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进攻杭州难保 zt
茅玉麟，我国著名科学家、桥梁专家茅以升最小的女儿。许多年，她一直陪伴在父亲茅以升身边。茅以升1989年去世后她转至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工作，现任基金会秘书长。8月7日上午，记者如约来到位于北京北三环安华桥的基金会访问她。在茅玉麟的办公室里，摆满了茅以升生前的工作照片。回忆起父亲的点点滴滴，这位干练、坚强的职业女性眼眶里充盈着泪水。
归国博士 肩负重任
1934年11月11日，中国人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座钢铁大桥——钱塘江大桥举行开工典礼。“我父亲当时39岁，作为总设计师的他要建造的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茅玉麟说。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推崇外国工程师的年代。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为什么能肩负如此重任呢？
茅以升1896年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20岁成为美国康奈尔大学最年轻的研究生。23岁时，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关于桥梁工程的见解，被国际桥梁界定为“茅氏定律”，成为美国加里基里工学院建校以来第一位工学博士。1920年，他学成回国后，立志为自己国家造一座举世闻名的桥。在他37岁的时候，这个机会突然来了，当时的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邀请他筹建钱塘江大桥。
“当时银行财团都不相信中国人自己有本事建造现代化桥梁，父亲他们设计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大桥设计方案，最终战胜了美国专家的方案。1934年，我父亲出任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
钱塘江大桥是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大型现代工业项目。在建桥过程中，茅以升克服了80多个重大难题，工程人员仅用两年半时间，就在急流汹涌的钱塘江上建起了这座长1453米、高71米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
天上空袭 水下赶工
1937年8月14日，日本飞机首次空袭南京、上海和钱塘江大桥。茅以升在《钱塘江建桥回忆》中记下了当时首次遭袭的情况：
“轰炸的时候我正在第六号桥墩的沉箱里面和工程师及监工员商量问题，忽然沉箱里的电灯全灭了，一片黑暗……电灯一灭，大家以为高压空气也出了事，而没有高压空气，江水就要涌进来，岂非大家都完了吗？当时来不及思索，大家都恐慌起来……半个小时以后，电灯居然亮了……我跟着出沉箱，到外面一看，很奇怪，一切工作都停了，到处看不见人，整个江面寂静无声，只有一位守护沉箱气闸的工人在那里。他对我说：半点钟前，这里放空袭警报，叫把各地电灯都关掉，说日本飞机就要来炸桥，要大家赶快往山里躲避。”
“接着果然三架日本飞机飞来投弹，但都投入江中，并未炸到什么东西。我这才知道战争威胁已经来到大桥。桥工未完，战事已起，这真急坏人了，铁道部和浙江政府都严令赶工，全体职工也尽自己最大力量。但整个大桥工地已经笼罩在战时气氛之中。其实就是在同日寇抢时间。日本飞机此后常来骚扰但始终没有伤及大桥本身。”
临危受命 预置炸药
1937年11月16日，茅以升在钱塘江大桥工程处接待了一位南京政府派来的重要客人，他是南京工兵学校丁教官。在出示了一份南京政府绝密文件后，丁教官对茅以升说，如果杭州不保，钱塘江大桥就等于是给日本人造的。丁教官告诉茅以升，炸药已直接由南京运来。
“父亲此时经历着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七七事变后他在14号桥墩已经预留了一个大洞，这个大洞就是为了炸桥时放置炸药的。但没想到，这一天不但真的来了，而且来得如此之快。他很快冷静下来，将钱塘江大桥的所有致命点一一标识出来。”茅玉麟说。
当时，炸这样一座桥墩和五孔钢梁，需要100多根引线接到放炸药的各处，而完成这样一件工作需要12小时，如等到兵临城下再做恐怕太晚了。可是如果现在马上做，敌人并没有在12小时后到来，又太早了，怎么办？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先把炸药放在预留的空洞内，然后再将引线从炸药处引至南岸的一所房子里，等到要炸的时候再把每根引线接通雷管，最后一声令下，将爆炸器的雷管通电引火，大桥的五孔一墩便立刻爆炸。
桥存三月 作用巨大
“就在他们埋好炸药的第二天，父亲突然接到浙江省政府的命令，立即开放大桥。这令父亲不解：大桥公路部分早已建成，但为了预防敌人袭击一直未开放，现在为什么突然又要开放呢？省政府告诉他，上海战事爆发后，很多人要渡江逃难，每天有数万人渡江，渡船已不够用。其中一艘渡船还发生了翻船事故。聚在岸边等待渡江的人越来越多，形势严峻。出于迫不得已，省政府作出开桥的决定。”
大桥于是在11月17日开通。当第一辆汽车从大桥上驶过时，两岸数十万群众掌声雷动，很多人迫不及待地涌上大桥，大桥从早到晚都被挤得水泄不通，成为钱塘江上从未有过的一次南渡大潮。但是没有人知道大桥下面埋着炸药，人和车都是在炸药上行走。
到了12月，日军攻克武康，杭州危在旦夕，不光过桥的人更多了，铁路运输也紧张起来。据铁路部门估计，12月22日这一天，过桥撤退的火车有300多辆，客货车2000多辆。12月23日下午一点钟，炸桥的命令终于下达。本来可以立即炸桥，但是北岸上仍有无数逃难的人涌来过桥，根本无法下手。
一直等到下午5点钟，远处已经见到日军骑兵烟尘，大桥禁止通行，一声巨响，大桥被炸断。茅以升感慨地回忆道:“在大桥工程进行时，总工程师罗英曾出过一副上联‘钱塘江桥，五行缺火’。因为前四个字的偏旁是金、土、水、木，唯独没有火。可是上联出了以后迟迟没有人对出下联。没想到，炸桥后，五行不缺火了，桥却断了。”钱塘江大桥被炸断后，心绪难平的茅以升赋诗一首：“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
“抗战必胜，此桥必复”
“钱塘江大桥从建成到通车，再到炸毁，存在了89天时间。但是，它发挥出来的巨大作用，光从抢运物资上来讲，包括军用、民用物资以及机车车辆，就超出了它建桥时500多万银元的总投资，更重要的是有100万生命都是从这座桥上逃难过去的。”茅玉麟说。
“大桥炸毁后，桥工处撤离，父亲全家跟着逃难的人群四处颠沛流离。但父亲却清楚地知道，总有一天，他还会回到这里，因为在大桥被炸的那天晚上，他在书桌前写下了8个大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
炸毁大桥对阻滞日军南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日军曾对大桥寄予很高的期望，通过它可以直抵战争后方。因此他们决定马上修复大桥，但日本人花了整整7年，才于1944年将大桥勉强修通，而此时距他们战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四处奔波的茅以升时刻期盼着抗战胜利、重修大桥的那一天，而钱塘江大桥的命运却如危难中的中国一样，命运多舛，一波三折。抗日游击队员为了阻止日军南侵，先后两次将日军修复好的大桥炸毁。1946年，茅以升开始修复大桥。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当日，国民党节节败退，在大桥第5孔钢梁下放置了炸药，再次炸断大桥。到1953年修复完成，历时整整7年，远远超过了当初两年半建桥的时间。
“1987年，钱塘江大桥建桥50周年时，父亲再一次登上钱塘江大桥。他对身边的人说，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回忆起父亲最后一次登桥，茅玉麟眼圈一红，潸然泪下。
“那时父亲已经90多岁了，眼睛不好，只能看到很近的东西，而且只能看到影子，所以他一直抚摸着钱塘江大桥的栏杆，没有话，只看着远方。我想他心里肯定是非常激动的，或许他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登上钱塘江大桥，心情应该是很复杂的。”
两年后，茅以升逝世，享年94岁。
如今的钱塘江上，已经有了6座跨江大桥。在今天的中国，这些新建的大桥再不用担心像第一桥那样历经磨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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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科学家
叶企孙：
物理学教授造地雷
20世纪60年代拍摄的电影《地雷战》曾经热映一时，家喻户晓。很多人恐怕想不到，地雷战后面的主角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物理学教授叶企孙和他的学生熊大缜。1938年3月，熊大缜来到冀中抗日根据地，筹建技术研究社，并开展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等的研制工作。1938年5月，叶企孙通过多种渠道张罗资金，购买了制备雷管用的化学原料和铜壳、制备电雷管用的铂丝和电动起爆器等各种军需材料，并冒着生命危险运进冀中抗日根据地。1938年9月，技术研究社几位技术员带领战士，在平汉铁路保定方顺桥附近埋设新研制成功的氯酸钾地雷，成功炸翻了日寇的火车车头。
严济慈：
为前线制造望远镜
严济慈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抗战全面爆发时，身在国外的严济慈历尽艰辛回到祖国，在昆明黑龙潭设立了物理研究所。因抗战需要，有政府官员找到严济慈，请其帮忙制作望远镜。随后，又有一家工厂请求严济慈提供无线电通讯用的压电水晶振荡器。严济慈接受了这两项任务，还与学徒们一起磨玻璃、磨镜头。几年里，严济慈带人为前线制造了500架1500倍的显微镜、1000多具水晶振荡器、300多套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等电子设备，为抗战中的医疗、通讯等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钱临照：
为战地医院造仪器
钱临照是我国的物理学专家。九一八事变后，钱临照拒绝了每月160块大洋的上海电话机技工的职位来到北平，进入刚刚成立的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当了一名每月只拿40块大洋的研究助理，后来留学英国。回到抗战中的北平后，钱临照设法将物理所的56箱仪器和资料经越南海防运到昆明，为后来开展科研创造了条件。抗战中，钱临照主持物理所的应用光学研究，他们设计制造的几百架显微镜、经纬仪、望远镜，不仅满足了战地医院和很多工厂的需要，而且为新中国培育了第一批光学仪器专家。
邢其毅：
从国外回国奔前线
邢其毅是我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和教育家，1936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后，邢其毅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工作条件回国，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化学所任研究员。不久，华北沦陷，上海也危在旦夕，中央研究院被迫南迁昆明。为寻找抗疟药物支援抗战，邢其毅克服重重困难，到云南边境地区收集金鸡纳树皮，开展有效成分的分析研究工作。1944年，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前线皖北解放区天长县，被分配到苏北华中军医大学，一面训练基本药学人才，一面为军队制药，为挽救民族危亡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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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是我国卓越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1936年4月，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937年，为躲避战事、继续学业，浙江大学举校西迁。竺可桢带领师生633人，像“打游击”一样四度迁徙，途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使全校师生远离炮火和敌机的干扰。史称“文军长征”。1944年，日寇入侵贵州，遵义危急，竺可桢报请当时教育部批准，向遵义43兵工厂商借近千条枪支，用于武装学生、抗日自卫，极大地激励了师生的斗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