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阿拉斯加海洋公路”时遇到的那些人
我这次旅行的计划之一，就是像真正的阿拉斯加人那样去旅行，去结识当地人。当我一踏上从西雅图飞往克奇坎（Ketchikan）的航班时，就立刻意识到阿拉斯加和阿拉斯加人与别的地方截然不同。我马上就能分辨出谁是阿拉斯加人——邻座的人们正欢快地聊着天，而不再像其他航班上那样乘客们都沉默不语！
登上“马拉斯皮纳号”（MV Malaspina）后，我来到了船尾的日光浴室甲板。那是人们搭帐篷过夜的地方。由于大多数天气好的时候来此的游客在此时（10月底）都已经离开，这里便成了当地人专属的营地。
在这里，我遇到了艺术家夫妇莎朗（Sharon）和约翰（John）。他们刚刚结束了在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一整个秋天的旅行，正准备回海恩斯（Haines）北部的家中。约翰因为一条腿受了明显的伤，走起路来有些蹒跚。要不是听了他讲述的故事，我怎么也无法将这个步履维艰的瘦弱男子，与那位曾经充满冒险精神的登山者、极限越野滑雪和高山滑雪健将联系在一起。他们向我展示了各自的作品集，并向我讲述了阿拉斯加乡村的生活。
挨着他们的是一对年轻的情侣。男孩刚大学毕业，正要去朱诺（Juneau）开始新工作，女孩则跟着他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当上个季节工调酒师。等夏天的游轮和游客离开后，克奇坎就不会剩下多少工作机会了。我一开始纳闷他们怎么愿意跨越这么远的距离，但听了他们描述如何搭乘州际渡轮在被大海分隔却又相连的城镇间穿梭后，我意识到他们其实和我为了去另一个城市上班而开车走95号州际公路没什么两样。
走到前舱内休息室时，我遇到了另一对正急切拍照的年轻情侣，他们就像我这样的游客。不过他们打算在海恩斯下船，然后经由加拿大育空公路（Canadian Yukon highway）开车前往安克雷奇（Anchorage）。小伙子名叫杰伊（Jay），在科罗拉多读完法学院后曾在旧金山工作。他刚接受了安克雷奇联邦检察官的职位，将在那里工作五六年。所以，他也算是个阿拉斯加人了。但不仅如此，更多的闲聊让我们发现我们竟然是校友——杰伊和我读的是北京同一所大学。这又成了六度分隔理论的一个证据。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乘客，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也没有去问。有个土木工程专家，一边用露营用的小锡杯抿着私藏的烈酒，一边跟我大谈特谈如何通过拍卖购买阿拉斯加的公共土地；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资深老绅士，向我分享了他竞选公职的宏伟抱负，想要遏制公共开支的浪费，并建立一个更新、更高效的阿拉斯加交通系统；还有一个穿着松垮的年轻男子，告诉我他要去锡特卡（Sitka）的一家过渡期半途之家（middle-way house）当辅导员。我相信了他。但我那位眼光锐利的同伴注意到，他在说话时下意识地藏起双臂，而且眼神飘忽不定。这或许暗示他在那个半途之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管怎样，我都祝他好运。
在锡特卡渡轮码头下船时，我也体验了一把淡季出行。我知道自己可以打电话让酒店派接驳车来接。打完电话后，对方说车子几分钟就到。30分钟过去了，接驳车连个影也没有。我再次打电话，前台说司机找不到我们，建议我们先叫辆出租车，酒店随后会报销车费。在这么个只有两个人在等车的小地方，怎么可能看不到我们呢？我简直不敢相信司机的说辞。我和朋友商量着，酒店可能有什么原因来不了，这也没关系。于是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对方又向我保证会来接我们。然而又是20分钟过去，出租车还是没来。我变得有些不耐烦，甚至有点生气，于是再次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并向司机详细说明了我的具体位置。我解释得越多，司机听起来就越糊涂。最后，司机问我在哪个城市的渡轮码头，我当然告诉他我在锡特卡。司机这才松了一口气，对我说：“先生，我在朱诺呢。”天哪！我竟然把电话打到了一百英里外、隔着大海与海峡的下一个落脚城市的酒店。内疚与尴尬瞬间将我淹没。
我在路边竖起大拇指开始搭车。不一会儿，我们的“天使”卡蒂（Katie）出现了。她比我们早一天到达锡特卡，第二天就要开始当咖啡师了。她刚因为旅游旺季结束而失去了朱诺一家餐厅的工作，于是来到锡特卡，在她老板开的咖啡馆工作，并租下了老板的一套公寓。卡蒂把我们送到酒店，第二天我们还特地去她工作的新地方吃午餐，并留下了丰厚的小费。
到了锡特卡岸上，我们参观了当地的博物馆和猛禽保护中心。博物馆馆长来自阿留申群岛（Aleutian Islands）。因为她是阿拉斯加原住民，我亲切地叫她“表妹”。她热情地为我们拉开存放珍贵藏品的抽屉，向我们做着介绍。猛禽保护中心的展厅在淡季虽然不对游客开放，但我们还是走了进去随意四处张望。不过，我们并不想打扰那位正专注于办公室里工作的护工。一定是前门传出的动静或光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从办公室走了出来，邀请我们进去参观康复室，那些受伤的鸟儿正是在这里接受训练，准备重返大自然。
还有更多的人和事。我想，下次我还会去遇见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