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抗战时期，因作战不利而被处决的将领有不少，其中级别最高、影响最大的，当属韩复榘。
历史客栈之前专门介绍过这个人，虽然后人对他有很多丑化，好像是一个毫无节操的草莽匹夫，但实际上，韩复榘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军阀，主政山东时期，在全国都是数得着的模范地区。但因为一件事，让他万劫不复，永不能翻身。
这件事，自然就是不战而逃。
如果从传统叙事来说，韩复榘的举动确实是十恶不赦的。当时，山东济南是连接华北、华东两大战场的战略要地，因此蒋介石严令韩复榘坚守济南，即使守不住，也要尽量拖延日军的进程。
但韩复榘却对蒋介石的军令置之不理，还没等日军逼近济南，就率部南逃，将济南拱手让给了日军。
毫无疑问，这样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因此，蒋介石极为愤怒，将韩复榘秘密逮捕，执行枪决，成为抗战时期唯一一位被枪决的集团军司令。
不过，韩复榘聪明一世，为什么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呢？真的只是一时糊涂？恐怕没这么简单，这还得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分析。
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在抗战之前的二三十年，基本上都是军阀混战，尔虞我诈，没有人可以信任，只有实力才是硬道理。作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韩复榘自然深知这一点。
当韩复榘做出撤离济南的决定时，他的一位参谋就曾提出过反对意见，但韩复榘说：“你太天真了，蒋介石的话你能信？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又和日本妥协？我们就这几万人，家底抖落完了，他突然跟日本人来个什么协议，华北就肯定没我们的份了。蒋介石不守南京，却让我们死守济南，岂非不公？”
这句话，就是韩复榘最大的顾虑。
其实不光是韩复榘，当时很多军阀也都有这样的心理，比如被誉为抗日名将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七七事变刚爆发后，属下何基沣主张全力反击，痛打日寇，但宋哲元说：“如果真跟日本人打起来，蒋介石就会借抗日消灭杂牌，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搞起来的这个局面就完了！”
甚至当时全国捐款捐物，支援29军抗战时，宋哲元也都婉拒了。后来很多人都认为是他高风亮节，其实哪有那么多“高风亮节”，在现实面前屁都不是，宋哲元担心的是，如果接受了这些抗日捐助，就等于把29军送上了抗日第一线，很可能连家底都输进去，让蒋介石看笑话。
（图：宋哲元与蒋介石）
可见，在那个形势不明的乱世，保存实力才是唯一要考虑的东西。
当然，保存实力归保存实力，但在民族大义面前，还是不能马虎的，这也是宋哲元比韩复榘看得更清楚的一点。
据宋哲元的参谋长张樾亭回忆，1938年1月的一天晚上，宋哲元对他说，韩复榘和刘湘已经密谋好了，联合通电反蒋，希望宋哲元也能加入这个阵营。
张樾亭问宋哲元怎么做，宋哲元说：“不能做，做了遗臭万年。”
至于“四川王”刘湘，虽然也有过反蒋的思想，但在关键时候，还是全力支持全民抗战，临终前给全体四川将士留下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由此也可见，军阀们虽然内争不断，但在抵御外辱方面，绝对是同仇敌忾的。正如宋哲元所说，有些事“不能做，做了遗臭万年”。
再说说蒋介石，应该说在抗战时期是值得肯定的，中央军、黄埔系都是抗战主力，但他对杂牌军的排挤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1940年五原大捷后，傅作义派军长董其武去给蒋介石报喜，并申请补充装备。
但到了军政部，却迟迟得不到回复，董其武跑断了腿，最后才勉强给补充了机枪27挺，步枪250支。
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军长董钊也来申请更换装备，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嫡系，虽然军队损失没有董其武大，功劳也没法相比，但军政部仍然给他全部换上了苏式装备。
董其武回去后跟傅作义汇报了这件事，傅作义也只能一声长叹。
说到军政部，还有一个事儿很值得一说，在抗战后期，陈诚担任军政部部长，调查后却让他大吃一惊，“国军预算员额为五百万，而实际上吃军粮者达七百二十万人。据当局推断，如经核实整编，能有三百万可战部队就很不错。以此而论，半数以上的军费开支都是不实不尽的。”
你是不是也大吃一惊？
300万军队，却有720万人在领军粮，多大的国库能经得起这么腐败？
更无奈的是，陈诚虽然知道这一点，却也无能为力。连陈诚都管不了，还有谁能管得了？还有谁能救得了？
反观当时的共产党的军队，虽然也有各种各样的山头，但绝对令行禁止，军纪肃然，没有人敢保存实力，更没有人敢贪污腐败。
这样的两支军队，谁输谁赢，早就一目了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