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原刊于《巴黎评论——虚构的艺术》第137期的访谈。我选择了一部分文字，虽然并不完整，但它仍旧是我们观察和倾听爱丽丝·门罗的一扇门。这一段声音，从克林顿镇门罗和她的第二任丈夫格里·佛兰米林住的家中传出。这里是门罗写作的地方。辛西娅·奥兹克曾经说，“她是我们时代的契诃夫，她将会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更长久地被读者记住。”门罗全然没有某些著名作家的炫耀或者自夸。是的，正如她平实的声音…… 

写作是一种绝望的竞赛

 你上大学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开始认真写作了？

 是的。我没有机会去尝试别的什么事情，因为没有钱。我明白我只能在大学读两年，因为那时候的奖学金只够维持两年的。那是我人生的一段小假期，是段美好的时光。大学时光是我这辈子唯一不用做家务的日子。我大学第二年结束之后立即就结婚了。我二十岁。我们搬到了温哥华。结婚是件大事——还有搬家，也是个巨大的冒险。在加拿大境内，我们搬到了力所能及最远的地方。我们俩一个只有二十岁，另一个二十二岁。我们很快建立起了非常适当的中产阶级生活。我二十一岁时就有了老大。我在怀孕期间一直像疯了一样写作，因为觉得有了孩子，我就再也不能写作了。每次我怀孕都刺激着我要在孩子还没有降生之前完成大部头的作品。但实际上，我从没有完成过任何大部头的东西。

你有没有一个特别的时间用于写作？

 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的写作时间是在她们上学之后。那些年我非常努力地写作。我丈夫和我拥有一间小书店，甚至我在书店工作的那些年，我也可以在家里呆到中午时分。我是应该在家里做家务，可我用来写作。后来，我不用每天都去书店上班了，我就写到家里人回家吃午饭，还有他们吃完午饭离开之后。大约写到下午两点半，我很快喝上杯咖啡，开始做家务，争取在晚饭前把事情做完。

你在她们睡午觉的时候写作？

 是的。从下午一点到三点。我写出好多东西，不怎么好，不过，我还是挺多产的。在我写第二本书《女孩与女人的生活》的时候，我创作力非常旺盛。我要照顾四个孩子，因为我女儿的一个小朋友和我们一起住，我还要每周在书店帮两天忙。我曾经试过一直写到凌晨一点，然后第二天一早六点起床。我记得自己曾经想，这太可怕了，我可能要死了，我会心脏病发作。我那时候大概只有三十九岁，可我却想到了这些；然后，我想，就算我死了，我也写出了那么多页的东西。他们会明白这个故事如何发展。那是一种绝望，绝望的竞赛。

作家是什么？首先就是靠写作为生的人，他/她们起初都不是解决温饱之后“玩文字的人”，从狄更斯到门罗，成名之前都是为面包而挣扎的人。没有挣扎的人，如何透析得了生命之本质？！

有评论家说：“逃离是现代人的悲剧性机缘，人人都得以望见别处却不能真正了解，都试图逃离命定的位置，想从苹果变成橘子，或者逃离过分熟悉的生活，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乘火车、轮船、飞机，竭尽一切可能，特别是在加拿大那样一个地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所谓的“由自然之力造成的死亡”(death by nature)还时常发生的地方，逃离或许是一种普遍的愿望，但爱丽丝·门罗描绘了这种愿望，又逐一扼杀了这愿望，给所有逃离者以报应，或者说，逃到哪里，都还是一样”。

如果这句话是对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写作是不也是一种”逃离“。每天日常工作的乏味及单调，似乎写作成了一种可以让我们”逃离“的方式，如果写作是为了换取面包，我还会选择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