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兄弟5个。我最早见到的是他的三哥，最晚见到的是五弟，也是最小的一个。我们都叫“五叔”。

爸爸跟五叔是这个大家族里参加革命队伍的俩兄弟。五叔比父亲小3岁，哪一年成了共产党，不清楚，应该是日本投降东北光复前后吧？总之在1948年土改时，他已经成了土改队长，回到老家先把爷爷奶奶的家给“革命”了。

年轻的五叔——

爷爷奶奶家没有土地，住在家乡的小镇上，因为父亲的大哥在县里当过几年警察署长，因此为父母置买了一些房产。于是，五叔就给自己的父母定成份“房产资本家”。当时所有亲友真是惊掉了下巴！达斡尔族哪里来的什么“资本家”啊！

五叔就是这么一个革命者！虽然后来这个不伦不类的房产资本家成份改成了“房主”，=地主？总之这个莫名其妙的成份，让五个弟兄的孩子们成长都蒙上了阴影。

五叔的仕途一路顺畅，五十年代初期五叔被送到在中央党校（当时叫华北局党校）学习，成为行政14级的干部。

父亲兄弟几个口才都非常好，五叔也不例外，满嘴里都是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所以一直在宣传口耍笔杆子。宣传口这是个“高风险”的领域。于是1957年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那年刚满30岁。

他是不会向党表示不满甚至提意见的。他只是提了个“建议”——

当时东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开始建立自治县，内蒙古叫“自治旗”，呼伦贝尔盟在海拉尔附近酝酿建立鄂温克族自治旗，但是鄂温克族自治旗有很多达斡尔族，于是一些达斡尔族上层觉得这个自治旗应该叫“鄂温克达斡尔族自治旗”，他们想到了五叔，笔杆子有理论口才好。就找到他来起草一份如此这般内容的建议书。五叔觉得这是一件有利于少数民族发展的好事情，可以代笔。不料事情正在进行中，反右开始了。疾风暴雨中，老家伙们一看大事不妙，纷纷公开表态承认错误，以图躲过一关。可是年轻气盛的五叔不肯，他左思右想这件事怎么也跟“反党反社会主义”挂不上钩，何况他自己是如此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不服——达斡尔族生性倔强的一面占了上风，就是不肯做检查！

结果，始作俑者们都过关了，他这个代笔之人则成了右派份子，从14级降为20级下放劳动。一般人可能就此罢休。可是五叔硬着脖颈不低头不认错。终于从20级干部降为工人，再从有工资的工人打成没工资的农民。

五叔的妻子、我的五婶解放前毕业于沈阳医学院，是一名内科医生，她曾经是乌兰夫的保健医生之一。夫荣妻贵，夫贱妻卑。那么重要的岗位五婶是不能呆了。于是几次三番调动，最后到阿尔山温泉疗养院。当了院长。

内蒙古的阿尔山小镇因其火山温泉名气在外。既有冷水泉也有热水泉，二十年代起就建立了温泉疗养院，日本人俄国人还有班禅活佛都来此洗过温泉。解放后，温泉疗养院归宿内蒙古政府。五婶在疗养院当院长，举家搬迁。

五叔的大女儿给我说，我妈在疗养院当院长，我爸在生产队赶大车，当时成为阿尔山一大景。

1959年，中央决定在新中国十年大庆时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发布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决定先摘掉20%右派帽子。并许诺今后分期分批“摘帽”。五叔应该在第一批摘帽之列。五叔终于不用赶大车了，分配在一个农村中学当伙食管理员。现在想一想，革命警惕性实在太差：怎么能让一个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统称）管食堂这么重要的阵地啊？

1960年冬，那是我父母随军南下后第一次回东北探亲，看完两家老人后特意转道去了五叔家。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五叔一家，并一起合影。

五叔当时有五个孩子两女三男（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大儿子比我大两岁，其他都比我小。我记得父亲特意买了一支玩具冲锋枪送三个儿子玩。那支枪铁皮的，装上电池，一扣扳机，会“哒哒哒哒”发声，还可以在透明的枪管部分看到喷溅的火花。

男孩子们非常喜欢这支枪，尤其是二儿子，在严冬的晚上，他就握着这支枪在门外站到后半夜，说要给“四大爷”站岗！直到大人们发现才好说歹说劝回房间。

爸爸非常喜欢他，觉得是块当兵的料。

1960年已经进入挨饿的年代了，我们带走了五叔的大女儿，我的堂妹，为五叔家减轻一点负担。

堂妹比我小一岁，但是上学早，跟我同上二年级，我俩就在一个班级上课。

堂妹虽然比我小，但是比我胆子大，敢跟男生叫板。妈妈说，遇到男生欺负，她在地上跟男生扭打在一起，我只会站在一边哭。。。。。这事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她比我泼辣有力气会打架。

堂妹在我家两年，灾荒的影响在消减，供应好起来了，堂妹应该是四年级转回去的。再见她已经文革后期，妈妈从牛棚出来病得很重，我在林业局学校当老师，她又来照顾妈妈。她比我能干，像个假小子，别说做饭洗衣这些女孩子的事情做来得心应手，就是修理自行车也像行家，去粮店买粮几十斤米面扛起来就走。

五叔摘了帽，但他并不感恩戴德，老老实实过后半生。一直写信申辩，认为他根本不应该打成右派，要求彻底解决自己的问题。

记得父亲曾经说过，“他就是一开始路走得太顺，一点亏不肯吃，不肯低头。。。”，加上骨子里的倔强认死理，总之五叔的这种态度导致他在文革中再次成为斗争对象，几个孩子也跟着在学校在社会受气。

五叔跟父亲长得不像，脾气也不像。父亲长得像奶奶，性格也像，待人温和善良。五叔长得像爷爷，脾气也像，比较暴躁嗓门又大，得理不饶人。尤其对孩子对儿子特别严厉甚至严苛。前面说过那个手握冲锋枪在寒冬为我父亲站岗的老二，文革中无人管，变得非常桀骜不驯。打架斗殴有份，小偷小摸也有份。五叔得知就用皮带抽打这个儿子，还把他绑起来送到派出所。最后又把他送回老家，让他在农村接受再教育。

老二其实很聪明，长得也很像五叔。就是讲话有点磕磕巴巴。喜欢读书，看了很多文史政治类书籍，加上家庭的不幸遭遇，父亲的暴力教育，思想渐渐发生了变化。八十年代后期，忽然聽說，他打碎县武装部的窗户，跳进去偷枪被抓，判刑17年！待他出狱，五叔已经去世了。

五叔终于等到了平反的日子，官复原职——不，官升两级。还是耍笔杆子搞宣传。这一段时间他常常到上面或是到下面开会视察，只要有可能就拐个弯来跟父亲小聚。五兄弟里，他跟父亲最亲。

不知为什么，我从开始敬佩这个右派叔叔，开始有点不喜欢他了——

总是高谈阔论总是夸夸其谈，大嗓门旁若无人，一对圆溜溜的眼睛炯炯发光逼视着你。但是他是长辈，我只能恭恭敬敬洗耳恭听。

有一次他问我，读过马克思的书吗？我回答，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在学校当老师，曾经读过《哥达纲领批判》，读过《反杜林论》，我的心得文章还上过地区小报呢！

那一次他没有教训我。记得说了两个字：“嗯。。。，不错”。

五叔一共4个儿子，不仅是那个被抓进监狱的对抗他，除了最小的儿子外，另两个儿子也和他常常爆发冲突，我想，大概就是因为他总是居高临下教训你，叫你受不了。

父亲去世的时候他也来了，习惯地对后事说三道四。悲痛中的我终于忍不住爆发了。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孩子们都喜欢我父亲？喜欢“四大爷”、“四叔”（父亲排行老四）？因为我父亲从来平等对待我们这些小辈，从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来不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而你却相反：总是高高在上教训人，马列主义总是口朝外！

跟一个长辈吵起来，这是有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此没有再见过他。

父亲去世后十年，他也去世了。胃癌。

我还是挺难过的。后悔不应该跟他闹翻。

时隔几十年，再回忆五叔，想起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

最后一次五婶是2010年，她哮喘很厉害，卧室一角就摆着一台氧气机。五婶感慨地说，几个妯娌里我吃苦最多，却活得最长（见我另一篇博文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5898/201501/17115.html）。

五婶走的时候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