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苏俄统治外蒙 人民生活会更好
20世纪20年代，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对来访的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表示，中苏建交的先决条件是苏军从外蒙古撤离。但中国国内民众与舆论并不支持顾的看法。李大钊也亲自找到顾维钧，对顾的立场表示愤慨，甚至说“把外蒙置于苏俄的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有可能生活得更好”。本文摘自2011年第11期《同舟共进》，作者袁南生，原题为《中国千年外交与国民心态》，文章为节选。
李大钊被捕后因里通苏联颠覆中国政府遭张作霖处决（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革命与救亡成为中华民族两大历史性任务，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持续高涨，新的情况催生了两种新的国民心态。
一是革命心态。这一心态最基本的特征是将意识形态的异同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十月革命以后，苏俄为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急于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1919年7月，苏俄政府以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名义发表了著名的《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告放弃帝俄在中国因侵略而获得的一切特权。然而，1921年6月，苏军悍然侵入当时中国版图内的外蒙古，接着与外蒙古当局签订《苏蒙条约》，确认双方政府相互承认，苏军可以驻扎外蒙古，公然破坏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1922年8月，外交总长顾维钧对来访的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表示，中苏建交的先决条件是苏军从外蒙古撤离。顾维钧的立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奇怪的是，苏军侵入面积等于43个台湾、140个香港的外蒙古，国人舆论却并不站在顾维钧这一边，相反却要求北京政府“无条件与苏俄建交”。此时，不但北京大学生上街示威，新闻机构对外交部大加鞭挞，李大钊也亲自找到顾维钧，对顾的立场表示愤慨，甚至说“把外蒙置于苏俄的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有可能生活得更好”，孙中山也对顾的做法表示反对，到了最后，居然连以吴佩孚为首的各地军阀将领都发电报到外交部，指责顾维钧。北京学生联合会致函顾维钧，警告他如不改变立场，赵家楼的故事就将重演。也就是威胁顾要用五四运动中火烧卖国贼曹汝霖家的办法来对付他。果然，一个寄给顾维钧的装有炸弹的包裹把家中的2名佣人炸伤。越飞接着会见孙中山，以此施压北京政府，与孙发表联合宣言，孙承认苏军在外蒙的军事存在。这使做对了事情的顾维钧处在难堪和脆弱的境地。国人受十月革命影响，从意识形态出发看待外蒙古事件，没有认识到苏俄对华宣言只是一种外交姿态，并没打算真正实行。革命心态影响下的国人对同样的事情，难免以意识形态划线，如对美军强奸沈崇事件，国人发出了雷霆万钧般的抗议，而对一桩桩苏军强奸中国妇女事件，则鲜有大规模抗议之声。
在革命心态影响下，人们惯于用“非红即白”、“非好即坏”、“非友即敌”的思维方式观察国际事务。先是树敌，然后寻友，最后才去谋事。不少人甚至以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心态看待中外关系和国际关系，以致十年动乱中发生砸印度、缅甸、印尼的驻华使馆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这类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同40多个已建交或半建交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外交纠纷。新形势下的革命心态仍不难发现，最常见的就是对中外关系抱先入为主的成见，武断地认定某个国家是我们的敌人；只要中国国内有风吹草动，就认为是某个国家在捣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