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即将进入尾声之时，昔日不可一世的日军已成强弩之末，失去往日威风，许多人变得消极厌战。在山东敌占区，比如泰山、沂蒙等地，日军当时的情景被记录下来，真可谓“形似乞丐，状若小偷”。
根据文档记录，日军在当时出现严重的粮食问题，部分驻扎军队，每天供给两餐，主要是七成麦子加三成大米烧成的干饭，配一点咸菜。偶尔改善伙食，也只有黑豆煮鱼，这是日本贫民常吃的一种饭，却也成了侵华日军的美食。
驻扎青驼（当时隶属临沂）的日军宗鹅部队、驻扎郯城的笠原部队，因为军粮供给不上，友军部队又不肯支援，只能采用“当地募集”的方式来获得食物来源。他们到当地百姓家中，以军票购买青菜萝卜，也从一些商店购买些罐头之类的物资，但罐头只供给伍长和有功的老兵，普通士兵只能吃青菜，肉类很少，一个月不见得能吃上一次。很多日本少年兵根本吃不饱，饿得面黄肌瘦，只能偷偷到当地百姓家里要饭吃，或偷饭吃。
有人或许会问，日军为什么不直接去抢？那是因为当时日本军队的主力调往南方战场和海外战场，驻守的各镇的部队，多为老弱病残以及一些十几岁的少年兵，军部也不允许他们太放肆，以免引发强烈的抗日情绪，因此规定要跟当地人保持友谊，尽量不要发生摩擦，买东西、坐车都要给钱，或者以实物代替钱抵给当地人。
尽管日本军部有这些规定，但不是每个日本士兵都遵守，他们想要改善生活，一是靠“抢”，二是靠“偷”，就拿泰山区据点的日军来说，他们经常到百姓家里偷东西，当地有不少日本商人开办的买卖，也经常被他们“光顾”。一份留存的档案册记载，在十六日，日军偷了一户人家五包纸烟，还偷走一麻袋花生，又在油坊偷走一桶油，回到军营用油煮花生时，被失主找来，伍长（军曹）于是当面用木棍打了几个士兵，但并没有赔钱给失主。
日军经常到集上吃包子吃点心，吃完之后，没有钱支付，就拿香烟或者小物品抵价。郯城的日军不但偷老百姓的东西，还偷军营的东西，比如袜子、毛巾、肥皂等等，用这些东西跟当地人换取一点食物，有些日军甚至把子弹和手榴弹拿出来换东西吃。少年兵的私人物品几乎全部被老兵偷走，他们没有东西交换，只能哀求一切年老的妇女要东西吃。当地人善良，见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于是就给他们馒头、窝头，让这些少年兵果腹。
费县的日军进行“节俭运动”，只有军官才可以穿皮鞋，士兵全部穿当地人制作的千层底布鞋，每人一双破皮鞋要在整队出发时才能穿。军服破了，也没得更换，军部要他们体恤“皇国时难”，衣服补一补接着穿。不少士兵采取消极抵抗的方式，衣服破了也不缝补，故意破衣烂衫，用袖子擦枪杆、擦鼻涕，也不刮胡子，走在街上跟乞丐没多大区别。
有些日本士兵跟当地人相处久了，有了感情，常在农忙的时候到百姓家里帮着干农活，甚至有人拜当地人为干爹干妈，扬言再也不回去，留下来当个农民过日子。他们帮干农活，当地人就管他们饭吃，临走时还给一些麦子和咸菜，把这些昔日不可一世的侵略者感动得哭鼻子。有些士兵甚至哀求当地人把他们藏起来，他们实在不想回军营，有个青驼部队的少年兵藏了半个多月，被逮走后，过了没一个月又跑了，他藏在一个农户家里，答应给这户人家当儿子，但最终没能得偿所愿，抗战胜利后，他被遣返回国。
鲁南地区的日军高层察觉到这种消极情绪一天天高涨，于是在各镇宣布“日本士兵不允许出军营，谁无故跟当地人胡扯，谁就受军法处置”。并且要求鲁南地区的日军半个月调动一次，以免士兵跟当地人产生感情，但这依旧制止不了日本士兵厌战情绪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