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于2013年1月）

记得80年代初，俺家老爷子尖锐的批评太宗取消“四大”，说他怕群众，不让老百姓说话。那时候没有什么概念，现在回头一看才意识到“四大”几乎是网络时代到来之前普通老百姓唯一可能的“言路”。当然，太祖推出“四大”也并不是为了真正的民主，只要不符合他老人家（或者那四大护法）意愿的言论肯定会被当成“大毒草”连根拔掉；然他老既已寿终正寝，四大护法也被刑拘，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东东便有可能为小民所用，合理合法的表达对领导及其“方针政策”的看法。把“四大”和“文革余毒”挂钩加以取消，实际上就是不许小民议论，一切还是由“组织”说的算。回想起来，天朝二代君臣为何对“四大”恨之入骨呢？

革命本身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都害了一个共同的后遗症—疑心病，尤以太祖为甚；文革使得幸存下来当权的元老们又患上了两大后遗症，一曰“怕闹事”，生怕学生百姓集会，发表宣传不同于“党中央”的意见，而“四大”恰恰是煽动群众的利器，当然要“革”之而后快；二曰“护犊子”，觉得自己对不起子女，想安排条件让他们过得好一些，发展得顺利一些，于是互相开开绿灯。这两大文革后遗症以太宗及九千岁为代表。其实从人之常情的角度也不难理解这些革命后遗症：20多年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重新装到脖子上之后，换了谁都会有点发神经，尤其是对“敌人”超级敏感到了产生幻觉的地步；一辈子革命却被领袖导演的一场群众运动打倒在地，好不容易捡条老命，换了谁都会心有余悸；自己九死一生，孩子却被打成“狗崽子”，家破人亡，换了谁能不痛惜？

可是这三大后遗症到了一个封建人治社会那就贻害无穷了。我相信八九学运从某种程度上揭了太宗他老人家的文革伤疤，三大后遗症先后发作，对“政敌”的过敏使他认定更倾向政治民主改革的赵公就是新的“导演”，台下那乌泱乌泱的群众就是新的“造反派”，他们拿自己文革期间饱受苦难的长子开涮，扣上“官倒”的帽子，这次如果让他们得手岂不是万劫不复? 于是打开“钢铁公司”砸下重锤，全然忘记当年太祖也是同样的病发作让他背了“四五”的黑锅。九千岁对罗公征启先生的打击报复，恐怕也与这些后遗症有关---你一个小不拉子敢搞我儿子，怎么可能？一定有政治背景！这“护犊子症”也是现在国人诟病的官商巨富的根源之一，朴方先生等人也许清白，但这一做法毕竟开了很坏的先例，而且开了这个口子就收不住了。

毛周刘邓陈等诸公在政治上都算得上是那个时代中国人里拔了尖盖了帽的人物，所以说他们的问题和错误不光是他们自己的责任，也是我们这个民族长久的封建传统造成的---这个大酱缸里，最好的货色也就这样了。太祖嘲笑艾奇逊对现代世界和现代中国的认识不如一个普通解放军战士，其实恰恰相反：他自己对现代国家制度和民主法制的认识不如一个普通美国老百姓。你可以说他们愚昧，但不能不检讨我们这个民族的愚昧，检讨我们自己的愚昧。可以说他们的初衷是好的，但开出的药方全部带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副作用巨大，往往大过正面作用；正所谓“孙猴子（革命者）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还是跳不出如来佛（旧制度旧思想）的手掌心”。其中最害人的就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老想找捷径尽快富强起来，结果脱离历史规律，欲速则不达。润之公想跨过资本主义阶段，这本身就是天大的唯心主义，如果要马老祖师评价，他肯定会说这才是最恶劣的修正主义；希贤公意识到资本主义是必由之路，但为了“效率”拒绝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民主制度，说人家“扯皮”，结果是政治与经济发展脱节，百姓言路不开，矛盾和不满越积越多。这种情况下只能以加速经济发展来掩盖矛盾和不满，却如上了转轮的小鼠一样停不下来；一旦经济滞涨，便有火山爆发的可能。政治体制不进步，如此发展岂能“可持续”？现在坚持“特色”，跟李鸿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出一辙，抱残守缺，自以为是，怎能进步？

这十几年还有人大力鼓吹“中国的世纪”，连季羡林先生都这么说；08危机后更是如此，春晚上某相声演员这几年都在表演“风景这边独好”。今天，2013年新年的第一天，习总居然也引了这一句，不由一声叹息。其实类似的话梁任公一战结束的时候就说过，以为西方出现了道德伦理危机，需要东方的哲学来拯救了；距今快100年了，如何？要是光靠老祖宗的“国学”就能国富民强的话，也不会有鸦片战争后的百年屈辱了--那时候一个秀才的“国学”修养都比现在上台讲课的“当代孔子”高多了。没有现代国家制度，没有任何高人一筹的创新，本世纪如何能成为天朝的世纪呢？还是先虚心学习，追上人家再说吧！

闯荡世界的唐老鸭唐师曾说的好“希腊、罗马……的遗产是给全人类的。世界强国集成人类一切优秀遗产，“爱嘛吃嘛，吃嘛嘛香”。凭什么你不强大，因为你挑食！因为你个色！因为你虚弱！所以你没有前途。”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761450102ds5r.html

忠言逆耳，愿同胞们听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