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22 陈哈妮 张西工作室 张西对话--海外留学生（31）

他从山里走出来，为了读书，他曾欠下一屁股债务；为了对人类崇高的敬意，他不断探索研究，他花了三个五年做了三次蜕变，而他的每一次付出都是对人类重大的贡献，他是科学家王建全。

简历：王建全，1977年出生于山东省沂蒙山费县的一个村里，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从城南头村，到上冶镇，再到费县，然后从费县到了济南，王建全一步一步从山村里走进了大城市，本科和研究生分别就读于山东大学化学系，2001年以全额奖学金被美国肯塔基大学化学系录取，就读博士，期间主要从事阿兹海默综合症的研究；后转到耶鲁大学师从于国际著名华人干细胞专家林海帆教授，从事生物干细胞的研究工作；目前就职于百事可乐公司，作为副主任科学家从事产品的研发工作。他从山里走出来，为了读书，他曾欠下一屁股债务；为了对人类崇高的敬意，他不断探索研究，他花了三个五年做了三次蜕变，而他的每一次付出都是对人类重大的贡献。

王建全：我是1977年出生的，爸妈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山东省费县的一个村里面。我觉得我的整个出国经历，基本上是代表了当时我们这一个年代大部分留学生的情况，大家都是比较类似的吧。

张西：所以也有代表性。

王建全：像北京、上海这些相对发达的城市，他们对留学的信息也知道得早一点，很多是本科一毕业就立刻申请来美国了，我当时在济南上的大学，信息相对来讲就比较滞后一些。

张西：二线城市。

王建全：对，我是95年上的大学，是在山东大学化学系，99年大学本科毕业。我其实也是毕业那一年开始想要出国的，但是同时我又考了本校的研究生，就在我们山东大学接着上了。因为我当时的目标是想拿到博士学位，期间也从各处了解到出国留学的一些情况，然后就一边读研一边申请美国留学，没想到2001年我以全额奖学金被美国肯塔基大学录取了，于是硕士都没读完就毅然退学了，然后就来到了美国的肯塔基洲，在那边读完了博士，在那期间做的主要研究是阿兹海默综合症。

张西：就是老年痴呆。

王建全：对，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老年痴呆症。我当时主要就是从分析化学的角度来看老年痴呆症的病人，分析他们大脑的变化和正常老年人的变化有什么区别，当时主要就是做这方面的研究，也发了几篇文章，现在引用率也比较高。 

张西：那你能不能讲讲它们之间的区别到底有哪些。

王建全：好的。当时我选择了肯塔基大学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学校有比较有名的专门做阿兹海默综合症的老年研究中心，是美国首批三个做老年痴呆症研究的中心之一，我的导师虽然是化学系的，但是他做的研究主要是在医学院的研究中心做的。老年痴呆症的最终表现就是失去记忆，比较严重的情况是连身边的亲人朋友不认识，比较有名的人像里根总统，他到最后连他的夫人Nancy也都不认识了，现在这个病的得病率在美国还是很高的，达到1%到2%。美国每年不断的投上亿美元来做这个病的研究，具体的成因大家也都根本不知道，但这也已经研究了几十年了。

        现在所能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认为导致老年痴呆症的直接原因或最终原因是脑神经细胞的大量死亡。我们还发现了一些表象，关于这个神经细胞为什么死了，就是因为里面一些蛋白质的沉积物导致神经元不工作了。老年痴呆症患者和正常人的区别就是神经细胞少了，刚才我提到了是蛋白质沉积物，但是它到底是导致老年痴呆症的原因还是结果呢？关于这个到现在都还是大家争论的话题，就好像鸡跟鸡蛋谁先谁后，这个理论大家到现在也没有理清楚。

我在这其中做了很小的一部分工作，就是从患者的DNA来分析，发现病人的DNA碱基氧化概率要比正常老年人氧化的概率高，因为患者的DNA角度看已经发生变化了，所以就产生了一些工作不正常的蛋白质，也可能会引起神经细胞的死亡，这就是我们当时做的推理。但现在这个说法成了大家公认的知识，也就是说DNA变化引起了蛋白质等一系列变化从而导致了脑细胞死亡，但是具体怎么治，现在还是没有药。

张西：还是无解。

王建全：对，基本上美国很多家公司已经做了十几、二十年这方面的药了，但到现在也还是不行。有几种药可能会缓解病情，让病症的发展速度变慢一点，但是彻底治愈的药现在是没有的。

张西：那可以预防吗？

王建全：预防，怎么说呢，因为目前为止这个病的成因还不是很清楚，它不像一些病是由某些特定病毒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能找到源头。举个例子，在美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大约有一半以上或轻或重都有这种症状，但现在它覆盖的范围已经非常广了，从三、四十岁到八、九十岁都有，这个比率一直在升高，这可能与个人的生活习惯有关，也可能是遗传因素，都有关系。这个病不是今天得了，明天就会发病，它的症状一开始不是很明显，而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大家现在提出来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多用脑子，多跟人讲话，别让脑子变慢了。

张西：我想问是因为用脑多了神经受损死掉了，还是说用脑少了受损死掉了？

王建全：神经应该是不会用死的，数目也是不变的，也不会产生新的神经，就跟锄头放在那里不用会生锈一样，最后大脑就不工作了，所以常用脑，常想、常锻炼还是有一定的预防作用的；另一个就是自己的生活习惯，比如饮食方面，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被研究出来的蛋白质或DNA被氧化了，虽然还不知道它是原因还是结果，但是这个确实是我们看到了的，所以平常吃喝注意一些，多吃一些比较健康的蔬菜，多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可能会有所帮助。

张西：就像我跟我妈我爸说的，你们经常吵架，吵架就不会得老年痴呆症。

王建全：对，就是要常用脑。

张西：那你做这个研究做了多久？

王建全：我做这个做了5年，整个博士期间就是围绕着这个方面做的。我当时的理想是想要在医学生物方向结合化学方向的交叉领域里继续做研究，但是我是在化学系，当时也意识到自己对生物知识的储备基础接近于0，于是博士毕业后就决定到耶鲁大学这边医学院的生物实验室，就是纯粹做细胞生物学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也待了5年半，做博士后，师从于国际著名华人干细胞专家林海帆教授。

张西：又是5年，就是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

王建全：对。林教授是耶鲁大学干细胞中心创始主任，康州政府当时对干细胞的投入做了非常多，我记得是10年10个亿的资助力度吧，而这个实际上也是从当时林海帆教授和著名的康州大学杨向中教授一起向康州政府发起申请来做干细胞研究开始的。

张西：那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收获？

王建全：在耶鲁我做的所有东西都和我以前做的那些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完全转行了，第一年的学习过程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但是从第2年开始，基础知识也就慢慢扎实一些了，也跟老师同事学了很多。林海帆教授的实验室最早是他于1997年在杜克大学成立的，他一直在研究某一类蛋白质在干细胞分化过程中的作用机理，比如由他发现并命名的一个全新的蛋白质，PIWI，这个实验室20年来一直围绕这一类蛋白质来做研究，这期间他也发表了很多文章，然后我主要就是跟着他学一些生物化学方面，以及研究蛋白质在精子形成过程当中的作用。

张西：那你在林教授做整个干细胞研究当中起到了一个怎样的补充角色呢？

王建全：比如说蛋白质A，一般都是要以络合物的形式去实现某个功能的，说通俗点就是说它是需要和别的蛋白质相互作用，才能在细胞内起作用的，那么当时我通过A找到了BCD，并从分子水平上阐述了它的作用机理。

张西：那还是很有突破的？

王建全：对。在我加入之前，实验室也做了一些前期工作，我加入了两年以后用了当时一些新的技术，于是就找到其他和它相互作用的蛋白质，所以也算比较幸运吧。

张西：那你这个发现距离找到阿兹海默综合症的原因还有多远？

王建全：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体系，阿兹海默症是在肯塔基读博时对人体大脑做的一项研究工作；到了耶鲁读博士后主要就是做一些生物干细胞的研究，它们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关系。

张西：但我想知道，对于老年痴呆症的研究，距离你离开到现在也已经有好几年了，这么些年你在这个领域里有没有新的突破呢？

王建全：我是2006年离开了博士做研究的那个在肯塔基大学的实验室，有11年了，这11年我一直在纽黑文这边待着，当然也一直有在关注原先领域的进展，市面上多了一两种药，但是十几年的时间，根本性的突破始终还是没有，也没有找到根本性来治愈这个病。

但是从其他方面来看，好比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这一类，因为有了很多的新的技术，而且这些技术发展得很快，所以还是能积累到相当大量的新知识来服务阿兹海默症的研究。

张西：那你是怎么又想到从干细胞的研究跳出来的？什么机缘？

王建全：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在耶鲁做了干细胞生物的研究，然后又跑出来给百事可乐做生物研究，其实这个机会也是非常巧合的。当时是怎么回事呢？百事可乐在2010年的时候跟耶鲁大学有一些合作，他们决定在耶鲁大学附近建一个实验室，但是实验室本身跟耶鲁大学本身是没有任何从属关系的，就是完全单独的一个实验室。当时建这个实验室的目的，就是因为靠近耶鲁大学，可以借用一些耶鲁的资源，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能方便一点，所以就在老校区附近的科技园租了耶鲁的一层楼，在里面建了自己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最早的时候是做一些生物研究，就是佳得乐运动饮料，是百事下面的一个品牌。他们开始想在这方面做一些深入的研究，但这个生物试验室同时另一边也在进行一些化学分析，相当于一半化学一半生物。一个朋友当时告诉了我这个工作机会，我也是很无意的就过去看了一下，因为这个实验室既做生物也做化学，和我的背景很相近，而且他们又是专门做一些长远的研究，等于在耶鲁建的这个实验室是他们“长期研究”部门下面的一个实验室，我就觉得挺适合的，然后跟负责人聊了一下，他也觉得我挺适合的，就说那赶紧去面试吧，所以我就2012年4月正式进入了百事公司。

张西：他们给了你什么职位？

王建全：他们给我的职位是副主任科学家，因为那时候实验室也刚刚开始，等于他们就是招人建了这个实验室，所以我就做了这部分工作。到现在为止在这边又待了5年了。

张西：是每天朝九晚五吗？

王建全：对。

张西：不是属于那种商业运作？

王建全：不是商业运作。这个是做产品开发前的研究工作。

张西：你在山东大学读化学系的时候，有想过你会做研究吗？

王建全：其实还是想要做研究的，但是我在山东大学的那4年，因为头3年都是公开课，只有第4年的时候才可以选一些自己喜欢的专业，所以学的比较浅，毕业之后也没有去工作，那时候的目标就是想要把博士学位拿到，想法比较简单。

张西：那你是多大的时候从农村到县城去的？

王建全：这个聊起来就比较长远了。首先我是在我们村里面念的小学，那个小学的位置是在3个村的中间，那个时候的条件比较差，在农村里面基本上都是那样的。我现在跟我太太讲，她还总是不敢相信，她说这根本就不像是这个年龄段应该经历的事情。

张西：搞不好我还给你们那个小学捐过钱呢，就是费县，我捐了好多。

王建全：谢谢。

张西：因为那时侯那个地方确实比较穷。

王建全：对。我小学就在那个地方上的，每一个年级就一个班，一个班里面大约有20多个学生，有5个年级。我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们连桌椅都没有，每天上学还要自己背着椅子去学校，一直到了我念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的校舍才被改造了一下，盖了一些新的房子，书桌椅子这些东西也都有了，就不用再自己背椅子去上学了。现在想想当时的条件真的是非常差，但是那个时候我周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因为从来没有走出去过，没有去条件好的地方看过，没有对比也就没有那种差的感觉，反正有学上就很好了。每天早上去上学，下午放学就回来，夏天放学早了就下地帮爸妈干活。然后到了89年上初中，我就到镇上去了。

张西：升级了。

王建全：对。从村里到了镇上，其实当时也算是非常幸运的。我们那个学校叫上冶镇中心初中，我们是他们招的第一届初一的学生，那个镇总共有6万人口，我们那个小学只考过去3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我那年12岁，从那时候就开始住校，然后每个周末回家，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你知不知道山东的煎饼？

张西：当然知道。

王建全：也没有小麦，当时就是地瓜。

张西：对，煎饼、地瓜是我们那儿的主食。

王建全：地瓜煎饼，当时就吃这些东西，在上冶镇中心初中上了3年初中，上完初三又考到了县里面的高中，从92年到95年在费县实验中学。

张西：那你爸爸妈妈他们没读过书吗？

王建全：对。

张西：你还有兄弟姐妹吗？

王建全：我还有两个姐姐。

张西：那她们也读书吗？

王建全：她们没有读很多书，她们上到了初中就都不上了，这个也不是说我爸妈不让她们上了，是她们自己不愿意上了。这个现在我们谈起来我爸妈还总是说：“让她们上，她们不愿意上，那也没办法。”而我一直算学习成绩比较好，就一路走过来了。

张西：也就是说她们也辅导不了你？

王建全：对。

张西：那就还是全靠你自己？

王建全：对。那时候没有听说过辅导那么一说。

张西：那个时候自己有没有什么梦想？我以后长大了要干什么？

王建全：在90年代初，对于农村里面出来的学生，跳出农门有两种方法，要么去上大学，要么去当兵，这也是农村娃选的比较多的两种方式，也是比较可行的两种方式，所以95年的时候，我是这一届成绩还算比较好的，就考去了山东大学。

张西：那你当时选择去哪个系的时候，是很明确要去化学系还是？

王建全：说实话当时不懂，我记得我高一那个时候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去参加奥林匹克化学竞赛培训，那时候是在临沂一中举行的，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见到山东大学化学系的老师，他来给我们讲化学课是怎么回事。记得那是大年初三，我们实验中学有3个人，骑着自行车从费县到临沂，骑了好几个小时，有40公里路。

张西：临沂我也是特别特别熟。

王建全：骑了4、5个小时，到了临沂去上培训课，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14、15岁的小孩，大家从不同县里面来，都是化学比较好的来做培训，那会儿的培训也没有像现在的小孩这么从早学到晚的，晚上我们就打扑克、聊天，我还说：“我们要是被临沂师专录取了那该多好啊。”

张西：多幸福啊！

王建全：对，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张西：那是当时眼里见到的最大的世界了。

王建全：对，那是见到的最大的了，见到的离大学最近的知识层面，当时就想如果上了临沂师专，那我们现在就不用学习了，多好。

其实高一的时候对大学的概念还是非常模糊的，周围也没有多少人是大学生，初中的老师也没有大学毕业的，基本上都是师范学校出来的，有些甚至是高中生，当时是叫农办老师。一直到了高中的时候，才遇到了大学本科学历的老师，那时候才接触到大学。然后慢慢的才知道了前面有师兄师姐考到北大、清华的。那时候唯一的信息就是从老师那里得来，老师的言传身教，也让我们改变了很多。我很幸运，我遇到的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老师，去年我回中国跟老师们聚的时候我还在说当时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在那个年代，那些老师真的非常认真、负责，他们给我们的信息对我们非常重要。

我还记得当时我和我的同桌，我们两个人一直是班里第一、第二，要么他第一，要么我第一，当然大部分第一都是他的，我大部分时间是第二的，我们就是一起学习，一起立志要考大学。

张西：女生还是男生？

王建全：男生。最后我的同桌考到上海交大，我就上了山大。我们2个人3年一直是同桌，也是很巧，也都是从上冶镇中心初中出来的。其实我高二的时候参加过一次高考，当时报的就是上海交大，但没考上，到了高三就还是老老实实考我们省内山大，就没敢再报上海交大了。

张西：那你那个同桌现在在哪？

王建全：他从上海交大毕业之后，就到南京的一个电力公司上班，现在在广州自己开公司。他的情况也是跟我差不多，农村出来的，反正都是一样穷。

张西：那你上了山大之后，你的学费怎么办？

王建全：山大当时的学费还是比较低的，我们刚好也赶上了高校并轨，第一批并轨是94年开始，像北大、清华，当然山大也在第一批并轨的学校里面，我是95年上的大学，学费一年就1600块钱，还包括了住宿费在里面，反正就是一共1600元。

张西：这个钱是你爸妈付吗？

王建全：对，第一年是我爸妈付的。

张西：1600元对你当时的家庭来说应该是笔巨款了。

王建全：对，那个时候算是非常非常多了，我记得第一年我应该是带了2000块左右去上的大学，然后交学费和住宿费，手里也剩不了多少钱。大学那时候每个月有30块钱补助，也就是每天一块钱，这一块钱也只够买顿早饭，所以还得各种勤工俭学、做家教，就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另一个来源是奖学金，还行我学习成绩好能拿一点奖学金，但即便是这样，大学4年下来，家里人还是为我上学借了很多钱，尤其是我大学毕业之后也没参加工作，而是继续上研究生，虽然那时候学费都是免费了，生活费是每个月180，但也还是很艰苦，出国之后欠了一屁股债。

去济南上山大，那是我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第一次去学校报到，我爸陪着我去的。从城南头村，到上冶镇，再到费县，然后从费县到了济南，反正就这么熬过来了。

张西：那你爸妈当时除了种地，靠什么再去挣点额外的钱补贴你读书呢？

张西：其实在读大学之前的花费是很少的，在小学的时候也就是每学期3、5块钱，到高中才贵一点，那也就是几十块钱、一百来块钱。那时候吃东西大部分还是从家里带去的，到高中条件稍微好一点了，就从家里带粮食到学校里面换饭票。现在想想我爸妈他们那辈人吃了很多的苦头，相对于我们上学，虽然条件也苦，但和他们吃的苦是不能比的。

我爸妈还算非常勤劳的，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就做一些小生意了，我爸的头脑还是非常灵活的。

张西：他做什么呢？

王建全：改革开放初期就是赶集市，卖鞋子、袜子、帽子，就这些东西。到了后来他就做一些跟现在的家庭作坊一样，自己做太阳帽这一类的。当时是靠着临沂批发市场，他们俩就每天做这些太阳帽，或者冬天戴的帽子，还做点衣服，然后批发掉，就赚这些钱。

但是当时由于家里的一突发变故，生意也就耽误了，所以其实我从上高中之后的十来年吧，在学费生活费什么的这方面，我大姐和二姐也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反正这一路跌跌撞撞的一家人就这样扛过来了。

张西：那你出国欠那么多钱，你什么时候才把钱还上的？

王建全：我来到美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把家里欠的钱给还上了，因为我来的时候是全额奖学金，手里还剩了一些钱，加上我那时候单身，也没什么要花销的地方......

张西：靠什么还？从全额奖学金里抠出来？还是又打工了？ 

王建全：就是这样子过来的，然后省吃俭用，不过那时候是没有打工的。

张西：那像你当时全额奖学金能拿多少？就是去肯塔基那5年。

王建全：全额奖学金那时候是2万8千美元一年，但是又交上去1万的学费，实际上到手是大约1万8千美元。好处就是消费不多，生活水平比较低。

张西：你该不会是把这1万8里的1万都拿回去还债了吧？

王建全：差不多。

张西：自己就花8000一年？

王建全：对啊，是这样的，当时一年8000美金也够了。如果跟现在康州的物价和消费水平比，当时在肯塔基算是非常非常低的。我就住在学校里面的房子，一个月就三四百块钱，吃饭一个月二百块钱就足够了。

张西：所以一年5000、6000也够了。

王建全：对，所以最主要还是赶紧先把家里借的钱还掉。还有当时给我做毕业论文的大学老师，也非常好，他知道我是农村出来的，所以出国的时候，他也借了我一些钱，我也是过来以后很快就把那些钱还回去了。

张西：那你形容一下当时肯塔基在你眼里是什么样？

王建全：我记得我是8月10号晚上从北京飞过来，到了这边也是8月10号的晚上，肯塔基给我的感觉就是走在路上没有尘土,到处都是草坪，郊外还有马场，有一个画面我印象非常清晰，就是windows系统有一个桌面，上面是蓝天下面是绿草，在肯塔基那里基本上就是那个样子，非常美非常干净，人也非常友好。

张西：那边人也是蛮少的？

王建全：对，蛮少的。后来到了耶鲁这边才知道肯塔基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

张西：但其实它们的差别不大是吧？

王建全：对。其实差别也不是很大，因为我一直在待在学校里面，美国大学城环境都差不多。当然对大多数康州人来说，肯塔基是比较偏僻的乡下。

张西：你在肯塔基的时候，那里的中国人多吗？

王建全：中国人应该也有几百人。

张西：你们学校里的中国学生多吗？

王建全：中国学生有一些，应该有个200、300至少。

张西：那还不少。

王建全：对，因为那个学校比较大。肯塔基在美国算中东部，它也不在东部，也不靠海，它的东面是西弗吉尼亚，弗吉尼亚和北卡罗莱纳。

张西：还是靠东。那你太太是哪里人？

王建全：我太太是江西人。我们是在肯塔基认识的。

张西：她那时候学什么专业？

王建全：她是学食品的，现在在耶鲁实验室上班。

张西：那你们在一起，吃能吃到一起去吗？

王建全：还行，她吃的比较辣一点，不过只要不是特别辣我都能吃。

张西：你父母现在身体好吗？

王建全：这个要谢天谢地，父母今年正好70了，身体都非常好。

张西：那你现在对大姐、二姐还是要多关照是吧？

王建全：对。

张西：那你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什么是好的教育？

王建全：在美国这边我理解的教育和我当时在中国农村受到的教育相比较，包括我这两年每次回国待一段时间所了解到的现在中国小孩所接受的教育，我觉得都各有利弊。但如果要拿现在和过去比，我更倾向于我当年受到的教育，我觉得那样更自由一些。

张西：玩的时间更多一些。

王建全：对，也没人管。

张西：也没那么多人指导我，野生野长的。

王建全：对，就是那样。

张西：那对于你自己的小孩，你也是这样的心态吗？

王建全：差不多吧，我家老大8岁，老二6岁半，现在一个一年级，一个二年级。我太太她的成长环境跟我不太一样，她从小家庭的条件比较好，也是独生子女，她受到的教育家长涉足得比较多，我就一直说，我没有看到那种教育有多少好处。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自由一点，让小孩自己自然的成长，不要给他们太多的干涉，我觉得对一个小孩自立能力的培养，道德的教育，性格的引导，要比灌输给他们基本知识更重要，应该要全面健康的发展。

张西：有道理。

编后语：

关于王建全的成长故事，有他那个年代特殊的痕迹，可是他的经历比那个年代的人还要再艰苦一些，这使得他的身上与生俱来拥有质朴的品德；

然而知识改变了他的命运；

从化学到生物再到产品研发，对生命与科学的钻研，他走过了三个五年，每一次蜕变他都为人类做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

2016年他发表了关于蛋白质与阿兹海默综合症的研究专著，叫《DNA and Protein Changes in Alzheimer’s Disease 》，这份著作对该领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

他笑谈自己从来都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人们还在等待，等待他有更多的探索与发现，因为我们素手无策的，却是他向人类致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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