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知妈妈得的是肿瘤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完了，全完了，在当时的脑海里从来没有想过还有缓和的余地。等到慢慢的平静下来，我们内心最大的愿望和期待的就是手术，让我妈妈能够活着回到中国，再见亲戚朋友一面，特别是我的妹妹。我曾经有一个理念，那就是得了肿瘤这种不治之症，最终的结局基本是人财两空，如果有一天我自己或者我的妈妈得了这种病就不要治了。可当这种事情真的发生在我身上时，我觉得要做出这种决定太难了。一是妈妈本身对生命的渴求，如果就此打消本已绝望的妈妈的唯一退路也太过残忍；二是妈妈当时的情况是吃下的饭不能下行，如果不手术根本就无法活着回家，我可不想带给妹妹一个没有任何表情，不能说不能笑不能哭不能流泪的妈妈。主治医生跟妈妈讲准备手术，这给了我们一线希望，我们也开始了充满担心的漫长等待。
    在开始的那些日子里，妈妈就是一直在打营养针，所谓的吃饭就是妈妈尽其所能喝点儿骨头汤之类，同时通过导流管进行胃肠减压。等那个减压器里面的排出物从黑茶叶一样慢慢变得干净了，导流管终于可以拔掉了。没有了导流管的束缚，妈妈得到了小范围内的自由，她可以推着注射器的架子到走廊转转了。因此我一有机会就和爱人带着孩子们去医院的走廊里去看妈妈，以解妈妈想孙子之苦。有一天我的两个儿子都有些感冒发烧，我在犹豫后还是决定带着孩子们去让妈妈看一下，只是远远的看一下就离开。可是到了第二天，妈妈开始发烧，额头烫的要命。我当时后悔不迭，觉得周末的举动太不谨慎了，我告诉医生说妈妈可能被我儿子们传染感冒了。化验结果出来后，医生告诉我妈妈不是感冒，是植入体内的静脉输液器感染了，需要立即取出并重新植入。我那后悔的心情终于得以放松。这一次的大发烧后，妈妈浑身起了很多小水泡，身体也感觉轻松了很多。妈妈如释重负的说：“这下子体内的毒气可能都排出来了。”
    可是好景不长，妈妈在中午突然打电话来说：“你赶紧来医院吧，医生让我们出院。”我一听就蒙了，不手术就让就出院那不是唯一的希望也破灭吗？等我到医院见到医生，就问为什么突然让出院，她说医院的日程安排很紧，肿瘤属于慢症，一时排不上手术表。那我问有没有具体的日子及具体的手续再次进院。医生讲没有具体的时间，就等着医院打电话。妈妈当时就哭了，因为吃不下饭，在家里根本就维持不了几天，即使想立即回国也没有那个体力坐飞机。也许是对我们所面临的无奈和困境起了怜悯之心，医生缓和一下后讲，要不等到明天再说吧。就这样有惊无险的又住了下来。现在想来应该是因为妈妈没有保险，院方不想做这么大一台手术。
    过了一两天，医生说妈妈经刚进医院时身体很弱，如果当时手术的话肯定会死在手术台上，过这么长时间的调理后，营养状况已经得到很大改善，接近手术的指标，只是稍微有些低，为了加速身体的恢复，建议输血。我和妈妈思忖一下就同意了，毕竟在医院“赖”着不走，也就是为了熬到这一天。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妈妈输完血后，觉得头晕的厉害，身体很不舒服。妈妈懊恼的不得了，急得泪都要掉下来了，她觉得自己的身体也太不争气了，输血后反应这么强烈。好不容易看到了一点点儿曙光，一下又走进了看不到尽头的黑暗。好在到了第二天，妈妈又恢复了正常。
    终于可以手术了，手术前签字时医生讲，真正手术前要先看肿瘤有没有转移到其它器官，或者胃有没有变得很硬。这两步都正常了才进行手术。我心里默念着，求老天保佑能够将手术进行到底。第二天六点多我到医院的时候，妈妈已经准备进入手术室，我问妈妈害怕不，妈妈笑着说，不害怕。是呀，等着盼着就是今天还有什么好怕的呀。我在手术室外等着，到了大概十点多，有一个副手出来时跟我讲手术正在进行，我那颗悬着的心又落实了。到了下午三点多我再次回到医院，医生说：“手术进行的很顺利，你妈妈现在应该可以说话了。要经常带孩子来看望她，这种亲情就是老人手术后活下去的动力。”我进入重症监护室，看到妈妈后，我问：“娘，我是谁？”妈妈说出了我的名字。我又问：“你现在在那里？”妈妈说：“在医院里。”妈妈的记忆一切正常，妈妈的生命得到了延续。
    在那一个多月的等待里，我们的心天天在一种失望和希望中动荡飘浮着。手术最终还是做了，当时的愿望实现了,上帝没有让我们太过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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