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去温哥华，特地探望了我的一对犹太好朋友，他们给了我一张照片，是25年前我们在温哥华岛上的试验站同仁欢送我回国的场景，后排右一坐着的穿黄色衣服的是我的好朋友萨拉，旁边是他的儿子，那时11岁。她先生罕姆是我在安大略圭尔夫大学园艺系学习时的导师的研究生，我和他们在那里相处了一年多，他是带职学习硕士，学习完了就回到原来在温哥华岛上的加拿大农业试验站工作。他们两个人都是从以色列移民到加拿大，说话口音很重。其实罕姆是波兰犹太人，二战时全家躲到中国的西部，他是在中国出生的，后来回到欧洲。以色列建国后他们又到了以色列，以后就出来读书了。

他们很善良，一直很照顾我，周末总叫我一起出去玩，还常常叫我去他们家，这次见她，她说就是因为我总烙饼，包饺子给他们吃，才把他们吃胖了。萨拉长得美，但是超重，每次我见到他，她就说她减肥了，然后把松紧带的裤腰往前拉，每次都告诉我她掉了15磅，我想起来就笑。这次她可真的是瘦了，也许是糖尿病的原因， 一直的黑头发染成了金黄的了，头发也剪短了，前边整齐的剪到眉毛，可能是要把皱纹挡住吧。

当我进修两年结束时，罕姆给我找到了一份替杜邦公司做试验的工作，所以我又搬到维多利亚，在那里住了10个多月。我和他们去犹太人的庙堂，一起过他们的各种节日，记得看了一部犹太人复国的电影， 当时不懂太多，后来看了圣经才明白这是2000多年前的预言实现了。我学会了他们的歌，是一首争取和平的歌，每一次她们的朋友聚在一起，她就让我唱，我觉得有点耍猴的感觉。后来当她到中国被人围观的时候，我想她的感觉和我当时大概一样了。因着会说几句希伯来语，有一次开学术会碰到一位犹太人，跟他说了两句，他大大地惊奇。

不过犹太人给我的印象是他们更注重自己文化语言的学习和保存。他们的政府在世界各地派老师，教授希伯来语。每个男孩子12岁生日的时候都要用希伯来语念一篇感恩的文章。他们特意回到以色列给儿子办'Bamiciwa' ,也是因为亲戚多可以多收份子。罕姆回来大笑说萨拉不停地把收的红包从儿子手里拿过来，揣到兜里，怕丢了。

周一这一天下雨，正好女儿送我去他们那里玩，大家见面非常高兴，又是亲脸蛋，又是拥抱。萨拉拨通儿子们的电话让我跟他们说话。小儿子在电话里问；“你今天会给我们烙葱油饼吗？”“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第二个母亲。”他在英国读政治学，更会说话了。不过他一直和我很好，爱吃中国饭。我回国后虽然知道他们在以色列，在英国读书，都很棒，但是，从没有再见过他们，这次一看居然快1米9高，都成了又高又帅的大人了，身材也绝佳。他和他的哥哥已经是孩子的爸爸。他的哥哥现在是个飞行员，专门开直升飞机，也开火车。他俩的岁数和我的两个大的同岁。他们两个人详细地询问我的情况，从身体到事业，我听了心里暖洋洋的，真没想到孩子们是那么成熟了。现在他们都居住在离父母10分钟的车程之内，可以时常来看她们，但是，住太近了，有时候就不清静了（不是我说的）。

我们说起他家养的狗，叫Tiger。那年 他们回以色列探亲的时候，叫我帮他们看家，照顾狗。 那是我第一次看狗，她大概很想念他们，开始常常把纱窗撕破跑到外边去，等我出去找，她就站在路口张望，等她的主人回来。我费了很大的力气看着他，常常不见他就出去找，怕她和别的狗搞对象，回头生个小狗怎么办？结果等他们回来，我告诉他们，我看自己的孩子，也没看她的狗用心。他们大笑不止，原来这只狗早被兽医阉过了 。该死！早告诉我省多少力。萨拉告诉我女儿们，他们在以色列就说：“中国人吃狗肉。”他大儿子就一直想等他们回来狗就没了，回来一看狗还在才放心了。

他们的母亲萨拉是个高个子的美人，长得非常漂亮，女儿问她为什么当年没去做模特儿，她说她做过，后来当然是做贤妻良母了。因为她总是穿得很时髦夸张，耳环首饰也是又大又重，配在她身上倒是绝对合适。看到她在欧洲照的那些相片，那气质很多模特儿也比不上。我笑着问她记不记得每次走在街上人们都要回头看她，她对别人投来的爱慕眼光从不掩饰，非常喜欢那高回头率，她说：“现在走在街上也还是有人回头看我。”骄傲的很。但是只有一次，他们来中国讲学时，我们去深圳，那些农妇把她团团围住，叽叽喳喳的评论他，把她吓坏了。

在北京我家，儿子那时才九岁。

现在，罕姆是国际知名的小果类育种专家，他已经搬到美加边境的食品研究所工作，也经常去中国和其他国家讲学，还不打算退休。他们一直埋怨我不多呆几天，我说以后会有机会的。看到孩子们到了我们当初的那个年纪，毕竟我们都老了，是祖父母了，只愿孩子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健康成长

温哥华岛的花随着季节换不同的花， 这些花是夏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