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徐楠／他们是儿时最好的玩伴，高考给了他们完全不同的命运，但在15年后，两根藤条终于向同一个方向伸展了。１５年前的一场考试，让翁宝和符史杨一个离开，一个留下——就像同一颗种子生出的两个枝芽，沿着不同的方向各自爬藤。
海南文昌城不大。现在，34岁的符史杨每天至少三次经过粮食局门前的坡路。二十多年前，他和翁宝每天从文昌二小跑出来，一路冲到这里，站在粮食局大厅里的电视机前，看动画片《蓝精灵》。那时候，符史杨的父亲从信用社贷款１万元，开了一家虾行。他的姑姑、姑父在设计院工作，家里有好几个“单位里的人”。而翁宝除了有一个做小学教师的父亲，出身于地道的农民家庭。符史杨每天有一毛或两毛的零用钱，翁宝没有。所以星期天，符史杨回到父亲经营的虾行去“捞鱼捞虾玩”时，翁宝必须上山去摘竹笋，或去海边捡海棠果——每斤可以卖２毛钱。
他们一次次来到文昌河边的望河粉店，花３毛钱吃上一碗海南粉。米粉汤上撒着一层干黑脆硬的牛肉干，这就是翁宝的最爱。要不是陪他，符史杨绝不会来，他喜欢海鲜。直到初中，符史杨都是学校里的“明星”——足球场上的帅气，游泳时的敏捷，处处散发的机灵劲，甚至不喜欢读书的那股不羁。而翁宝是不起眼的。符史杨，这个愿意陪他吃牛肉粉的兄弟，在翁宝寡言的童年时代里，是寥寥无几的朋友之一。翁宝翻墙跳进糖厂找到的椰子糖，一定会分给符史杨吃。如今，符史杨每过几天就会给翁家的老奶奶带来猪肉、鱿鱼，还有电风扇。
翁宝的沉默持续到了高中。最初，他的成绩并不十分突出，却越来越明白高考对于自己意味着什么。“就是要考上好学校，别的什么也不想。”他甚至几个月都不说话。沉默的孩子开始为学习拼命。直到父亲在公路上拦下教育局的车，打听到了儿子的分数。翁宝成为１９９２年文昌市文科状元，是海南全省的探花。他走进了北大历史系，并在后来的１５年中一直保持着读党史的习惯。
今天，大学已不是“登天”的惟一路径
符史杨落榜了。这并不出乎他本人的意料：“没办法，就是对读书不感兴趣。”对于翁宝来说，大学意味着数不清的“第一次”——出岛、坐火车、进军营，包括第一次来到大城市，“从公共汽车到冰糖葫芦”。他的海南话遇上另一位同学浓重的川音，谁也听不懂对方说的是什么。与此同时，符史杨很快与一群四川人打成一片。那是他在自来水厂的工友，每天收工后，他同他们一起吃着火爆热辣的川菜。吃惯了海鲜的他从不觉得这口味太过刺激：“每天饿得像鬼一样，只要是吃的就好。”
离开自来水厂后，他去开工程车。翁宝给他联系了民办大学，他拒绝：“我确实不喜欢读书，还是像这样自由自在吧。”翁宝在大学里看到的勤奋，超出了之前对这个词的所有想象——“有些人每天早上进了教室，到天黑前都不出来，就带点馒头进去吃。”北大３８＃的那间宿舍里，熄灯后几个男生谈论着国学复兴，振奋得难以入睡。１９９７年夏天，翁宝腰间别着ＢＰ机，蹬一辆旧自行车，穿行在北京的酷暑中。
他犹豫一阵，还是蹬过几条街，找到公用电话，回复了一个广州的号码——是《粤港信息日报》的录用通知，从此翁宝在广州定居。就在他忐忑地接受考验之时，符史杨正在家乡和朋友合伙经营农场，种下木瓜和胡椒，那一次亏了３万元钱，符史杨笑着说：“玩玩嘛！”然后，依旧回到众多父辈亲戚们所从事的行业——建筑。对翁宝来说，大部分同学逐渐疏于联系了，但与符史杨自小积累起来的信任感，始终存在——尽管他们的话题中，没有历史和现实的思辨，没有经济现象的探讨，只有各自碰到的“有趣的事”。
翁宝每次回家，符史杨一定会陪他去望河粉店吃粉，并且惊奇地发现：“他竟然可以连吃两碗，或者一天三顿每顿都吃这个！”翁宝人生中的第一次淬炼很快到来了。在《粤港信息日报》，因为编发一篇评论时不慎写错了批评对象，对方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亲临报社。他第一次经历如此阵仗之时，符史杨正跟着叔叔做西瓜生意。
他和十万斤西瓜躺在一起，在火车皮上颠了两天三夜，来到上海。后来，翁宝不到２５岁就做了《南风窗》编辑部主任，又在《第一财经日报》担任了产经部编委。“看过太多的企业起来了又下去了，看过股市那么疯狂又那么低迷，看过金融危机来了又过去了，看过那么多的泡沫、那么多的起起落落……”符史杨说：“大学毕业后，翁宝大气了很多。小时候他特别敏感，对别人不经意间的话特别在意，现在不会了。”
因为报道，翁宝结识了史玉柱和何伯权。那时候，何伯权还是乐百氏集团董事长。２００４年，生意上正在调整的何伯权，与翁宝结伴，游历了许多地方。作为企业家，何伯权成为对翁宝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他的企业做得那么大，但还会固定地去做义工；他跟很多牧民订收购合同保障了他们的生活；他让女儿去搀扶老奶奶，然后对孩子说：‘老奶奶笑着感谢你，是不是很开心？助人是最大的乐事。’”
此刻的符史杨，早已厌倦了西瓜生意，回到建筑老本行。他本着一条基本法则：哪里有机会，哪里阻力最小，就去哪里。２００６年，因一篇关于劳工权益的报道，翁宝与同事一度被所报道公司索赔３０００万，并被法院查封、冻结了个人财产。得知这一消息时，他正在与人谈话。他挂上电话，继续把事情谈完，开车出来，停在路边，突然不知该怎么办。这个海岛上走出来的青年，在电话里听到母亲的哭声，泪眼模糊。
他成为新闻关注的中心。他开始写关于此事的博客。在家乡的望河粉店，连着两碗牛肉粉下肚。翁宝下定了一个决心。广州市一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为翁宝１０年淬炼的结果。他从一个媒体从业者，变成一个总经理。过去他和编辑们在一起，现在他和总编在一起；他在比亚迪汽车的厂房里，看到上千名大学毕业生，喊着口号发着狠，要做出自主品牌的东西；他喜欢维珍（英国一航空公司）的布兰森，他从马云（阿里巴巴网站总裁）的商业思路中获得启发，并且自称对王传福的实业发展思路充满敬意；
他一句一顿地说：“我们要和有志气的中国企业一同成长。”这样的话，符史杨是不会说的。在同学录上，从不曾受雇于任何单位的他，被排在很靠前的位置，职务是——“文城建筑业”。他所做的“房地产开发”，是一边征集住户，一边拿地报建，以集资建房的方式来运作。他最大的特长便是拿下大老板手中顾不上开发的小地块、或是正在周转资金的项目地块局部。他常说自己的地是“赊”来的。工地上的大小活计，他会照顾地块原来主人的亲戚们。
文昌城内大部分老同学的家，都住在他盖的房子里。他的底层商铺永远不卖，出租等待升值。他的帕杰罗越野车，是从派出所所长手中买来的。他走在文昌小城里，迎面而来的人中几乎有一半是老相识。除了建房，他还有一家私立幼儿园的股份，和一家洗染店的股份。他说：“翁宝现在成空中飞人了。”的确，翁宝在广州、上海、北京三地分别租了写字楼和自住房，每月定期巡回。而符史杨的生活，是到工地看看进展，在弟弟的网吧里看大盘。更多的时间，与朋友喝茶、吃饭、聊天。而翁宝，始终不炒股。
看着翁宝长大的符宙阿叔，吃惊地发现他变得越来越“怪”——“吃着饭都还要打电脑，我都要抽二十几块的烟，他却只抽几块钱的——他不是没钱啊！”翁宝穿着简单的格子衬衫，他的放松方式只是“到楼下去拍拍篮球”。在北京停留时，他有时会独自开车来到北大，慢慢地在校园里划过，没有目标。或者停下来，看那些经过身边的身影，年轻一如当年的自己。他说：“我还是那种有价值感的人。”
在翁宝惦念这句话的时候，符史杨行驶在椰林间的公路上，他说：“如果现在这样的租售行情能持续１５年，４０多岁就可以退休了。”他明白：“我想要的自由自在，只有在市场里把自己做强大，才有可能。”１５年后，两根藤条终于因为这一点而向同一个方向伸展了。但符史杨只能叹服：“翁宝在外面的人脉，我怎么比得了啊！”
经不住翁宝一次次的邀请，他终于决定到广州去看看老朋友的项目情况，考虑加盟。他的行李中，装着专门为翁宝打包带来的牛肉粉。当然，那来自望河粉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