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传媒 ｜2023-03-17
“我们生活在透明的世界，没有任何隐私。这一切都埋下了我今天逃离的种子。”一名80后、新西兰中领馆出逃员工董罗彬说。
五年前，出生中国河北农村的董罗彬，被中共外交部外派到新西兰的奥克兰中领馆工作。他告诉记者，2018年3月他抵达奥克兰，一出机场，护照就被馆方人员没收。到了领馆，吃完一顿饭，上级立马向新人宣布“纪律”----不允许单独外出，至少三个人以上才能出行，还要互相监督。
董罗彬解释，“两个人都不行，只有三个人才能相互制约。我每次外出都是四五个人、五六个人，甚至是几十个人，永远是群体活动。”
“出来以后还不允许和外界的人接触，一旦发现后果严重。最近发生的一个例子，被在‘全馆’（全世界中共使领馆）通报。有一个使馆后勤人员跟一位当地华人说了几句话，被使馆的武官发现了，那位当地华人还是台湾的，这个后勤人员立刻就被遣返回国了。”
不论是后勤或外交官 领馆人员“都活得不是人”
在海外除了没有人身自由，董罗彬发现，连思想的自由都没有。总领事更警告，馆方人员的所有活动都是透明的。
“到了奥克兰中领馆之后，每周都会让你看一些中共的宣传片，不断地给你洗脑，加强所谓的‘思想教育’。”
“领馆工作人员的工作、生活，全部都在围墙之内，不能看当地的报纸，不能浏览海外的网站。我们的手机卡都是领馆给的，使用的互联网都是中国的设备，每个办公室的代码都不一样。总领事还说过，你们在这里的所有活动都是透明的。所以我觉得，这里跟国内没什么区别，甚至比国内还有过之。”
“领馆里边也不是外交部一家独大，据我所知还有中国不同省派过来的，对外属于（中共）宣传部或者文化部。你也不知道他什么身分，即使知道表面身分，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也许其中就有间谍或特务。大家的工作不同，互相监督，就是要营造这种氛围，让人非常紧张，所以大家连说话都低声下气的。”
董罗彬说，环境的压抑令人感到痛苦，而这种痛苦还时不时地被加强。
“我们的工作看上去好像很体面，出去穿得光鲜亮丽，其实不论你是后勤人员还是外交官，都活得不是人，大家都压力很大，互相不信任。工作辛苦倒也罢了，这个环境的压抑才令人痛苦。你明明知道，出了这个门就是自由世界，但是你就是出不去。他们还时不常地强化你的痛苦，‘不能问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要说，不该看的也不要看’。”
中领馆领导：中国人活得还没有外国的狗自由
董罗彬也看穿了中领馆为何要如此防范员工，“他们制定所有规则的目的，就是怕自己人知道----人还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害怕自由世界的价值观会影响到你。”
“中领馆有一个上级领导养了一条狗，有一次在车上，他无意中说：中国人活得还没有外国的狗自由。”这句话让好不容易来到海外自由世界的董罗彬感慨万千，暗下“一定要跑”的决心。
报道说，董罗彬2018年5月在一次天赐良机中，义无反顾地、头也不回地冲出奥克兰中领馆，向新西兰政府申请政治庇护。在新西兰领土上，他国政府雇员出逃，自冷战以来这是第一宗案例，到目前为止很可能也是唯一一宗。
他出逃后，中领馆四处找他，他在中国的家人也不断地遭到中共各级部门的盘查和骚扰。但董罗彬心中知道，他永远也不可能回去了。
董妻得知他的消息后，始终不离不弃，独自拉扯孩子长大。经过几年的艰辛后，全家人终于团聚。
时年34岁的董罗彬，在奥克兰中领馆的职务虽然不高，但待遇优厚，外表光鲜。报道说，他刚出逃不久，透露了80后的他选择“出逃”的心路历程。但当时出于安全考虑，该报道被搁置。直到日前，他才决定公开他的这段经历。
五岁目睹血腥镇压 “鲜血都从院子里流到了外面”
1984年出生的董罗彬，出生于天主教家庭。他忆述，5岁那年他目睹其所在的忠贞天主教教会（地下教会）遭到中共武力镇压。
他说：“由于历史的传承，我们村有80%以上的人是天主教徒。我们村之所以遭到镇压，是因为中共要把所有的天主教、基督教都归属在其‘三自爱国教会’控制下。他们想把我们现有的、西方传教士盖的教堂拆掉，重新盖一个政府认可的教堂，神父也要换成政府指派的。但是村民都不同意，不允许他们这么干。他们没有合适的理由，就找借口把教堂强拆了。”
所谓的“三自爱国教会”，是中共宗教事务管理局领导下的中国基督教教会，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宗旨是“自治、自养、自传”。也就是说，中国的基督教必须是在中共领导下的、与国外的宗教团体毫无关系的宗教组织。
“其实大家都明白政府这么干是为了什么。大家不去，他们就拿各种原因要挟，于是就产生冲突，他们就开始镇压。刚开始来的是武警，但他们没想到教友人多，又齐心协力。他们马上改派军队过来，实施宵禁，把整个村给包围了。只允许进，不允许出，你要出来就拿枪打你。”
“那时我才5岁，但我清晰地记得，那些当兵的让我们把手背过去，坐在台阶上，一动不许动。我们眼看着武警和当兵的打教友，包括神父和会长。白天用砖头和棍棒打。晚上只要出来就开枪。有一个人中了好几枪，最后跑到猪圈里才活了下来。他现在还活着。”
“当时有一个神父，教友都想保护他，当兵的就在神父的院子里打这些教友。打瘫了无法动弹的就直接往上撂，人堆人。有被打死的，也有致残的，鲜血都从院子里流到了外面。”
“等我二十多岁时，听那一辈人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才知道，医院当年还接到命令，不许医治这些被打伤的教友。有一个教会的会长本来可以治好，可是中共知道这个人是带头反抗的，所以就迫害他。那个会长最后变成了植物人，在床上躺了二十多年直到去世。这个会长我见过几次，几乎是皮包骨。”
长大后发现中国社会完全不接受博爱、仁爱等良善价值
董罗彬表示，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在他长大后才真正明白的，而这些事情只是在他们村子里口耳相传，外界知道的寥寥无几。
他说，他的宗教信仰使他在受压迫中成长，而随著年龄的增长，也让他越来越感受到人性受到压制。
“随著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们去教会都只能去别人家里，不能正大光明地参加。神父做完弥撒都要匆匆地走，不敢逗留一刻，还要走后门。一到圣诞节、复活节或重大节日，村子里的神父都会‘被喝茶’。我们不得不找其它教区的神父，深夜把神父接过来做弥撒，即使天气很冷。”
更重要的是，其持有的良善价值观不被社会所接受。他说，“不仅如此，我所接受的这些普世价值，如博爱、仁爱、为他人着想、原谅你的仇人，当我步入社会的时候忽然发现，这些价值观完全不能被社会接受。相反，人们反而认为你有问题。”
“这种压抑，对常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忽然听到门口有许多车 脚底冒汗….
董罗彬还忆述，28岁时，他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让他险些被捕。
“有一次我在QQ上发表文章，关于教会以及中国社会问题现状的，当天晚上9点多钟发出去的。夜里快12点了，我忽然听到家门口有很多车，有关门、下车的声音。我本来都躺下休息了，忽然脚底冒汗，当时我就意识到有危险。”
“但他们并没有抓我。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村里的一个长者告诉我，那天晚上他们本来打算要把我抓走的，就因为我发的文章。但这位长者当时替我担保，我才免遭此劫。那时我才明白，互联网真的没有自由。”
虽然明白了中国的互联网没有自由，但董罗彬后来仍在微信转发一些文章，但都很快就被删了。
他说，“后来有微信了，我也会转发一些好的文章，反映中国社会现状的，却发现很快就被删掉了。刚发布几个小时再看就没有了，甚至自己写的东西都没有了。我们生活在透明的世界，没有任何隐私。这一切都埋下了我今天逃离的种子。那时，这种出走的心就已经很强烈了。离开中国，时不时的我都会这么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