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似乎有剽窃的嫌疑。鲁文豪如果活到今天，看着今日强盛的中国，再回头读一下他八十三年前写下的那篇记念文章，他应该感到欣慰：五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的鲜血没有白流。是的，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二十七年前的春夏之交，一大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轻轻的笔杆子竟然做着白日梦：希望通过和平抗议谈判走一条不流血的民主宪政之路。他们读了十几年书、学了几卷“毛主席语录”，可是，毛语录中最最重要的一条“枪杆子里出政权”却被轻视了。也许因为他们觉得这句话是说给毛的敌人听的，也许因为他们认为人民的政府、人民的军队是不会将枪囗对准人民的。不要忘了，当你在反对这个政权的时候，你已经走到了它的对立面，变成了它的敌人。对于一切反对、反抗它统治的敌人，它绝对不会心慈手软。心慈手软的领袖也没有好下场，软禁至死已经够仁慈的了。

 

二十七年前我是党国军机部的一名低阶军官。那年初我刚收到军队最高学府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就爆发了那场举世瞩目的反腐败、倡导民主与自由的群众运动，我着便装参与和目睹了这场和平示威运动。九月初入学后，学校首先进行政治学习、统一思想，最后要求每人写一篇个人思想认识的论文。我装模作样地写了一篇反对西方和平演变的文章，还被评为优秀论文。其实，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内心深处是挣扎的。后来，我实在不想再装下去了，就要求退学、转业到地方。这是中共最高军事学府历史上第一个主动要求退学的案例。通常都是学校开除或要求学生退学。与我同期的一名同学因为乙肝，经多次复查还是阳性，最后泪别校园。我要求退学一事甚至惊动了校长张震上将。老将军为中共的江山出生入死，七十多岁了，头发已全白，但身材毕挺，不愧是“站如松，坐如钟”。他劝我说，你们是我军的未来，这个高等学府，是将军的摇篮，无数人求之不得进，你却要退学，让我们情何以堪？我回说，感谢老将军的挽留，“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最终，我获准退学，又回到军机部，但不准转业。后来，我要求复员，准了。对军队熟悉的人都知道转业与复员的区别，转业是回地方并被安排同级别的工作，复员是回原籍，不安排工作，自寻出路。九一年底，我复员回乡后求职无门，遂下定决心去美国留学，九二年八月底终于来到美东一所工科全美排前十的学校就读世界排名第一的专业。

 

中共自从渡过二十七年前的那场危机后，快速崛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当初的同学有的已经成为少将、中将。许多认识我的人说，你当初如果不走，凭你的才华当个将军轻而易举。我还是那句老话：“人各有志”。有人愿意遮掩自己的良心，屈膝苟且，求个人所谓的仕途，也是他们的个人自由。我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哪怕是穷困潦倒也心甘情愿。中国正在崛起，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共的暴力镇压是伟光正的。历史是一条单向独行道，无法验证比较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但是中国四千多年的帝国历史告诉我们：历史上几个闻名世界的所谓盛世如“唐宋盛世”和“乾隆盛世”，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每个朝代的更替都伴随着无数人头落地、生灵涂炭。六四镇压表明，这个口口声声宣扬的人民政权与过去的朝代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人民是没有反对它的自由的，只有卑躬屈膝的宿命。

 

今天的中国人大都沉醉在盛世的狂欢中，还有几人记得二十七年前那些冤死的亡灵？人们太容易健忘。即使那些曾经在广场上呼风唤雨的领袖，如今都不屑于提起那件旧事。他们中有些人专心于赚钱，有些人信了基督传扬天国的福音，还有些人做起了投机取巧的政治勾当。四五年前，我有幸听过张伯笠和远志明的布道会，他们演讲时的激情一如当年，张大谈他的逃亡经历，见证了上帝的大能，让他从肾衰竭中起死回生；远也谈上帝如何拯救了他的婚姻。但是，无人提起那些亡灵。我想他们一定是明白的，耶稣为世人的罪被钉了十字架。在大难来临时，他们自己却忙着逃亡，让追随他们的人去死。他们信了主，不知道有没有为当初的行为忏悔？

 

我是不赞成暴力抗争的，因为“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但是，对于真理一定要坚持，决不能妥协。当然，抗争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有时候还可能面对牢狱之灾，甚至要付出生命。

 

每年这个时候，我的心情都是沉重的，一是为那些为了争取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的权利而身陷囹圄的斗士和牺牲的先烈，二是叹中国民主与自由道路之漫长。太多人习惯于妥协和苟且以及眼前的利益，这也许是中国人的悲哀吧。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的最后说：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