位此番受人逾常敬重、能构建通往中国多种桥梁的艺术家，不啻赘述有关这一人口居最的国度那些迂腐的老生常谈。至于言及德企的利害得失，以及有关对华关系的解说，则更显现艾谈话的实质所在，诸如，在他提到，于此涉及人权话题只会得不偿失。抑或他已心知肚明，如若这次访谈在德国舆论界错失一次语出惊人，他或将被读者疏虞。然而惊人之余所剩的是一记毫无作用的空炮，因为他论据匮缺。兴许他会予以补充，或我们只权当侥幸······

文化人艾未未

艾未未是个艺术人，搞艺术需要的是灵感，而灵感的前提是敏感。艾未未是个敏感之人，他有艺术新意，搞行为艺术，在中国吃螃蟹地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拍男女裸体群照；他算目光犀利，汶川地震发现无数个小学生书包，收集当作艺术品；他算是有艺术创意，继小书包后利用废旧的Lego办出新展。然而，艺术虽然需要思想，但艺术家跟媒体人不能相提并论。艾未未看到了地震后的书包，他的艺术展揭露的是一种现象、一种事实，但他没有去探讨这场灾难之前是否能更好地预警，灾发后在援救措施上有哪些可鉴之处，灾情发生后又有哪些人为的失误。他没这么做，他只是个艺术家；

不同于媒体人，艺术家的宗旨在于揭露提示，停留在表层； 艺术作品的本身不会给你更深一层的解说。除了这幅表层，进一步的内涵需要观者自身的分析想象，看艺术展是需要带着思想去的。他的地震展是在提示这些小书包背后隐匿着什么；他的群体裸照是在挑战中国传统道德的底线，在眼下中国变迁的大时代，传统遭受突破属情理之中，一张男女耻毛毕见的公开裸照引来纷争也是人之常情。想想茅盾在他的《子夜》里，老爷子看到坐黄包车的旗袍女人展露大腿，一句“万恶淫为首”，心脏病突发命归西天一样，七十年代末的我们都已看得忍俊不禁。这些裸体照想说明什么？艾未未未作说明，他只是个艺术人；

Lego是孩子的玩具，那么多玩过的Lego背后是那么多的孩子，这又意味着什么？艾未未没有解说词。这是观者的任务，是艺术评论家的职责。艾未未在德国才生活了四年，可谓走马观花，白驹过隙，但他发现了德国社会某些有典型的现象，至于这种发现是真假对错姑且不论，人人闻之可见仁见智。但他作为艺术家已把问题浮托在可见的层面，更进一步的深层探讨则是媒体人的职业范围了。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艺术家去做评论家的工作，这本来就不是他该做的事；就跟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媒体人去办艺术展一样。这篇文章对艾未未的质疑，是强人所难，苛求于人。

事实上，我如言对艾未未没有太多的了解，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情，只是因为工作之故与其父亲过往甚多，因此也连连上了他。这次看到德国某些媒体对他不公的批评，遂站出来替他挡一枪，颇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气。或许换作是中国人在指责他，这回我也许就不予发声了。这似乎很像是一个女人，自己的老公在家里做妻子的可以任意骂，出了门被别人数落，老婆就不会干！不知这是血浓于水，或是民族的狭隘？

文章观点之我见

艾未未要走的主要动因之一，无疑是他感到此地“融入”无望，“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一定会这么想。德国不同于美国，要想“融入”并非如此一词这么简单，谈何容易。"融入"必以语言为先导，而学习德语甚至掌握德语之难，作为母语的德国人难以想象，不能理解。象艾未未这样搞艺术的，不会本国语言，想在德国生活下来，困难不言自明。就是他会英语，在此生活，跟社会永远貌合神离，永久脱节。

再一点，艾未未说得没错：“日耳曼是一个文化很强势的社会。” 德国人是永远不会俯就放弃自己的母语，用外来语跟你沟通，这一点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已有认知。我们的德国外教，哪怕在中国生活了十年，甚至二十年，也绝不会放弃德语，用磕磕巴巴、文理不通的中文来跟你交流。就如我们到了国外，哪怕智商再高，一旦失去了语言，就顿间成了聋哑人；搞理工的还能凑合，而文科类没有语言则举步维艰，不精通寓居国的母语，事业将是一筹莫展。《芙蓉镇》作者古华到了加拿大还能写出什么？顾城到了德、英，颠沛流离北欧，最后魂断“激流岛”；北岛到了德国，想跟顾彬在文学上成就鸿志大业，最后不也是南辕北辙，无奈回归本土；

所以日前我听说北外校友，因央视英国撤站，转战德国，而日耳曼文字却目不识丁，叹如一介 “德语文盲”，欲在此开设记者站，虽勇气可嘉，然我无奈深感惊诧。我若到了法国就会变得听说不能，瞬即忽如半残废的智障，尽管我在大学二外学的还是法语！央视为何不撤回此班优秀人马，留作他用，换成德语班子，这明摆着举措有失！中国又不匮缺德语人才。艾未未都是这把年纪的人了。德语之难，不仅德国人不知道，但凡没碰过德语的中国人都不会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往往会拿英语作参照，以为会了英语就很快会德语。事与愿违。一旦学起来其难度就是哑巴吃黄连了。尤其到了成年，特别是年过三十，难度翻倍。艾未未想终生定居德国，往下的岁月就是什么都不干，光学德语，到了莫齿能拿三分，就该祝贺他了。

性情中人艾未未

艾未未的性格像极了父亲，也是倔硬不阿。艾老文革时的受难表现，从来不肯低头，吃软不吃硬，而且一直是个性情中人。虽跟艾未未见面不多，但通过其父母加群友的谈论，也算知晓一二。艾未未的长相不像父亲，取了母亲，艾老就是年逾不惑还是英俊男子一个，一如既往地显得清秀利索。艾未未的外表更像艾青夫人，但他的性格则更多地随了父亲，是个大男子主义，也是个性情中人。

一九八五年五月，德国文献作家Hatto Kuhn应中国作协的邀请单独访华四周，我有幸全程陪同，最后一直把他送出香港。小Kuhn的访华是因他叔叔，德国首屈一指的翻译家Franz Kuhn，其迻译生涯之久及译著数量均居世界之最。他终生不娶，坚持六十年有奇，翻译了我国从明、清直至茅盾的《子夜》几乎所有经典小说。小库恩作为唯一精神遗产继承人来华作书展访问。在京期间有一回正式宴请，餐定在前门吃烤鸭。

德方我们邀请了文化参赞夫妇和一秘夫妇加库恩五人，我方是北京图书馆馆长，因库恩书展在北图举行，一位作家加我翻译，宴请由艾青出面，带上高瑛，也是五人。正常安排一桌八人，因不好精简，八人桌加了两把椅子，已经显得局促。宴前，德国客人和中国作家赶在艾老前已经到场。出乎意料，德方事先没打招呼地多来了一位文化秘书，声称懂汉语可以当翻译。这种外事的不测弄得我们很被动，餐桌本来已经超员，再加一把椅子已是绝无可能。我灵机一动，为了无损外交礼仪只好考虑精简高瑛了，趁着他们还未到场，我赶紧冲下楼去等侯艾老的车，把情况如实向艾老汇报，建议高瑛能否就不参加了。艾老也没有征求一下高瑛的意见，就对我说：“让她在车里等着，我们走。” 我顿时感觉到高瑛难堪的表情。虽说尴尬不悦，但高英女士依然客气地逆来顺受，还是非常随和地冲着我强作欢颜，让我扶好艾老尽管走吧。直到今天回想此事，我仍怀歉疚。艾老就是这种爽直的性格，说一不二；

还有一次是一九八七年年底，作协要接待一个波兰作家团，因作协没有波兰语翻译就向广播电视部借了一个，面试时一聊天，他连什么叫“意识流”都不清楚，外联部主任认为没办法用，会影响两国作家间的交流。后来从对方团的履历中得知，来访团员第一外语都是德语，团长和两个副团长均参加过“二战”，团长的长篇战争小说“Niemandsland”《真空地带》，已德文付梓。根据新的情况，领导决定利用我的德语，此团由我接待。

访华过程中，波兰团提出要跟我作协签署一项两国间五年对等互访协议，由此作家团代表波方政府，波驻华大使也将出席。中国作协当时连个像样的会议厅都没有，机关还设在抗震棚里，没法接待外宾，最后借用文联的，中方团长由艾青出面。签完合同，艾青做着手势大声地问：“香槟酒呢？香槟酒呢？哪有签完两国协议连香槟酒都没有的？” 波方团长问我是不是在要香槟，我不能说谎，弄得外事人员颇为尴尬，不知如何回答。艾青的性格从来就是这样痛快耿直的，电影《戴手铐的旅客》讲的就是他，这一点艾未未与父亲如出一辙。艾未未是隐瞒不住自己观点的，他在中国是这样，到了德国还是这样————旧性不改，千牛落海。

艾未未该往何处去？笔者真心希望他能慎酌考虑，语言的因素不能不顾，尤其想在寓居国长期生活下来。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文人作家到了国外，其新闻价值性极强，不像科学家往往默默无闻。但这种价值取向不会维持很久，没有了新闻价值，其所依附其上的文艺价值也会瞬间受损，往往是到了国外，更换的国家越多，文人的身价越跌！另外，在此不得不提到这位《法兰克福汇报》记者的德语是出色地好，每每用词精确到位，非常难能可贵！

2021年10月28日 修订慕尼黑 （原稿发表2019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