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粤人赴澳留学档案汇编(百四五)：东莞福志马容、灿荣马容兄弟

东莞蔡边村

福志马容(Fook Chee Mar Young)和灿荣马容(Chan Wing Mar Young)是兄弟俩，前者是哥哥，生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后者是弟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出生，东莞县蔡边村人。从他们的名字来看，显然是按照英文名字的顺序翻译过来，马容便成了他们的姓氏，实际上，他们的名字分别应该是福志和灿荣。查阅东莞县蔡边村的姓氏，其村民九成以上皆为钟姓。在一九三十年代初，蔡边村曾经也有一位小学生申请前往澳大利亚留学，就是姓钟[1]。

当然，上述兄弟俩的姓氏是从父亲那里来的。他们的父亲名叫亚打马容(Arthur Mar Young)，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第二代华人。换言之，福志和灿荣的祖父老马容(Mar Young)，出生于一八五六年，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应该是在一八七十年代或者一八八十年代初之前)便去到澳大利亚发展[2]，先是定居在鸟沙威(New South Wales)的扬埠(Young)，充当菜农[3]。从大概率的情况来推测的话，如果他是属于前述蔡边村大部分人的钟姓宗族，很可能他的名字应该是叫钟马容。可能在入境澳大利亚之时，他也像许许多多当年入境澳洲的广府乡人一样，当移民官员询问其名字时，他只告知自己的名字“马容”，而没有报上姓氏，移民官员便根据发音直接将此名字写上，此后他便以此作为在澳大利亚做工和生活所用的名字，随后便演化为姓氏。他在扬埠有了一些积蓄后，得以将妻子从中国带来(或者就娶了在当地出生的华女)，于一八九七年生下了儿子亚打马容。待其孩子在澳大利亚出生时，他的名字就成了孩子的姓氏，然后再按照澳人的惯例，给孩子取上一个英文名放在前面，这样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姓名。事实上，亚打马容还有二个兄弟和一个妹妹，都是以“马容”为姓，前面加上英文名[4]。由是，到了他们的下一代，就只能萧规曹随，像他们的父亲那样，“马容”也就自然成了其姓氏。如果他们属于上述蔡边村钟姓的推测成立的话，福志马容和灿荣马容的姓名显然就应该是钟福志和钟灿荣。

尽管亚打马容本人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但他仍然像当年许多跟他同样是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华人第二代一样，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仍然是回到中国老家，娶当地女子为妻，开枝散叶之后，将妻小留置在老家，自己再返回澳大利亚打拼谋生，发展事业。这是因为即便他们是在澳出生，也仍然备受澳人歧视，尽管拥有永久居民资格甚至澳籍，但还是被当作外侨看待，婚姻上亦不例外。因其父在当地充当菜农，亚打马容也就子承父业，干着同样的营生。离开扬埠之后，他去到鸟沙威省北部地区的坦勿埠(Tamworth)住过一段日子，最终加入开设在雪梨的永安公司(Wing On & Co.)，还是干老本行，担任该公司所属的“耀利菜园”(Yow Lee Garden)经理，为永安公司各门店提供蔬菜、烟叶和苜蓿等农产品。该菜园位于距坦勿埠不远土地肥沃之利物浦平原上的冈尼达埠(Gunnedah)，面积有一百一十四英亩，雇佣有八个工人，当然都是中国人。作为大公司下属企业的管理者，亚打马容自然有一份不错的收入。

一九三九年底，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到最艰难的时期。此时，广东省城广州被日军占领，周围乡村地区时刻都处于日军威胁之下，尤其是东莞，几乎就在占据广州的日军眼皮底下。考虑到家人的安危，尤其是已经分别十一岁和十岁的两个儿子福志和灿容的学业，亚打马容便想将他们办理来到澳大利亚留学[5]。他将想法跟永安公司总经理郭朝(Gock Chew)[6]说了，获其大力支持。后者还充当其代理，先从华人英文学校(Chinese School of English)校长戴雯丽(Winifred Davies)小姐那里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便以永安公司作保，承诺每年供给膏火各四十镑给福志和灿荣作为其留学费用，于一九四○年一月十五日填表向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申领两个孩子的护照和入境留学签证。

当时的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是保君建，他对于侨胞的要求总是尽力予以满足，特别是在此战乱时期，坚信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环境，也就是为国家留下一份希望。他在接到申请后，稍事审核，第二天便将这些申请材料汇总送交澳洲内务部，请其尽可能快地评估这份申请，核发签证给这两位中国小留学生，以便他们能早点儿脱离战火威胁，来到澳大利亚留学读书。接此申请，内务部秘书应对也算迅速，一月二十四日便下文到雪梨海关，请其提供亚打马容的出入境记录以及财务状况核查报告，作为内务部批复该项申请的依据。

对于亚打马容的个人状况，尽管他辗转多处工作，核实起来也费时费力，但海关还是通过坦勿埠警察局进行了相关的调查，于二月十日就得到了结果。根据警察的报告，亚打的工作情况与前述相同，虽然其具体的财务状况仍然不清楚，因为没有看到其银行账号的清单等等，但警察从与冈尼达埠周边居民的访谈中，已经了解到亚打马容具有不错的经济基础，各方面都显示出他财务状况良好，完全可以负担得起两个孩子来澳留学所需的所有费用。而且，他是本地出生的第二代华人，对澳大利亚环境熟悉，性情温和，脾气也好，加上邻里关系不错，颇有口碑。

但在查找其出入境记录时，海关则耽搁了二个多月的时间，直到四月下旬，方才找齐了亚打马容的总计四次的去中国探亲记录。根据记录，其出入境港口都是雪梨：其一、一九○九年首次随父亲返回中国，到一九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乘坐“获多利”(Victoria)号轮船返回(相信这十年多的回国时间便是他的父亲让他用来学习中国文化和家乡语言的)；其二、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搭乘“太原”(Taiyuan)号离境，到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乘坐“吞打”(Tanda)号轮船入境；其三、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登上“彰德”号轮船前往香港，到一九三○年八月十日乘“太平”(Taiping)号轮船返回；其四、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乘坐“太平”号轮船离境，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搭乘同一艘船回到雪梨[7]。从其两个儿子的出生年份来看，都是在他第三次回国探亲期间所生，他们的父子关系显然毋庸置疑。

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的形势相当紧张，无论是亚打马容还是中国总领事馆，都希望内务部能尽快审核完毕上述申请，批复签证，因此，在上述海关翻查档案记录期间，保君建总领事因得不到消息，已经数次致函内务部秘书催问结果。内务部秘书自然也理解这种心情，便在拿到海关提供的上述报告后，再次核对无误，终于在一九四○年五月十四日批复了上述申请[8]。历经四个多月，终于有了结果，保总领事当然很高兴，在接到批复通知后的第二天，便给福志马容和灿荣马容分别签发了号码为No.1014084和No.1014084的学生护照，然后马上送签；五月二十七日，内务部也在上述护照上钤盖了入境签证印章。随后，中国总领事馆按照流程，将两本护照寄往中国，以待这两位中国小留学生尽早来到雪梨留学。

但福志马容和灿荣马容的档案到此中止，此后未见到他们入境澳大利亚的任何线索。鉴于此时广州周围县市早就是日军扫荡和清剿的对象，交通中断，出行困难，形势十分恶劣，福志马容和灿荣马容兄弟俩极有可能无法出行，赴澳留学的计划就此无法实施。

一九四○年一月十五日，雪梨永安公司总经理郭朝以监护人和财政担保人的身份，代亚打马容填表，向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申领福志马容和灿荣马容的赴澳留学护照和入境签证。

一九四○年一月十五日，亚打马容出具的财政担保人声明书。

一九二○年从中国返回澳大利亚入关时，亚打马容向海关提交的个人照片。

一九二七年亚打马容回国探亲在出境卡上所贴照片。

一九三七年亚打马容回国探亲在出境卡上所贴照片。

档案出处(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档案宗卷号)：Fook Chee Mar Young and another [Chan Wing Mar Young] - Student exemption [20 pages], NAA: A433, 1940/2/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