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手术后的病理结果显示21个淋巴中有19个是阳性，我猜其中的两个阴性可能是来自切缘以外。作为肿瘤病人，手术后第一个考虑的事情是化疗。可化疗毕竟是非专一性治疗手段，而且对于大多数病人而言有很强的副反应。两个副手都表示妈妈的肿瘤已经到达晚期，没有必要化疗，而是好好享受生活，而主治医生则坚持一定要做化疗，并且要到中国最好的医院，至少要到济南的医院。我十分理解这个主治医生，她希望自己的付出能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因为她在我妈妈身上付出了很多，也包括情感：她曾经跟我讲这台手术好不容易才争取下来；她曾经在早上五点多在电话里责问我中国人的孝道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天天陪着妈妈；她曾经跟我讲手术后要多带孩子来看看，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渴望是活下去的动力；她曾经跟我讲她已经把我妈妈当成自己的妈妈来治疗，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妈妈去世后，我其实很想找个机会跟她说一声，我再当面向她说一声谢谢，可是我内心里一直没有勇气去面对她。
    我虽然不是肿瘤专家，可我意识到妈妈的情况很糟糕，即使在周边器官没有看到明显的转移，肿瘤肯定已经四处扩散了，我甚至担心手术后半年可能都活不了。可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化疗，无论是妈妈还是对我，化疗更是一种精神安慰，而不是身体的治疗。我的要求是尽量用小剂量化疗，宁可不能控制肿瘤，但也不能因此而提前把病人搞跨了，再有就是如果妈妈有很强的副反应也提前中止，我不想看到妈妈在最后的日子里太受罪了。到济南化疗山高路远，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那都是比较困难的，于是我首先选择到潍坊一家很好的医院，当时是一个副院长接待了我们，他首先讲依我妈妈当时的情况化疗后再活五年没有任何问题；又说美国的胃癌病人较少，这方面的治疗没有经验，我从美国带回去的化疗方案不合适，同时疗程应该是六个而不是四个；化疗的程度他们有很好的指标，而我带回去的资料里没有见到这个指标……然后他建议我们直接住院接受治疗。显然，他的目的就是先说服我们住下来把钱嫌到是正经，我以回家安顿一下为托辞回家了。
    通过同学关系，我又联系到了我们县人民医院的一个医生。那个医生告诉我，目前国内医院的宗旨是以钱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国内的的治疗方案都是来自美国或者欧洲，国内所谓的化疗指标并不准确，感冒都可以引起大的波动，当然最后他也表示真实水平潍坊的肯定要高些。考虑到他这人比较实在，说的也是实情，何况这种水平的高低已经不可能在我妈妈身上有明显的效果，加以我只能陪妈妈做完第一个化疗后就要返回美国（这儿还有一大摊子等着我），后面的事情都得交给妹妹和妹夫，选择在县城更方便些，因此我最终决定到县医院进行化疗。妈妈住进了肿瘤科，同室的人也无非都是些肿瘤病人。因为国内医生和家属通常会对病人隐瞒病情，把XX癌说成是XX炎，因此大家在病房内也不怎么谈论病情，多是聊些生活中的琐事。因为在美国这边妈妈经历了太多，最终能够手术重返故土已经使得她有死后得余生的感觉，因此内心里也没有太多的负担，比较释然。妈妈醒着的时候我就陪妈妈聊聊天儿，感受着中美医疗及体制的差别。妈妈要休息时她就建议我自己出去找好吃的，她也不想让儿子跟着受太多的委屈。
    妈妈前两天的化疗一切正常，可在第三天的下午，妈妈开始有副反应，恶心呕吐，在床上根本就躺不住，一个劲的往卫生间跑。最难受的时候在床上翻来覆去，用手拉扯自己的头发。在正常的情况下对于吃饭都没有什么胃口，这样以来就更是什么都不想吃，充其量是喝些小米粥，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通过那个导管滴注些蛋白液。妈妈说选择放弃，宁愿少活几天也不想再受这个罪。我看了也痛在心里，准备决定放弃。我一方面跟医生反映这种情况，另一方面跟姨夫，妹妹还有二舅这几个关系比较近的亲戚打了电话。我希望他们来看一下妈妈经受的痛苦，因此也可以理解我做出的选择。过了没有多久，医生给妈妈打了一针安定类的药，妈妈很快就睡熟了。既然有药可解，于是选择继续化疗。第一个疗程结束后我返回了美国，后面的化疗由妹妹和妹夫照顾妈妈，可经过第三次化疗之后，妈妈体重下降较快，医生认为不适合再做化疗，就这样中途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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