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下放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以后能否回城。 大人下放带着未成年的孩子，是无奈之举，相信妈妈和其他家长已经顾不上孩子上学念书这件事， 那片荒滩上并没有一所学校。还好，干校领导没让我们失学太久。在那“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甚嚣尘上的社会舆论中，干校领导难能可贵的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决定给这些随父母下放的孩子们办一所五、七学校。 学校很小，每个年级不过一个班，几个或十几个学生，老师都从各连队抽调。五、七学校自成一个连队，孩子们离开家长的草棚，住到一座大粮库里， 也是上下两层大通铺， 一人一个铺盖卷，晚上铺开来睡，白天卷上去。后来粮食收下来要用粮库了，我们才又回到各自家长的连队住宿。

 我们学校有自己的稻田和菜地，平时各班级轮流浇水除草，农忙时全校停课抢收抢种， 火炉似的太阳底下, 我们插秧, 割稻, 完全和成人一样 。学校不设寒暑假，不上课时就下田劳动。最初学校没教室，晴天我们坐场院里围一圈听老师讲课。雨天就在粮库里坐床板上听课， 膝盖就是课桌， 老师也没有黑板。后来我们自己盖了教室，土地下钉两根木桩，架一块窄木板，就成一条长凳， 坐四个学生。长凳前再钉两根高一点儿的木桩，搭条一尺宽的木板，就是我们的课桌。

 学校虽然不正规，老师可都有大学问，教我们这些小毛孩真正是大材小用。记得学校初办时常停电，晚上屋里黑乎乎的，孩子们总爱在粮库前的场院玩。杨海寿老师就会对着满天星斗给我们讲星星，讲月亮。后来才知道60年B大地球物理系成立天文教研室时杨老师已经已经是副主任，满腹学识却只能对着我们这些顽童讲星星，其寥寞心情可想而知。 还有一位美丽的女老师， 语文课上将一篇散文诗朗诵得声情并茂，极富感染力。 可惜我们那时只想着玩， 空负这样的好老师。

 文革时代教育革命，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因此学校不教数理化，代之以工业基础课和农业基础课。农基课郭老师（B大生物系）手把手地教我们做细菌肥料。这菌肥的名字由数字组成听起来像密码：5406 ， 其实是一种固氮菌，可以把土壤中的氮转化成能为植物吸收的氮。我们要做的是先把菌种接种到试管里，菌长多了再接种到大瓶的培养液里，一步步扩增，最后在大堆的米糠里发酵。老师不知从哪里变出些玻璃棒，试管，烧杯，还有精确的天平。 精致的天平砝码装在衬着深色绒布的木盒里。这些简单的实验室用品在我们小学生眼里都新鲜极了，是从没接触过的高级玩具。试管，培养基需要消毒，我们借用医务连给注射器消毒用的高压锅， 放在屋檐下用木炭加热。老师告诉我们加热到120度保持二十分钟即可。可是我们赶上个雨雪交加的冷天，炭火有气无力，不多的热量被风一刮就散没了，我们从下午折腾到天黑，也没能达到所需要的温度。老师还领着我们在教室里用木板搭了一小间房中房，木板缝用几层旧报纸糊严。然后用硫磺熏了消毒， 作为 无菌室。 这无菌室虽然土，可是很严密，有一次两位同学在里面烧炭盆给培养基加热，炭火越燃越无力，这是缺氧的迹象了，两位小同学却不懂，为了让炭火燃旺，坐在旁边尽职地用力煽火， 后来头晕恶心跑出来呕吐，老师惊呼着煤气中毒，赶快把门打开。我们做了好多菌肥，都施在了菜地里，也不知道管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