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我想我是与众不同的。世界上有很多大学生出身的编辑、记者、作家，但是，世界上又有几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砸过石头、端过盘子、做过流水线缝纫工的编辑、记者以及作家呢？我就想要做那一个！】
大约近20个人参加面试，第一场考口试，每个人只有5分钟的发言时间。口试正式开始。第一位做自我介绍的是一所大学的年轻教授，外语相当过硬，给《知音·海外版》写过无数稿件；第二位是一家报社的主任记者，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第三位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
我的头皮在慢慢发麻。原先积累的自信，随着其他应聘者的侃侃而谈在慢慢泄漏。我该用怎样的表达，才能表现得与众不同，才能让这些严肃的主考官们对我这个仅仅小学毕业的打工妹刮目相看？我感到手指发凉，手心出汗，脸颊上肌肉僵硬，两颊燥热，这是我内心紧张的表现。
我将目光转向窗外，窗外的梧桐树正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太阳像一位慈祥的母亲，正温柔地梳理着梧桐树刚刚苏醒的叶片。这一刻，我忽然想起老家的母亲，想起贫寒的家境，想起小时候找村里的高中生借书看，想起在上海小屋中的灯下奋笔疾书的日子……那时候的自己，何曾想过会有一天站在著名的《知音》杂志社，接受面试考核呢？
我知道该怎样介绍自己了。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文凭是别人的财富！而苦难就是我的财富，我的大学！
轮到我做自我介绍了。我站起来，深吸一口气，这是关键时刻，一定要好好把握！我微笑着开始介绍自己：“我听了别人的自述，有点自卑，因为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我没有令人骄傲的大学文凭……”
第一句话有了效果，所有主考官都从面前的资料上抬起头来，有些讶异地看着我。我受到了鼓舞，口齿渐渐变得清晰伶俐起来。我先讲了个“煽情”的小故事：“我从小因家境贫寒，只读到小学毕业便辍学回家，所以根本没钱买书看。幸亏我们村里有个高中生，他保存了一箱子的书和杂志，每次，我只能找他借一本，就是在他那个小木箱子里，我发现了《知音》……”煽情的开头将主考官们紧紧地吸引住了。接着，我话锋一转，说起自己的经历——我14岁辍学砸石头，19岁时到上海打工，挣到钱后，才开始每期购买《知音》杂志，并在打工之余自学写作，迄今为止已经发表10多万字的纪实作品……
最后，我说：“虽然我没有进过大学深造，但是，社会也是一所大学，我的经历就是一笔旁人难以企及的财富，它会使我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受益无穷。在此，我请求《知音》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不会使你们失望。虽然我没有过硬的文凭，但苦难这笔财富却是我一辈子也用不完的，因为有了这笔财富，我会比其他人更懂得生活，更懂得人生，更懂得人情和人性……我想我是与众不同的。世界上有很多大学生出身的编辑、记者、作家，但是，世界上又有几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砸过石头、端过盘子、做过流水线缝纫工的编辑、记者以及作家呢？我就想要做那一个！请知音给我这个难得的机会……”说完了，我发现主考官们的眼神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我已经没有了紧张，取而代之的是坦然和放松。
口试完毕。我们离开考场的时候，一位叫罗志松的某报社主任记者（现为《知音》编辑部主任），走过来对我说：“小赵，听了你的自我介绍，我都自愧不如了。如果这次招聘只有我俩竞争，我一定把这机会让给你！”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却让我感动莫名。
接下来笔试，考我们对《知音》杂志的理解或建议，还要现场编辑一篇文章。我以自己这么多年来对《知音》文体与风格的理解，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多字。文章编辑得也很顺利。
考试结束后不久，钱主任悄悄告诉我：“《知音》领导对你的印象很深，胡总要破例接见你一次，下午两点半，你准时到胡总办公室。”他还一再叮嘱我不要宣扬，因为其他应聘者都未获得此次殊荣。
那一刻，我几乎听到花开的声音！经过漫长的孕育和坚持，希望就要绽放了。
下午两点半，杂志社上班了。我准时来到四楼胡总的办公室。面目慈善的胡总不魁梧，也不高大，却有一个充满智慧的大脑门和一双历练洞达的眼睛。他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都是关于我的家事和我的打工经历，我都一一如实回答。胡总接着问：“做编辑和记者并不像外人想像的那么风光，其实很辛苦，要经常出差，每月要编写几万字的稿子，你能坚持吗？”
我实实在在地回答：“其实，工作中再多的苦，也没有我小时候经历的苦难多，而且我非常热爱这份工作，它是我梦寐以求的职业。我相信，热爱加上我非同常人的人生经历，使我一定能胜任这份工作……”胡总一边听，一边不露声色地点着头。最后，我斗胆问胡总：我有希望吗？胡总平静地说：“录用与否，还必须经过编委会研究决定。你回去等消息吧！”
走出胡总的办公室，我长吁一口气——我争取过了，我努力过了，成功与否，那是上天的决定，我已无遗憾，我已经心安了。不是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吗”？剩下的，就看老天是否开眼，是否垂青于我了。面试后第二天，我飞回到上海。
三天后，钱主任通过电话告诉我一个“石破天惊”的好消息：“你被录取了！随时可以报到上班！”
“真的？”虽然心里早有准备，可依然不自信地喊出这句废话。刹那间，就感到有股热流涌进鼻腔，逆流而上冲进了眼眶，此时此刻我真的有种想哭的冲动。乌鸦真的飞上了高枝？逆流真的变成了顺水？全新的太阳照进了生命？我的人生将掀开华美的乐章？
我抑制不住喜悦，给一直等我回音的沙碧红导演打电话，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她一听，也情不自禁地在电话那头叫起来：“小赵，太棒了！我就知道你能行！我们还要拍你离开上海去武汉的镜头……”
不知道是不是多年来养成了独自承受的习惯，不管宠辱悲欢，我都不会广而告之，况且，我也没有几个可以分享心情的朋友。就连家人，我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他们这个喜讯。
当我真正决定离开上海，也就意味着和川的分离。一天晚上，川终于期期艾艾地问我：“你会不会一去不回了啊？”
“不会！”我的回答斩钉截铁。纵然生活平静如波，纵然婚姻平淡如水，纵然爱情已变亲情，彼时彼刻，我还从未想过要打破这份平静，独自劈波斩浪而去。13岁相识，15岁暗恋，20岁同居，26岁结婚……生活如同一瓶强力胶，早已渗透我们身心的所有缝隙，我们从内到外都已合二为一，成了一个婚姻中的“连体婴”。生活中，我们是夫妻，也是兄妹，他是左手，我是右手。纵然有时候，我们觉得左手和右手配合不默契，开始互相不满，互相嫌弃，甚至到最后认为对方的那只手只剩下摆设的作用，但我们都不愿轻易失去对方。因为舍弃对方是需要勇气的，轻则撕扯得皮开肉绽、鲜血横流，双双致残；重则鱼死网破、同归于尽。而人们都喜欢追求表面和心理上的完整和完美性，在尚可委曲求全的情况下，宁愿保持现状。所以说，当爱情消退、亲情滋长的时候，婚姻反而更牢固，虽然这是一种自欺欺人、掩耳盗铃般的牢固。要不，为何失去肢体的残疾人，都会想方设法去安装一副假肢呢？——很多婚姻的最终模式就是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圆润美满、生机勃勃，也许内在早已千疮百孔、奄奄一息。当然，那时我和川的婚姻，只能算是如同一只已经失去水分的苹果，还远不到千疮百孔的境地。
为了配合沙碧红导演的拍摄要求，我定了4月28日去武汉的机票，因为他们节目组必须4月底回北京。
临别那天晚上，我和川很久没有睡着，我第一次对他感到愧疚，我抱着他粗壮的胳膊，絮絮叨叨地说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让他不要怨我，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出人头地，能够梦想成真，能够努力打拼改变现状，希望他能理解。“听说知音的编辑收入都很高，我想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买房子了。”我试图用美好的设想冲淡我们的离别伤情。
他默默地听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叹了一口气，说：“我当然理解你，有时候，我也很自责，如果我能够做得好一点，你就不需要这么辛苦地出去打拼了。人家都是男人撑起一个家，但我太没用，只能让你出去闯荡，这是我心里非常内疚的……”我听出了他声音里的哽咽。我不让他继续说下去，“我的性格决定了我的不安分，一个家，总需要一个做后方，一个做前锋的，我喜欢做前锋，以后挣了钱，我都交给你……”我尽量用轻快的语气说着，但心里，始终有股酸楚的滋味在萦绕。
我多么想和川紧紧地拥抱一次，可他躲在人群后面。连沙导喊他到前面来，他也不愿，我知道他不喜欢这种被人围观的隆重场合，可是，我就要走了，难道你不能拥抱我一下？给我一点鼓励和祝福？我有些怨恨地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的眼圈有些潮红，其实他是不舍得我的，只是不愿说出来。我的泪水不可抑制地滚落下来……我洒泪挥别上海的那一幕，被《半边天》节目摄入了镜头。
我就这样离开了生活了9年的上海，离开了这个让我爱恨交加的城市，就像我当初义无返顾离开故乡一样，我又一次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它。28岁的我，开始攀登另一座人生高峰。这将是一次奋不顾身的投入，是一次前途未卜的探险，是一次颠覆一切的挑战——我，一棵石缝中冒出的狗尾巴草，能否撑开如花的梦想？——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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