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空军青年军官在反右运动中的悲剧

泣血回眸——空军青年军官在反右运动中的悲剧

关键词： 运动, 青年

杨崇诚 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反右派运动，到今年已整整五十五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拨乱反正”方针，决定摘掉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继之又进行了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 《求索1957》的产生过程 2000年10月，一批原东北空军右派军官到辽宁省西部燕山脚下的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故地重游，悼念在劫难中死去的战友，反思那场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荒唐政治运动，心情沉重。会后大家分别撰写回忆文章，并推选我为主编，会同郑权东、贾民卓、卓守鹤、卢菊生四位难友编委一起，把大家的文稿结集成书，定名《求索1957》，于2003年12月集资自费出版。 2011年，姜万里同志将此书扫描为电子版传播，引起文友们注意，询问有关情况。经广泛征求仍健在的一些难友们的意见，补充资料，现向公众作一介绍： 本书的特点，在于揭开反右运动中军队中的残酷情况。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GCD领导的军队，其成员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建国开创人民空军之初，选拔空军军官，那更是要千里挑一，优中选优的。 在这种前提下，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竟有大批空军军官被打成右派分子，残酷迫害，真是自毁长城。全军有多少空军军官被错划打击？因档案至今未解密，总数仍是谜。但是从已经披露的零星资料看，有的说全军的军官队伍里划出了约6000名右派。（见《炎黄春秋》2012年2月号第74页）。其他散见的，如女作家和凤鸣撰写的《经历：我的1957年》一书中也描写了多位军官右派。 仅《求索1957》记述，被送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劳动锻炼”的东北空军一部分右派就有154人，送去劳动教养和留在工厂劳动的约十来人。还有一大批送去密山等农场劳动的中右分子，其数量更是惊人（其中第八航校去的就有20多人）。 本书正文74篇，另有序言、附录和后记5篇。正文分为《莫须有之罪》、《血泪洒辽西》和《安息吧，冤魂！》三部分 （一）《莫须有之罪》 这是老难友回忆录的第一部分，收录难友文稿14篇。这些文章反映了反右运动中“引君入瓮，罗织罪名”的种种方式，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十一种类型： ① 以言定罪。 整风开始时，领导上号召帮助党整风，提出：“给党提意见是对党的爱护，提的意见越多，说明你对党越是忠诚。”，鼓励人们鸣放。并且一再宣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言者无罪”。绝大多数人因此入网。 郑全东，北京人，1930年生，十八岁加入地下党，1950年参军，东北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助理。妻子在辽宁省总工会工作，鸣放时，妻子单位已抓出一些发言的同志打成右派，因此警告过他。但他坚信党的号召，也自信对党忠诚，提了一些意见，就坠入网中。 八航校反右办主任周德润（校政治部主任）鸣放时找训练部材料制图系教员余凯成、周建文、姚茂松和严璆四人小型座谈，上尉教员余凯成提出“现在政治运动宁左勿右，左也左得可爱” ；周建文说：“干部政策重德轻才”； 姚也说“思想改造应潜移默化，要和风细雨”；结果前三人定为右派，占全系教员人数10%。 沈阳东塔场站的土木工程师朱尔刚，上海人，家开商店。1947年在上海交大读书时加入地下GCD，曾任党小组长；他的哥嫂、弟妹等多人都是地下党员，家二楼是党小组会议据点。鸣放时，他响应号召提了几条意见；一是场站党委有事务主义倾向，提出党委应该是军队的灵魂，具有最高的领导和决定权，而不是琐琐碎碎的代替行政领导” ；二是选拔晋升人员有不均衡情况，应从制度上改进；三是各级选举都是等额选举，不能体现竞争选优。从今天看来，这些都是正确建议，但是那时还是硬给他扣上右派分子之帽。 ②以文定罪。 杨润桐三航校高级教练机飞行教员，江苏省盐城市人，1931年生，1946年（十五岁）参加新四军，当过骑兵侦查员。1950年调入空军，培养成为飞行教员。鸣放中，他响应号召，写大字报反映家乡农村一些村干部工作简单粗暴，合作化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吃不饱等问题，被定为右派。 ③受命代笔获罪。 王玉林，北京人，1935年生，1951年十六岁入空军，十八岁入党。鸣放时是第三航校飞行员，飞行大队党支部委员，中队整风组长。他们飞行团直到1958年3月才开展“四大”突击整风。这时全国反右已近尾声。他心中已了解反右情况，未婚妻也曾告诫他不要乱说。因为大部分战友都于去年回农村家乡探过亲。在座谈会上，大家将农村所见所闻“鸣放”出来。空军派来领导整风的一位梁副部长，召集各组组长开会之后鼓励他说：“小王，你们相信党，没有顾虑，所以鸣放得好。”又号召大家向王玉林小组学习，并要求他们写出大字报，以便让其他组观摩学习。小组同志们推选他根据会议记录，综合归纳去写。于是他就写了“飞行员待遇问题”、“农民生活苦，粮食不够吃”、“地方干部欺上瞒下互相包庇，私设公堂，吊打百姓，逼缴公粮”等十几个方面的大字报。他坚信自己所作所为没错，对党一片忠心，坚决不服强加罪名，被定为极右分子。 三航校飞行教员白孟秋。（山西省临猗县人，1930年生，1949年参军，1951年入党）。帮党整风期间，因他是飞行学员组长，领导要他把大伙发言情况写篇报导反映上来，借此改进工作。大家推荐让他代笔起草，经全体飞行人员举手通过，以五组名义转上，谁料这篇文稿竟被诬陷为毒草，就此被定为右派。 ④ 随流签名获罪。 许为南，（浙江省衢县人，1929年生，1951年参军。空军第16师第46团电气特设师）。1957年秋他获准探亲，回到浙江衢州老家，在家乡得知他过去的一些老师、长辈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纷纷落马，他感到茫然，心怵，所以在1958年春空十六师开展反右派文件学习时他谨言慎行。为了打破沉默，发动鸣放，领导一再动员，并明确宣布：“根据军委批示精神，师以下战斗部队只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不抓右派……。”又组织排以上干部去第48团参观学习，他因值班没去。大家参观回来后，第46团维护组的干部写了一张小字报，大家都签名，责成他把小字报抄写成大字报。全文：“团党委整风中顾虑重重，不敢引火烧身，希望师党委派工作组帮助四十六团整风。”三十三个字，寥寥数语，他因帮助抄大字报而被加上“不要党的领导”的罪名，定为右派。 ⑤汇报情况获罪。 卢菊生（湖南省桃江县人，1928年生，1949年参军，1951年入党）。鸣放时，他是空三军旅大高炮指挥部秘书。1957年夏末秋初，他探亲回到湖南老家。邻近的父老乡亲闻讯前来看望。言谈中向他反映：“近两三年，随着初级社转为高级社，产量一年比一年减少，农民辛苦劳动一年赚不回口粮钱，甚至还要倒贴，可农民哪来钱呀，就是写封信也得眼睁睁地等老母鸡下完一只蛋，才能卖出八分钱来买邮票。农村的干部今天县里开会，明天社里开会，回来就发号施令，下达指示。根本不听取群众意见，经济不民主，帐目不公开，对上级奉承吹捧，对下面苛求卡压。谁要是提点意见就打击谁，甚至给扣上‘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所以农民只有忍气吞声，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以致地里杂草丛生，人民面黄肌瘦。”有的贫下中农含着泪水倾诉他们的苦楚。 卢菊生出于对党一片忠心，回部队后写信向湖南省委反映。一个月后，湖南省委将信转给部队，他就被定为右派分子。 ⑥以隐私为据定罪。曲有盛（东北空军组织部干事辽宁省盖县人，1931年生），自幼讨饭，参军后好学上进。因在日记中写了苏联红军1945年在东北强奸妇女、抢劫财物，他写道“这叫什么国际主义？”就把他定为右派。何燕，湖南省衡山县人，1932年生，1951年参军。八航校训练部飞机维修教员，有写日记习惯。鸣放时，按要求上交日记送审。意想不到的是，日记中的一首小诗《空中的花》成了批判的靶子。这首诗是这样写的：“一朵小花，在绿草丛中/不安分地/摇晃着，挣扎着/一阵风，把它带上了蓝天/随风飘荡，呵！多好/我比谁都高，比谁都快乐/一场雨把它淋落地下/呵！呵！哎唷！/一辆车驶过，把它压成土末。”何燕本来是警醒自己，要努力学习，好好工作，不可好高骛远，不能像一朵“空中的花”。可是，批判者说它是对积极分子的讽刺和谩骂。而攻击先进人物就等于攻击领导，攻击领导就等于攻击党支部、就是攻击GCD。如此层层引申，硬说他这首小诗是大毒草，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要罪证。 ⑦被栽赃陷害。肖方（江苏人。1940年14岁参加新四军，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十多年生死考验的GCD员，英勇善战，多次立功，曾是肖克将军的警卫员。1949年调入空军，一直做教育工作，任空军大连文化干校训练处长）。鸣放中，他向领导提了二条改进教育方法的建议。主要领导平时对他不睦，借题歪曲，说他“看不起领导，对领导不满，反对领导，就是反党……”。于是就定他为右派分子、阶级敌人。 王景华（河北省博野县人，1924年生，1939年入党，1941年参军，参加大小80多次战斗，荣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鸣放时是东北空军第三航校团政治处主任。1956年返乡探亲，鸣放时反映一些统购统销情况被定为右派。 罗友乔 1948年考入上海交大，同年底加入地下新青联，1951年参军后为八航校训练部教员，多次立功受奖，作为解放军代表参加过天安门观礼。鸣放时在北京航空学院进修，未鸣放。7月中旬婚礼前两天被急召回校参加反右斗争，诬陷他在团小组会上说过“肃反副作用90%”,强调有记录为证，罗拒不承认，批斗四十余天强行定为右派。后来定案签字时，罗发现发言记录中不仅没有“肃反副作用90%”的字眼，而且也无其它错误言论。罗对划为右派长期茫然不解。2007年在成都遇到当年主持批斗的徐克强同志，徐说当年反右办公室领导口头传达，称罗向空军党委写了万言书，空军党委指令划为右派，学校领导无力保护。 罗未向空军党委写过片纸只字，口头也未提过任何意见，大罪何来？？罗明白是校政治部主任周德润（反右办公室主任）对罗1955年曾同意教研组正排级教员以组名义向空军政治部写信要求学习联共党史（信经政治部发出）一事怀有成见，假传上级旨意，以达到打击报复目的。 ⑧ 无端怀疑定罪。 汪业祥（安徽省芜湖人，1931年生，1950年参军，空军第十六厂电气技术员）。1958年春，十六厂已宣布“本厂无右派”。可是突然有人检举，说他1951年在杭州预备总队学习时曾在睡梦中呼喊“国民党万岁”。无论他怎样辩白，最终还是定他为右派。 卓守鹤（东北空军机务学校教员，浙江省杭州市人，1928年生），九岁丧父，母亲拉扯他们五个孩子挣扎求生，贫寒至极，十四岁开始打工。对无线电收音机发生了兴趣，自学无线电技术。解放后参加空军，抗美援朝期间调到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工程部，完成任务又回到东北空军工程部。那时飞机上的罗盘故障多，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个无线电罗盘试验台，扎进实验室日以继夜地工作，反复实验查找原因，探索其变化规律，部里同志对他有好评，得到处长表扬。但有位政工干部提出：“一个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竟能掌握无线电技术，造出收发机仪器，这技术是哪来的？”“他天天深夜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到底干什么？”怀疑他和国民党敌台有联系，受到审查。1957年整风时，他为肃反遭审提意见被定为右派。 ⑨ 顶替名额。 邓衍杰（三航校飞行教员，武汉市人，1934年生，1950年参军）被打成右派的借口是，他在一次晚上宿舍拉亮电灯时说了句俏皮话“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就被推理为“暗示我们的社会黑暗”，定为右派。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反右时，他所在的大队划了两名右派，其中一名叫邵长源，一等功臣、二级模范飞行员、副大队长，空军党代表。邵的右派问题航校党委不能定，三次上报空军党委都没有批准。这样一来，空缺的一个右派名额就由父亲是右派的邓衍杰顶替了。（他的父亲是民主人士，政协委员，武汉市的一位副区长，57年被打成右派。） ⑩ 按预定指标凑数。 反右时，因为毛泽东曾说“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又说“民盟右派和反动派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所以各级党委从上往下，按照各单位人数下达右派指标，若达不到指标就会被批评为“右倾”。有些同志本没有言论或大字报，但领导为了凑数就把一些人凑为“右派”，如八航校教员赵竹侨（圣约翰大学二年级学生，1951年参军），鸣放时被借调北京空司工作，未参加鸣放；主观认定他家属资产阶级而定为右派（实际上他家是圣大地下党据点，大哥是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解放后为上海市公安局一处成员，驻美大使朱启桢在上海解放前夕最危险时就躲在他家）。苏守义，重庆人，八航校文化教员。1956年评选优秀教员时，系主任处事不公，鸣放时苏守义提出意见，该主任心存报复。当时八航校的反右名额尚未达到10%的指标，且苏守义的系里不安心工作的人数较多，却没抓出一个右派，这样就抓到他顶上成为后补右派。 ⑾ 无妄之灾。 袁德修，（河北省蔚县人，鸣放时是空三军第206团俱乐部主任。至今他不知道自己是为何而被打成右派。另据朱尔刚同志的《二十年回忆录》记载，还有一名难友，名字忘记了。给他摘帽时，翻阅档案，找不到关于右派的材料。去信原部队询问，回答说他不是右派，误送到这里来了。就这样他被白白的折磨了这多年。 （二）《血泪洒辽西》 这是难友回忆录的第二部分，收录文稿48篇，都是难友们心头滴血之作。所记述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前所农场。 1958年春夏之间，东北空军的154名右派先后被集中到前所果树农场来，在农业工人们监督下“劳动锻炼”。 名为“劳动锻炼”，实际与劳改相差无几。在农场工人和果农们的监督下，不仅要干最重的活，而且从精神上还要受折磨、甚至受迫害。 第一个惩罚措施先从经济待遇上给予打击，即：根据每一名被迫害者驯服的程度，对其收入待遇给予不同的降级，对坚决申辩理由不服强加罪名者，定为“极右分子”，每月只给18元生活费，如王衍周（第八航校仪表系主任、原上海交大地下党员）、王玉林、杨崇诚等都是这样，卢菊生甚至只给15元，而对一位“认罪态度好”的则只戴右派帽子，保持原工资60元。用这种办法摧毁一些人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意志。 劳动上高强度摧残。右派们当时都渴望早日摘帽，抱着通过劳动表现自己对党忠诚的想法，从一投入农场就拼命干活，人人争先，劳动强度大大超过常人想象。 那年“大跃进”，体力劳动强度空前大。夏日天长，六点钟不到就上工，中午十一点收工，去掉走路二、三十分钟，买饭排队，等吃完午饭早已过了十二点。不到一点，上工的钟又响了，下午一直干到六点或更晚，晚上常有加班夜战，至少要干到八九点；回宿舍，涮洗一下倒头便睡。冬日夜战少些，但又有无休止的学习（批斗会），直熬到十点才能睡觉。周而复始，日复一日，一年下来只有到了春节才能休息几天。 体力劳动有轻重之分，重活都压在右派身上。例如挑水浇灌果树，要从山沟坑中将水“拉”起来。因为水浅，必须用扁担带着水桶以极快的速度在水中划过，利用惯性才能装八分满，以提高效率。水拉上来还得一路小跑爬坡（30度以上）数十米至上百米，挑到树下，扁担不下肩一倾了事。这样一天下来总得挑上七八十担，甚至上百担，真是筋疲力尽，在农场这是一等重活，当地人叫“挑大水”。冬天修水库，主要的大量的劳动是取土和运土，运土又得挑，这是我们的专利，百十来斤的土篮子，一溜小跑，又要过狭窄的跳板，一天下来也得挑上数百担。 （《求索》第45页） 又如“深翻”。 58年10月末，右派们被调集到第一生产队给大龄果树深翻施肥，这些果树约有四十年的树龄，要在离树干二米挖一条沟，其深宽各是一米，每个劳力分担1.5米长，有挖掘、梳根、施肥、回填、灌水六道工序。 一队地处陈家沟一带，为硬结沙土质（当地人叫沙砬板）要一镐一镐刨松，再一揪一锹将松土翻出沟外，一镐刨下拳头大小一块，还有一些乱石地段一镐刨下只见火星乱迸，往往把虎口震裂鲜血浸漫。一天下来．钢镐磨秃，收工后即送烘炉煅打，明日再用。至于那些坚石地段，只能靠打孔放炮，爆破之后再清理碎石了，这样一棵树要费三十多人工，再加指挥的、监工的，做饭的……这在当时是风靡全国的人海战术。不讲科学不讲民主的蛮干，任何人不得有异议。 （《求索》第88页） 最严重的是饥饿。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右派们的粮食定量一降再降，每人每天8两毛粮，再被伙房克扣，人人都陷入严重饥饿，还得应对沉重的强劳动，天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 冬天早晨6时起床，7时吃饭，一日两餐，早饭五两菜粥，晚饭三两，社员每日三两，老右和工人每日比社员高出五两，领导就拿菠萝叶粉来补这个不足。那时各种“代食品”发明不断出现，什么玉米棒淀粉，玉米皮、花生皮淀粉等。菠萝叶就是柞蚕树叶。农场组织右派上山采收。采叶队伍的住地在秋皮沟，离釆收地点有十多里路程，当时天寒地冻，大雪封山，环境极其恶劣。因为是吃的东西，质量要求很严，只准在树上摘，不准在地下拣，日定额30斤，完不成定额，就得不到晚饭的饭票，对我们老右的要求更苛刻，缺半斤四两都不行。早饭过后八时上班，每人背一个大花篓，踏着半尺深的积雪，向着十里之外的山区走去，到了采收的地点各自找地盘开始作业，天寒地冻，手脚冻得麻木不听使唤，到了下午两点半就得下山，到集中地点验收交货，足三十斤者发给晚餐票，不合格者，得不到饭票，这是当时最残酷的处分。难友李玉泉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当我忍饥挨冻往回走的时候，就想，这真不如进监狱，我宁愿坐牢也不愿“劳动锻炼”，坐牢每顿还有一个窝窝头，现在我比坐牢还苦。” （《求索》第48页） 比肉体上的劳累、腹中的饥饿两者更加残酷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我们走到哪里，背后总会有人指指点点，把我们视作魔鬼。在人前只有低头认罪、老实干活。而这仍不罢休，还玩出折磨我们的新花招。王玉林同志在回忆文章《右派与孤儿》中记载了此事。节录其中一部分： “1958年上半年，锦州孤儿院的一批孤儿也被安排到各个生产队。有一名孤儿叫杨安乐，十六、七岁，不知为什么他故意睡在我们宿舍里。 我们从事着极其沉重的体力劳动，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一天下来筋疲力尽，总是话不多说，抓紧休息，以便再干。这杨安乐的工作是放羊，每天赶几只羊上山、入圈，逍遥自在，十分得意。但是他对我们总是深怀着敌意，总是无事生非，故意找茬，…… 记得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寒冬之夜，宿舍内没有任何可取之暖，一铺火炕却不烧火，只铺些秫秸山草。我们躺在炕上，凭着自身的体温把被窝暖热，正当大家稍解劳累即将入梦之时，忽然北风呼呼地灌了进来，我们十几个人都被冻醒了，起来一看，原来是北面的三个窗户和南面的一个大门全被人打开了。北风穿堂，尘土落满被褥，冻得我们直打哆嗦。这时组长摆摆手，叫大家不要吱声。 第二天早晨我们看到杨安乐这小子跑到前面工人宿舍的热炕上睡着了，大家明白，昨夜的事是他干的，后来又听那小子扬言‘非冻死他们几个不可！’” （《求索》第69页） 还有从亲情上的折磨。反右之初就有多位军官的未婚对象突然告吹，就是已经成家的，也要施加各种压力伤害其感情。 文化大革命中，对右派除揪斗陪斗外，又强迫家属一律回原籍，汪业祥是1965年在林场时找到一个对象结婚，妻子被遣返还乡，丈母娘家不能住，只能租一间小房，丢人丢到丈母娘家门口去了。妻子受的委屈和世俗的压力无比沉重。 （《求索》第68页） 许为南1962年已摘帽，被安置到绥中县电影院当放映员。1970年夏天某日，雨后天晴，他正带领着一群所谓有问题的人，在电影院清扫，搞卫生，一位领导把他找去教训说：“……要有主人姿态，积极主动地去找工作，不能像现在这样拨一拨动一动。”因回答的话不顺这位领导心，就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一连斗几个晚上，说他没有改造好，说这是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不久又要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遣送到绥中农村继续改造。因他妻子是临时工身份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售货员，可随时辞退。他为了妻子的工作，更为了孩子的前途，便和妻子商定作出了最痛苦的抉择——离婚，回原籍当了农民。 （《求索》第135页） 农场还利用一些人的人性弱点，以“靠近政府就是积极”为钓饵，嗾使右派打右派，王玉林一九六〇年得了浮肿病。医生给他开了证明建议到北京治疗。场部书记佟庆学已批准，可是五队书记方世林就是顶着不准。王玉林无奈，为了活命，他还是回了北京，治疗一个月又返回五队，书记方世林一伙愤恨他不驯服，就以“私自离队”为借口开会整他。当夜，组织16名右派斗他，有二名右派打他。 （《求索》第75页） 右派沦落为社会贱民，阶级斗争的反面教员、活靶子。每来运动就把右派揪出来斗。原高炮101师贾民卓同志在回忆文章《在劫难逃》中记载他挨打的一个场景： “有一次队长刘士杰酒后训我，骂我‘你算什么东西’。命令我跪下。我不跪，刘队长操起木棒横抡着把我打倒，木棒也打断了。 另一次我正弯腰请罪，冷不防知青霍玉朋冲我脸就是一脚，当时眼就肿了。还有一次把我叫到知青点批斗取乐，身后青年王大来猛踹一脚，只觉得腰眼嘎吱一下，本能地扑向对面一青年身上，这青年又往后一搡，我仰面朝天摔倒在地，疼的爬不起来，从此落下了腰间盘突出症。 如此这般肉体折磨，精神摧残，一次接一次，次次花样翻新，叫我戴高帽游街，纸帽里却放上砖头。叫五类分子互相打耳光，扎个草人写上《刘少奇》，叫五类分子边哭干爹边送葬……等等。” （《求索》第95页）

所有跟帖： 

• 残忍、邪恶! -石假装- ♀ (0 bytes) () 05/13/2012 postreply 01:1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