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客户打电话过来， 是高速427向北延伸项目涉及的Woodbridge区的一个教堂的牧师。 前几天我们去现场时因为是周中， 教堂大门紧闭， 就投了一封介绍项目的信在门口的信箱里，留了联系电话。 Woodbride是意大利人社区， 中年的牧师有着不太明显的意大利口音， 声音亲切低沉， 带着一种让人信赖的气质。 事情说罢， 意大利牧师加了一句， 我喜欢你的中国口音。 收到这种褒奖还是第一次， 我连忙衷心地表示感谢。 牧师呵呵地笑了起来，我的邻居夫妇是中国人， 从台湾来， 他们现在回台湾度假了。 你们中国人， 很好的人啊。

中国人被夸奖， 总是能激起我心底的民族自豪感， 免不了到处宣扬一番。 同事皮特提出质疑， 他怎么能肯定你是中国口音？我有点奇怪，难道你不能肯定吗，不要告诉我你这个正宗的加拿大人听不我的中国口音。 因为完全不同的发声体系， 中国人讲英语的口音应该还是好辨别的吧。 而且不管普通话还是粤语， 语调的升降回转都不够柔和婉转， 这种母语语调上的生硬不可避免地带入了英语的口语当中。 有同事听到我们普通话人士讲话后曾经偷偷问我， 你们刚才在吵架吗。 友好的聊天被当作吵架， 中国人习惯的说话大声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普通话语调的生硬。 

比普通话更生硬强势的， 是几个前苏联的语系和东欧语系。 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在和她/他们英语交流时很容易产生误会。 组里原来有一个俄罗斯人叫维克特， 我刚刚进组时被组员好心私下警告， 跟维克特交往要小心， 这个人特别的不随和， 难交流。 打了几圈交道下来发现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的。 维克特来加拿大时年岁稍稍大了一些， 语言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弱， 你跟他讲完话， 他需要一些时间消化， 有时候没有弄太明白， 会向你发话询问，但因为从母语中不知不觉地带进来强势的语气， 让他的询问变成了质问，很多同事在被质问了几次后便知难而退， 没有再跟他交流的欲望了。 其实过了语气这一关， 多陪上一分耐心， 维克特在关键的事情上还是很配合的。 

中国人讲英语口音好辨认， 得出这个结论不知道是不是有井底之蛙之嫌。 我这个中国人讲的英语， 就曾经被听出了印度口音。 在卡尔顿读书时， 有几个来往比较多的同学， 一个是罗马尼亚人莫妮卡。 莫妮卡跟我的朋友郭郭同一个导师， 两个人关系很好。 莫妮卡家在渥太华，夏天我会跟着郭郭到莫妮卡家蹭烧烤吃， 有时候三个人也一起逛逛街买买衣服鞋子。 毕业后我回了多伦多大本营， 没过两年， 莫妮卡工作找到伯灵顿， 好脾气的丈夫逖比做IT， 立马辞掉渥太华的工作， 任劳任怨地跟了过来。 当时我刚刚生了ALLEN， 莫妮卡一口气生了两个儿子， 大家都是家里工作忙得脚不沾地， 也没有太多交集， 只是偶尔会在脸书上互通下消息。 有一天发现莫妮卡脸书上的工作单位换成了多伦多市政府， 这下子离得近了， 有时间可以约着出去吃吃饭。 查到她的电话打过去， 是留言机， 就留了言， 留下了我班上的电话。 过了几天， 有多伦多市政府的电话打进来， 打电话的女士有着浓重的东欧口音，说有人给她们污水部门打电话留了言。 当时我正在做一个污水处理排放的许可申请， 和多伦多市政府有交集， 但是联系人却不是这位女士。 我先确认没有拨错号码， 然后问她叫什么名字， 给她留言的是什么人。 她说自己叫莫妮卡， 留言的是一个有印度口音的女人。 当时我便笑喷了场， 莫妮卡， 我是Chloe啊， 给你留言的是个有中国口音的女人， 不是印度口音！ 被听成印度口音着实让我有点摸不到头脑， 如果换成韩国或者日本， 就容易理解和接受得多了。为了这个印度口音的问题， 我特意咨询了印度同事， 按印度同事的说法， 我的中国口音比印度口音还是明显得多得多的。 

最近的项目做得不太顺手。 做工程设计的， 越往后做，越艰难。 前期规划和初步设计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阶段， 很多东西都是模棱两可的。 到了详细设计阶段， 规格规范就严格了起来， 图纸上画条线加个圈都是要有真凭实据的。 还有就是初级设计时埋下的地雷开始一颗颗被挖了出来， 于是就有了不少没有打在最初预算内却又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地雷挖得越多， 钱就越不够用， 时间也就越紧迫。 第五线交换桥的泵水许可证的申请就卡在了最后的关头。 离合同竞标还有两周时间， 环境部的中国博士审批员青就是不发证， 说是材料不足。 中国大叔刁难， 那就中国大妈来应付。 我把申请材料在桌上一字排开， 给青打电话， 说吧， 什么不足， 哪里不足， 要什么给什么，给我发证就行， 这里叙述不清楚？好， 我改，改完再发，前一秒钟发过去， 后一秒钟马上拿起电话去征求意见。 我和青操着中国口音明显的英语， 来来回回拉了十几二十回合的锯。 终于， 在我的耐心就要被消耗殆尽之时， 青的锐气先被磨平， 给我们发了许可证的草案。 打电话过去表示感谢， 我终于没能撑住， 说起了普通话， 还是说母语痛快啊， 我禁不住舒了一句情。 电话那边是强压下去的低笑声，说普通话的青并没有忘记他审批员的身份， 说， 你们也是大公司啊， 申请做得这么乱！ 这次就算了吧，青作了个顺水人情。 下次一定会好好改进，让你把这次浪费的力气省回来！ 我在笑声中挂了电话。 如果说安省环境部近几年有什么明显的人员变化， 那就是有着中国姓氏的审批人员明显地多了起来。 自己人好办事， 在无防大碍的前提下， 中国口音对中国审批员， 有时候还是会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吧。

农村出生农村长大，虽然英语成绩一直都还不错， 但学来的是百分之百的哑巴英语。记得大学里上英语精读课， 老师会让学生站起来读课文。 我读完后同学的反应是听不懂。 课本人手一册， 拿着书翻着页都不知道我在读什么， 可以想象一下当年我的英语发音有多么的差劲。 来加拿大后， 在快三十岁的年纪上， 终于硬着头皮开始正式用英语交流，无奈舌头结构已经定了型， 有些音是再怎么努力都发不出来了。 一次我问Emmy喜不喜欢 Bryan Adams的歌， Emmy扭过头来看了我一会儿， 一本正经地问， 你确定你说的是歌星Bryan不是麦片Bran吗？ 把我闹了个大红脸。 走出去， 说得多了， 这种尴尬的时候就多了起来， 然后又慢慢地少了， 可是总是还会有。在那个时候， 我会深深吸一口气， 努力再澄清一下发音， 然后微笑着加上一句 Excuse my accent，I' ve tried. 我是个半路出家的移民不是嘛，英语音发不准不是很正常吗。 从读书时没有一个人听得懂到现在也算是勉强纵横英语江湖， 偶尔才会有一个人跳出来说不懂， 进步也是显著的吧。 如果这件事放在别人身上， 那是值得夸耀的，落到自己头上呢， 至少也应该公平对待， 不去做无谓的苛求吧。

英语这辈子我是说不好了。 英语说不好也就罢了，近几年回国常有朋友提醒，说你这说惯英语的舌头好像说普通话都有点英语发音的势头，不怎么地道了。害的我找个背人的地方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去求证，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朋友的推测是正确的，我现在说普通话时的口型都是七曲八扭的，有点四不像了。我能流利交流的语言，除了普通话和英语，最后一种就是老家的土话了。回乡下探亲，二舅妈说，你看你，城也进了，国也出了，怎么这一口土话就一点儿都没变呢。谢谢舅妈的鼓励和肯定啊，我心里说，可是你不知道，我讲我们老家话时的那种小心翼翼， 感觉反而更像是说外语了. 看到我调侃自己， 朋友问了一句， 这种时候是不是特别有种无根感啊。 是啊， 年轻的时候心向远方， 到处漂泊流浪， 人到中年， 早已把这异乡的水土认做了吾乡。 无改的乡音， 就是牵在越来越远去的故土里的， 那条若隐若现的风筝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