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刚走后，我的生活和工作旋即发生变化。生活变化是可以理解的——我原来被判无期徒期，结果服了三年就完事，有如重获新生，当然感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工作变化却出乎意料——我把小刚埋掉的第二天，张队长就把我叫到队部，说团政治处要调我去搞大联合，调令前天已到，因我要办丧事，没有马上通知我。我心中纳罕，农场改兵团以后，我不曾和政治处打过交道，里面的人也都不认识，怎么就找到我头上来了？
其实1968年“四七事件”之后，我就绝少去总场部。那一回我差点让红联的人抓走，胆子都吓掉一半，自不敢再凑政治热闹。尽管事后现役军人很快进场，控制住了局势，但接下来搞的“清理阶级队伍”（“清队”），同样令我胆战心惊。这是毛泽东按照运动计划，发起的一场大规模政治清洗。他号召大联合，不是为了“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将派性斗争转化为阶级斗争。在他看来，在打倒走资派的过程中，大量阶级异已分子趁乱进入了革命阵营，如不加以清理，势必对新政权造成严重威胁。
所谓新政权，就是通过“三结合”建立起来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清队”从1968年5月底开始，那时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已经建立革命委员会，所以其作用和解放初的“镇反”相当，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新政权。与文革之前的政权体系相比，革命委员会带有极强的军人主政色彩。全国29个省份的革委会，有21个由解放军将领担任一把手。此前在支左过程中，各地军队基本上都是拥一派、打一派。建立新政权以后，自然要进一步镇压对立派。所以“清队”的打击面很宽，除了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再过一遍堂外，重点打击“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而后面这部分人的帽子就由当权者随便戴了。
我出身不好，运动以来又有两次深度卷入，自然会觉得紧张。但随后的“清队”并没有殃及到我，现在上边居然还要调我去搞大联合，真有些匪夷所思。如今回过头再看，这恐怕得归功于我场两大派长期对立，未能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尽管合江军分区支左时向着红联，但最后进场的却是其他部队，和两派都没有恩怨，比较中立。这些人来了以后，忙于建立“兵筹组”，接管权力。因为势单力薄，又不能依托既有组织，他们没办法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清队”运动中。事实上，一直到了1968年底，73团的团长和政委才到位。紧接着中苏边境紧张，珍宝岛战役开打，一切服务于战备需要，也很难再把“清队”运动深入搞下去。
作为比较，邻近的866农场两大派在县武装部的干预下，早于1967年10月就达成联合协议，随后建立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获得上级承认。由于及早结束了“无政府状态”，1968年现役军人进场后，兵筹组马上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轰轰烈烈地搞起“清队”来，两个月揪斗了1297人，造成非正常死亡41人，致残9人。要不是地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7月紧急下令撤销各级“群专指挥部”，致死致残者还会进一步增加。】
“群众专政”的概念正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实质上是在公检法之外，赋予“群众”私设公堂、动用私刑的权力，因而致死致残率很高。比“清理阶级队伍”稍早些的“内人党事件”，也是这种搞法。有些省份的“清队”，干脆直接向“内人党事件”取经，非常酷虐。不过再往前推，土改时斗地主就已经大量采用“群众专政”的方式。“农会”与“群专指挥部”的性质是一样的，它们虽为群众组织，但背后都有军队撑腰，故而可以摆脱条条框框的限制，迅速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
对于群众运动中的暴力行为，毛泽东是相当认可的。早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就很不在意农民的一些“过火举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这些不同时期的“群众专政”，共同点在于剥夺被专政对象的申辩权利，能收立竿见影之功效，因此为毛泽东所钟爱。
【我场的“清队”由于错过了黄金时间，未及成立“群专指挥部”，所以没有人员伤亡，到1968年底只揪出428个阶级敌人。来年3月正式成立兵团以后，马上又“解放”了其中224人，“定性结案”161人。真正实行关押看管的只有40多人，但几名场级领导都包含在内。很显然，新政权对这些人还不放心，不想太早放虎归山。另外，珍宝岛战役结束后的半年里，兵团的工作重点一直是备战，营（分场）连（生产队）层面尚未完成大联合，这时候就把包括当权派在内的牛鬼蛇神都放出来，恐生事端。
等到进入1969年10月，现役军人已经把屁股坐稳，中苏关系也有所缓和，全场大联合便成为当务之急了。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抽调上去的。为了尽快结束基层单位的派性斗争，当时团政治处正在向各营连派出工作组搞支左。我作为逍遥派，长期以来置身局外，这回反倒吃香啦，被他们看中，参加四营工作组，并且成了骨干。在营干部大会上，由我宣讲党的政策精神；在组织对立派头目谈判时，我也充当重要角色。现役军人理论水平普遍不高，资历也浅，尤其不熟悉73团的基层情况。他们既挑不起大梁来，只好让我这样的“廖化”当先锋。我在计划科呆的三年中，全场各个生产队都跑遍了，所以沟通起来比较方便，对方的戒心也比较小。
四分场主要为红联地盘，张杰忠等捍总骨干被抓后就关在六队。不过该场另有两个队倾向于捍总观点，因此派性斗争未决胜负。然而工作组在四营的支左只搞了三个月，就取得成效，实现了大联合。这可以说是时势使然。农场被接管以后，现役军人掌握了大权。两派闹了半天，都没捞到什么，打派仗的积极性自然就下降了。我在四营为促进大联合对两派头头进行斡旋时，并没有费多少口舌，主要给少数派一些面子，让他们能够下台阶。多数派的头目是位知青，颇有来头，乃延安时期左倾路线一位代表人物的儿子。他能说会道，有谋略，堪称小政客，懂得怎么配合，而不像张杰忠那样需要往鼻孔里灌牛奶才能转向。
在北大荒，这类红色贵族的后裔很不少。解放后他们一直在父母的庇护下过着顺心日子，只是在文革动乱中，才降至平民百姓的地位。到了运动后期，上山下乡的“紧箍咒”开始松动，他们是最先脱离苦海的。我的朋友顾学琪是人事干部，他一度专门接待那些从京城过来的权贵们把子女捞走。有位大使夫人就在团招待所里住下，盯着机关给她的儿子办离场手续，声言不把儿子带走绝不离开，丝毫不考虑影响，简直有点无赖作风。这些人成天把马列主义挂在嘴上，但都是用来要求别人的。一旦涉及私利，他们比他们认为“觉悟不高”的平民百姓更加自私自利。任何公理和道德信条在既得利益面前都会相形见绌，所以我早就不相信“老三篇”的鼓吹者所做的那些脱离现实的虚幻宣传了。】
2024-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