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问题，同东北振兴问题很相似。都是一个地区因由历史的机遇，成为经济中心，再到失去经济地位的过程。不是说，东北地区在经济衰落的时期就没有过动乱。实际上，90年代初，东北百万工人下岗时期，由于社会福利没有跟上，整个东北的情况比起现在的香港更加残酷，更加凄凉。只是由于当时的下岗工人文化低，没有网络，没有拍照手机，没有英美在背后推波助澜，随着整个国家经济改善，当年的境遇已经被埋没在历史中。同时，经过这么多年，受厄运的人如今已经垂垂老矣，不复当年之勇。当然对于国家来说，在经济困境下，抛弃了落后的国营企业这个大包袱，才能有精力发展经济。

如今，香港面对着相似的情况。对比80-90年代，在大陆彻底向世界开放之后，香港已不复当年的经济地位与文化地位。香港的富豪转战大陆投资；香港的明星转战大陆拍戏；香港的精英经理人，直接给大陆打工：香港已经由进出口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日益边缘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居住条件越来越差；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于是，香港不再是新闻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人不了解香港的现状。如今，香港在持续的暴力冲突之后，很多人都在如此追问：香港怎么了？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北京为何还不出手？难道是因为修例风波？当然，也有很多人都在问：香港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这地步的？接下来，香港要怎么办？中央要怎么办？

香港的问题由1998年酝酿至今爆发，这里面有中央的问题，但主要的是香港本身的问题。这要由政治经济两个交织的领域说起：首先是政治领域。“港人治港”与“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依赖的基本国策，中央并且提出保持这个政策50年不动摇。这个政策虽然好，但还要看香港的文化精英们是不是真正理解的历史的发展轨迹，是什么样的人来理解与实行。可惜，现在看起来，这个弹丸之地培养出来的文化精英们的自私与狭隘表露无疑。

“一国两制”虽然说是要保持50年，但这50年间，我们要完成香港从“两制”到“一国”的完整转变。1997年回归的时候由于保持了太多的现状不变，以至于大部分的香港人仿佛香港没回归似的。由于“港人治港”，大部分的人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回归这一基本政治事实的影响。

而大陆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经济上由依赖香港的资金与技术，为香港对内地经济的作用越来越低。内地由以香港为窗口来引进外资到如今输出资本与高科技产品。而香港在这20-30年间处在相对停滞不前的程度。尤其是最近几年，香港经济下行，社会问题逐渐矛盾，住房问题越来越尖锐，年轻人的就业率屡见新低，整个社会的“戾气”越来越重。

大陆经济一日千里的发展，香港逐渐失去经济上文化上的龙头地位实属必然。但这并不代表着香港就应该走到如今的境地。主要的原因在于香港的精英们对自己未来的解读与选择。粤港澳大湾区代表着中共中央对香港归化/融入大陆经济文化圈的最新的设想与政策。就是建立一个环珠江三角洲的城市群，建立一个包括广州、深圳等7个大型城市地区，以及香港与澳门行政区，人口7000万以上的大型城市群与经济体。这本是香港的历史性机遇。表明中央政府在积极寻找机会，将香港由不断边缘化的路上拉回到紧跟全国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上来。

可是在香港的一部分文化精英的鼓动下，占中运动希望通过普选追求香港的完全自治；对一地两检的异议，断然拒绝内地高铁对经济网的整合；反修例上，使用所谓普世价值的因素来打动港人，实际的效果是为了在政治上凹现“两制”，迟缓“一国”的融合过程。这一切，反应的是香港精英们对旧香港的那种脱离大陆经济一体化，依靠东南亚，日本，英美经济体制的追求，忘记了在祖国统一，民族大义，一国两制的政治下，香港经济最终要融合成为中国经济整体的一部分。香港要学会如何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板块中找到自己的地位，并且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取得更大利益。香港已经回归，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大陆政府对香港的政策与态度，整个台湾都在看，这正是香港经济转型与社会发展的最大机遇之一，可惜，香港的精英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香港的青年人实际上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在毁掉什么。

香港的经济发展机遇从哪儿来？只能从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当中来，而绝无可能从川普，从“关税壁垒”的英美来。

可以说，这次香港乱局，反应了历届“港人制港”香港特区政府缺乏历史眼光，大局眼光，国家眼光和魄力；香港社会文化精英的狭隘自私，缺乏战略思维，而丧失了机会窗口。这样看来，如果中央真的给予香港一人一票的普选特首的话，香港局限于本地化的倾向就会更加严重，就会更加脱钩于国家发展，将来就会被国家彻底边缘化。所以说，一人一票选特首，不能给香港一个光明的未来。

对于占中运动，北京对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要求是“不妥协，不流血”。由于这次的示威者明显升级了暴力，北京的要求是“不妥协，不死人”。直属中央的武警与警察部队已经在深圳枕戈待旦，中央的政治逻辑很简单：就是让香港特区政府用一切“一国两制”下可实施的行政能力去应对局面。如果香港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证明香港没有“两制”的能力。没有“两制”能力的地方就不配有“两制”。这很可能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最后一次自我证明的机会，是不是能够承担制止暴乱，引领香港走出困境。国家政府，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都在看，如果失败了，最终国家一定会负起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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