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室友印尼华侨的出走

我的同屋杨珍良是印尼华侨，1950年怀着建设新中国的年轻火热的心来到祖国，1955年左右从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我室。经历了中国的反右，58年大跃进、59年反右倾等运动，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

她从不和我聊天，只是嘻嘻哈哈议论吃喝。但从她的行动不难猜出她的思想。我刚和她住在一起的半年，没有看到她家里寄来食物，但从1960年底开始，在困难时期期间她一两个月就有印尼家里给她寄来食物，这些食物一定有一大听花生油，其它还有肉、鱼罐头、饼干、巧克力糖等经常出现。她和她的形影不离的好友晏友双从此不到食堂去吃那苦野菜的饭菜。

那时在一层锅炉房住着一位单身一辈子的老人，她一身男人打扮、梳男士头发，我们称她傻大姐。她有个小蜂窝煤炉，开始她们两个借她的煤炉做饭，后来就像一家人一样傻大姐负责做饭，三人一起吃。

傻大姐做出武汉人香喷喷的饭菜让我们从食堂回来的人，闻着流口水。她们一起分享印尼来的食物，在那灾难之年能吃一碗浇香油的素面都认为是美味佳肴了。因为我们在食堂吃的是棒子面里掺大量苦的黑色野菜的窝头，发黑的炖土豆的咸苦味的菜。她们曾请我吃了一次这个素面条，用细挂面放酱油、醋、浇上几滴香油，很好吃，有家庭的味道。在食物丰富的现在，这真是不算什么。

她与家人的联系比过去多后，决定出国看看。她到了香港、东南亚几个国家，最后去了英国。回来后马上决定离开中国，不久就办完手续走了，再也没有给我室任何人写信，包括她形影不离的好友晏友双。

这说明她看到香港、东南亚各国在她进入中国与世界隔绝的十多年后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而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竟落到没食物，要让国外亲戚给以补充的地步。看到不同社会制度鲜明对比，对中共的领导不再看好，在这里继续呆下来不可能发挥作用，真不知还会发生什么！最佳的做法是溜之大吉，走为上策。她毫不留恋、速战速决、义无反顾地离开。这说明一向在世界号称光荣伟大的共产党建设了多么强大的新中国，实际上比不过当时东南亚的小国。人家至少有丰富的食物，不用吃喂猪的野菜吧。

我来美后，听说她在美国。没有办法打听，无法联系。

可怜的傻大姐像照顾家人一样地照顾了晏、杨，有了几年愉快的日子。后来她俩陆续离校，不知何时楼下的锅炉房关门，傻大姐去哪了？有谁会关心呢？

1956年我们教研室又来了一批教师。大多来自川大和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