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农村，由于缺少医院和医生以及基本知识，清洁卫生状况也不好，小孩子的长大有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我在奶奶的村子长大，最初并没有电灯，晚上照明用的是家里自制的煤油灯，我四五岁时才有了电灯。吃水需要去附近的井里挑水，每天挑水装满水缸。家家户户里的猪圈后面都连着一个粪坑，猪与人的排泄都积在里面，这是各家自留地里的主要肥料来源。村里人都知道在外面想上厕所了都赶紧往家里跑，“肥水不流外人田”，吃家饭不能拉野便。
这样的卫生环境条件下，村里的孩子们肚子里几乎都长有蛔虫。孩子们本来就营养不良，再加上长蛔虫，更加消瘦，肚子痛也经常发生。于是大人们就会去县城的小摊贩那里买回打蛔虫的药，看上去像是糖块，骗孩子们吃下。我最早的恐怖的记忆便来自于此。奶奶递给我一块粉色糖快，“妹娃子，吃糖了”，我不敢相信地接过糖快，离过年还早，怎么就会有糖吃呢？心里的疑惑抵不过糖块的诱惑，用舌尖?了一下，果然是甜的，于是高高兴兴的放进嘴里。几个小时以后，肚子一阵疼痛，赶紧跑马桶里坐着，之后拿过手纸做例行清洁，却摸到屁股上吊着一条长虫，吓得大哭起来，奶奶跑过来一手就抓出那条虫子，扔进马桶里。从那之后，好长时间我再也不会吃别人给的糖块了。
村里谁家里的猪生病了，王爷爷就会被请来给猪看病，他长着长胡子，拿着拐杖，总是不紧不慢地和奶奶聊天。“来，让王爷爷给你看相”，奶奶把我拉过来。“我又不是猪”，我不大高兴地抱怨。王爷爷乐呵呵地盯着我的脸看，转头对奶奶说“是个好孩子，只是以后会离开很远，燕子就是会飞走的”。我生病了，出水痘，满脸起痘痘，发高烧，奶奶着急得很，半夜里她背着我走在窄窄的田坎路上，深一脚浅一脚，我在她的背上，不知道走了多久，她走到一户人家门口敲门“王医生，救救燕子”。王爷爷打开门，让我们进去，他给我把脉，熬药，苦苦的药汁喂到嘴里，我的烧退下去了，小燕子的翅膀并没有被折断，除了脸上留下两个小坑，会被别的孩子叫做“麻子”。我一直感激兽医王爷爷，直到最近与我父亲聊天，我才知道王爷爷家里世代为医，是颇有名气的中医，尤其擅长跌打损伤。文化大革命期间王爷爷被批斗，不准他给人看病，于是他转而给猪牛看病。医者仁心，不管是猪牛，还是我这个小病孩，在他老人家眼里，万物皆有灵，一切生命皆可贵。
我另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是在七岁上二年级时候，那时我在母亲的棉纺厂子弟校读书。学校里有一阵子流行长虱子，许多女同学都被染上了，我也不例外。母亲极恐慌，因为我住在她与其他三个女工合住的四人集体宿舍里，我与她同睡一张床。她一发现我头发上有虱子，马上就回到乡下找她的二嫂要了一小瓶农药敌敌畏。她不知道的是二嫂给她的是高浓度的敌敌畏，正确使用方式是要兑水稀释。母亲让我坐在小板櫈上，把小半瓶敌敌畏倒在我的头发上，然后用毛巾包裹住，之后她离开去商店里买东西去了。我乖乖地坐在櫈子上，好臭，味道好难闻，我觉得恶心想吐，一丝又一丝的药水从头上流下来到我的脸上，脖子上。我的头越来越重，眼前一阵白光，想叫人又叫不出来，之后便不省人事了。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有很遥远的声音在叫我，有水冲到我的头上，有针扎进我的身体，终于我睁开了眼睛，又回到了人世间，命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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