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没有明确表明美国失败的重返亚太战略是重复俾斯麦之后德国领导人（即威廉二世）犯的错误，他并不需要这么做。基辛格在中东问题上的态度更加明确，他明确反对奥巴马在2014年1月《纽约客》杂志中提出的主张。奥巴马对大卫 ·兰尼克（《纽约客》总编辑）说他的目标是达到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平衡。基辛格反对道：“达到这个目标美国需要的是介入而不是退出中东”。实际上，奥巴马的看法是威尔逊主义的修辞与主要受国内政治考量所驱动的战略撤退结合的产物。
在与杰弗里·古登堡的访谈中，基辛格更深入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当阿萨德政权跨越红线使用化学武器时，总统却做出了不干预叙利亚的糟糕决定，武力干涉不应当成为与叙利亚国内武装力量之间的一种妥协。”无论奥巴马出于何种理由力求实现伊斯兰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新的力量平衡，他已经“造成了美国战略撤退的外界印象与事实效果”。伊核协议解除了对伊制裁措施，却不要求伊朗限制在中东地区采取的“帝国主义与圣战式外交政策”，这未免对伊朗太过有利：“仅仅以为特定武器协议就足以使他们产生思想观念上的突破——这一看法没能考虑到伊朗两千多年的帝国传统。
”基辛格对其他政治家想法的洞察力并不因其年迈而衰减。“奥巴马似乎没把自己当作政治过程的一部分。”他尖锐地评论道，他（奥巴马）自认为能力非凡、独具一格。奥巴马认为自己的责任在于避免美国的漠不关心扰乱世界的稳定。……由于奥巴马政府同样认为全球趋势正朝着有利于我们价值观的方向发展，于是美国的首要战略责任就成了避免阻碍必然趋势……（但是）奥巴马对历史脉络的把握使他采取了被动的策略……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他避免了一些事情的发生…… 另一种对政治才能的标准则认为其应当着重塑造历史，而不是阻挡历史趋势。
美国在中东问题的处理上并不成功
因此，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时具有一个被低估的优势。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失败之处，在中东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叙利亚陷入了持久内战，伊拉克和利比亚就更不用提了。这足以证明奥巴马在政治上的天真，并且早在他2009年的开罗演讲中就可见一斑。现任总统相信他拥有天才的战略来建立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地缘政治平衡。但是他一面公开蔑视美国的盟友阿拉伯人，一面终止与伊朗的核协议，使得伊朗能够在中东地区发动代理人战争，这种做法非但没有实现地区和平反而引发了更加频繁的矛盾冲突甚至是可怕的军备竞赛（有可能是核竞赛）。
与此同时，奥巴马还使俄罗斯自1972-79年代前苏联被基辛格挤出埃及后第一次成了进入中东的主要力量。目前叙利亚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已经接近50万；谁又知道现在至新总统就职日期间这一数字不会继续上升呢？此外，全球恐怖主义势力在奥巴马任期内愈发猖獗。2014年是过去16年中恐怖主义威胁最严峻的年份，93个国家遭受袭击，32765人致死。其次是2015年，死亡29376人。
去年，伊斯兰国（ISIS）、博科圣地（Boko Haram）、塔利班（the Taliban）、基地组织（al-Qaeda）四个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宣称对74%的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负责。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总统所谓成功压制了他委婉地称之为“暴力极端分子”的恐怖分子这一说法就显得颇为荒唐。特朗普在过去的一年里遭受诸多辱骂，但他在8月15日的一次被媒体低估的演讲中所说的关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奥巴马反恐政策失败的话却是真实的。
“奥巴马主义”在欧洲同样遭遇了失败：英国选民投票离开欧盟以示反抗总统的威胁；他最近称赞了德国在欧洲的领导作用，但后者先是在欧洲外围地区制造了一场不必要的长期性金融危机，后又让大量难民灾难性地涌入欧洲移民中心地带，其中一些难民来源国的动荡正因欧洲介入当地干预而加剧。
奥巴马总统的政策在东欧亦未能收效：不仅乌克兰遭到侵袭、克里米亚被吞并，而且连匈牙利和波兰都选择背弃奥巴马的自由主义“历史观”。最后，他的外交政策在亚洲遇冷：美国大肆吹嘘的轴心地位日渐式微。“如果你看一下美国在中国南海的行动，”总统曾在3月份出版的一篇采访中夸耀，“（便知）我们能够动员大部分亚洲国家孤立中国，坦白说，这不仅让中国出乎意料，而且通过巩固我们的海外联盟充分服务了国家利益。”不过，菲律宾的新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显然不买账。10月份他奔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告“与美国的分离”。
基辛格对特朗普的外交建议
以上形势意味着，新总统特朗普只需对奥巴马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就能取得一些政绩。问题在于，他打算做出怎样的变动？
基辛格分析，特朗普胜选“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中产阶级对其价值观受到知识分子阶层攻击作出的反应”，如此一来他的当政倒是一次缩小甚至弥合“大众与精英在美国外交事务上观念分歧”的良机。不过这也存在明确而现实的危险：恐怖组织可能会借机寻衅，刺激一位缺乏经验又冲动的总统作出过度反应。不友好的国家也在等待美国大选结果，伺机而动。
换句话说，特朗普的第一次外交政策危机可能就出现在数月之后。当前，他不但要任命自己的执政班底，还需要构想出战略性框架，否则新政府在危机管理上会迅速沦为继9/11之后的机构混乱。（众所周知）9/11之后，当时的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从世贸双塔废墟中成功发动了一场入侵伊拉克的军事行动——那不过是无因推论式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例证之一：美国公众对这样一个帝国秘密计划（正如当时有些人正确的预测）缺乏兴趣和关注，无意追问直至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
基辛格对特朗普的建议可以总结如下：
1.无论在贸易还是南海问题上，不要与中国陷入全面冲突，而要寻求“全面协商”，力求实现对话机制、推行《世界秩序》一书中主张的“共同发展”政策。基辛格常定期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因此，在中美问题上他是相当有发言权的。他指出，习近平认为“对抗太危险”，“敌对国家必须要化敌为友，在共赢基础上展开合作”。
基辛格说中国民众想对美国新总统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是你，我们会尽力遏制中国的崛起。那么现在你们会寻求遏制中国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两个同样渴望持续强大的超级大国并存下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特朗普需要对此作出回答。基辛格反复说到的另一种情况是，中美双方像1914年两国在太平洋问题上一样各说各话，今后在网络问题上也将分歧很大。
2. 鉴于当前的俄罗斯是一个实力削弱的遭受重创的后帝国时期大国，普京渴望俄罗斯成为“一个强大的、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力量，而不是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下的屈从者”。基辛格给特朗普的讯息特意投其所好：“对话不可能将俄罗斯带入国际秩序中。达成目的不仅需要交易技巧，还需要理解对方。
”基辛格认为交易的核心是要让乌克兰成为“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桥梁，而不是任一方的前哨”，就如同冷战时期的芬兰或奥地利，“可以自由处理与各方包括欧洲与俄罗斯在内的政治、经济关系，但不加入任何军事或安全联盟。”自从克里米亚被吞并后，独立派运动得到俄方支持，竞争激烈的东部地区间歇性冲突不断，一个不结盟的乌克兰也将会去中心化，提升东部地区的自治程度。对俄外交的另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能一不小心过度利用自身金融及军事优势，将一个后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变为一个巨型南斯拉夫，以致“饱受从圣彼得堡一路延伸到海参崴的斗争冲突的摧残”。
3. 借“英国脱欧”之机，推动欧洲大陆从官僚内省转回战略责任。（“他们一面准备放弃自己在历史上所代表的战略核心，一面谈论战术问题。”）
4. 如同我们约20年前在前南斯拉夫的做法那样，在叙利亚制造和平局势。在外部利益相关势力的全面监控下，“给阿萨德政权的缓冲”已持续一年左右，基于目前的状况，基辛格推崇叙利亚“划区而治”（cantonization），类似《华盛顿协定》和《代顿和平协议》下的波斯尼亚联邦化。伊朗必须受到牵制，因为它对和平的威胁就如同冷战时期的苏联——集帝国政体与变革因素于一体。但要保留伊核协议，因为现在废除它“会为伊朗而非美国提供更多行动自由”。最后，充分利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新近结成、却早已心照不宣的反伊朗、反伊斯兰国联盟，以达成一项有阿拉伯人支持的和平交易，这会“最大程度地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也许还能使其建立准自治体… 即，没有法律上层结构、但事实上的自治”。
特朗普应效仿罗斯福的实力政治
如果他选择遵从基辛格的建议，那么新总统会有可能的榜样吗？毫不奇怪，他和古登堡谈论了很多与理查德·尼克松有关的。然而，尽管尼克松拥有战略家的品质，但2017年的情况与1969年的情况大不相同，特朗普和这位模范的这种类比也就没有意义。与越南相比，今天的美国部队只涉身于少数冲突，而很少在前线作战。对中国的开放是在过去，而不是在未来；今天的问题是开放可能结束。习不是毛。
同样，普京的俄罗斯也不是苏联，苏联部署到古巴的核导弹仅在尼克松的就职典礼七年以前，并且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挑起全球革命。欧洲在1969年时不分裂，因为苏联部队仍然在布拉格的街道。中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是由于什叶派和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更有力的是伊朗或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近半个世纪以来，也许在以色列-叙利亚边境上的库奈特拉（Quneitra），是该地区唯一的固定点。
罗斯福的大棒政策非常有效
如果不是尼克松，那么谁能作为唐纳德·特朗普的战略榜样？虽然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基辛格接受戈德伯格的采访中，但有一个明显的答案，清楚地阐述在前国务卿的经典著作——《大外交》中。 这个答案是西奥多·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相对立，是基辛格厌恶的人物。
基辛格写道:“罗斯福的战略出发点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一种强权，而不是道德性的非凡化身。如果美国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美国有义务凭借其实力占得优势。”罗斯福并没有在美墨边境造墙，但他的确践行了门罗主义——无论理由多么牵强，美国有权利在任何罪恶或无能的情况下行使世界警察的权力。这一主张成为了美国插手海地、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和古巴国内事务的理论基础，也是攫取20世纪伟大基础设施——巴拿马运河区领土的基础。
此外，罗斯福不赞成多边裁军和集体安全等自由主义设计，也对伍德罗·威尔逊以及三次被打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热衷的事情不以为然：
“我认为威尔逊-布赖恩式的态度是令人憎恶的，他们信任梦幻般的和平条约，信任不可能的承诺，信任没有任何有效的力量支持的各种废纸。对于一个国家和这个世界而言，在外交政策上拥有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的传统是无比好的，而不是将布莱恩或布莱恩 - 威尔逊式的态度视为永久的国家态度…… 一个没有武力支持的、淡而无味的公义是充满邪恶的，甚至比背离正义的力量更恶劣。”
对于罗斯福来说，黎塞留主教的原则是：“在国家事务中，拥有权力的人通常有决定是非的权利，而无权的人只能在面对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意见时费力地维持不犯错。他对日本在1904年攻击俄罗斯时感到同情。四年后他默许日本占领韩国。对罗斯福来说，唯一的真正地缘政治法则是权力的平衡，并且他享受玩权力交易的机会。
因此，在罗斯福的家乡牡蛎湾，俄罗斯和日本开始了和平谈判，最终达成朴茨茅斯和约（1905年），这一条约旨在限制日本的胜利果实并重建远东的均衡。当1914年欧洲爆发战争时，罗斯福首先犹豫不决，但后来得出结论德国的胜利将对美国造成比英国胜利更严重的威胁，因为“在一两年内”一个胜利的德国“将主张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占据主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