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讲到抗战中的中国大学，大家自然而然想到的是西南联大，或者说西南联大的“被回忆率”远远高过其他大学。其实，当时中央大学、西北联大、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的搬迁，也都有其特点与感人之处。
抗战前,中国专科以上的学校有108所；抗战中，有过搬迁经历的学校达70余所。依据1937年的统计，迁移到后方的有52所，迁移到上海租界或香港继续办学的有25所。
事实上，西南联大已成为抗战中中国大学的符号，但众多人仅知道这个符号，用“破破烂烂却精神抖擞”形容西南联大，以此与当下中国大学有豪华的大楼却精神不振、日渐富有却日渐世俗化形成对比，进而得出西南联大对当下中国大学的现实意义。当时破破烂烂几乎是所有大学的共同特征，只是不同学校破烂的程度不一，用一所学校作标签或符号，就可能忽视大学杰出的真实原因。显然，这种叙事方式充满着习惯性思维，缺少历史实证，容易让人犯选择性错误。
为了让人们能够更为真实、全面地看到当时的历史原貌和全貌，不妨将当时西迁最典型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西北联大三所学校放在一起比较，也许对现在的大学发展启示能更为深刻完整。
中央大学的优势地位
中央大学当时是国民政府放在手心里的大学，政治基础特殊。而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产生于同一份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9月10日下发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云南成为西南联大；稍后太原失陷，西安临时大学又迁往陕南，1938年4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并迁往陕西城固。
最早搬迁，受损最小，一次落定的就是中央大学，1935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就估计到战争的长期性，并专门到重庆考察学校选址，回宁后就赶制木箱。“八·一三”轰炸，日本飞机在南京扔炸弹炸到中央大学的一栋楼，罗家伦马上就准备搬，他们搬得很干净，后来有人用“精光”一词来形容，说“南开大学被日本人炸得精光，而中央大学搬得精光”，南开搬迁的时候，学校已没有太多可搬的东西了。
而中央大学所有的一切都搬走了，当时因为长江上的运力有限，政府特别想办法让他们用长江流域轮船把所有东西全搬到重庆去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的西上”，连医学院用于解剖的24具尸体和牧场中的各种牲畜也都搬到重庆，当中有先期挑选一些“鸡犬图书共一船”地运到重庆的，也有后来在牧场人员的组织下，以游牧的方式，历时一年几千里长征到达重庆的。罗家伦说自己“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它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
组建西南联大的三校搬迁则一波三折，其中算清华搬走的东西较多，因为梅贻琦和叶企孙有远见，知道华北局势不稳，就事先不动声色地在湖南建校舍，并把一些重要的图书仪器搬到长沙新建的校舍里，这也是为何第一次搬迁选择长沙的重要原因。
在整个战时，由于重庆是陪都，条件最好，中央大学位于陪都重庆的地利优势，不仅各方面未被削弱，还得到了更多的发展，共设7院38系7个研究所，学生数由迁出前的1072人到1944年的4460人。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则在师生员额、设备、财产、课程资源等方面都损失惨重，西南联大设5院26系，2个专修科；西北联大设6院23系，且撤分频繁。
中央大学经费上也享受得最充足，一校的经费相当于北京、清华、交通、浙江四校的总和，远远超过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等学校。两所联大的学生在抗战中也都有所增加，但没有中央大学增加得多。
从教授总数来说，依据1945年教育部的统计，国立中央大学：教授325人，副教授57人，讲师113人，助教259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55人，副教授7人，讲师34人，助教177人；西北联大没有持续到1945年，1938年西安临时大学的教授106名，迁出西安后有所减少，此后几年流动性较强，在五校分立时期，先后有505名教授在各校工作过。中央大学开过900多门课，这在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都不可想象。
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部聘教授办法》，实行“部聘教授”制度。由各大学各行各业的教授对本行投票推选，得票最多者被委任为部聘教授，作为当时最高的荣誉，在首批获选的30人中，中央大学的部聘教授是12个，西南联大（包括北大、清华、南开）总共才8个人，比中央大学还少，西北联大总共只有部聘教授3人。
在研究生教育上，中央大学抗战期间毕业研究生60余人。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则由各校分别招，北大1946年复员时有在校研究生20人，清华研究院1939年恢复，到1946年共毕业研究生32人，南开研究院1941年才恢复招生，毕业人数更少，三校加起来的总和略超过中央大学。西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没有整体数据，力量更弱。
再看学生的学习表现，1940年以后，教育部进行过六次专科以上的学生学业竞赛，第一届当时中央大学得奖的学生是18人，西南联大有3人得奖，西北联大得奖情况不详。第二届中央大学得奖的学生14人，西南联大没有人得奖。1943年考选自费留学生到国外留学，全国总数329个人，中央大学63人，占了五分之一。1944年考公费留学生，当时全国取30个人，当中有8个是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的学生在这种考试中无法与中央大学一比。
显然，从各方面条件和直接教学效果看，中央大学才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全国最好学府，中央大学规模宏大，学科齐全，教授阵容强，均居全国各大学之首。若按从高到低的排序，应是中央大学、西南联大、西北联大。抗战初期实行过4年的全国大学统一招生，全部考生总数的2/3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填报，说明当时的社会各界都是这么看的。
历史叙说与真实的差异
当时，西南联大在各方面都不占优势，尤其跟中央大学比不占优势，但是七十年后回过头来看，有多少人去回忆中央大学，多少人去记忆西北联大，追溯其根源，就是对当下大学发展最有益的启示。
人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政治原因，中央大学由于被称为国民政府的“亲儿子”，1949年前的得意，造成了1949年后的失意，众多人才只能到海外生活工作，失去了在国内发挥才干的机会。而西南联大的政治倾向则相对多元，更多人专注学术无明显政治倾向，1949年后有离开中国的，也有不少留在国内，并在关键岗位发挥关键作用的。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内对中央大学的回忆及其传播。
当下广为宣传的西南联大，叙说得多的是它的文科，甚至聚焦到“一二·一”运动，对整个教育教学今人依然知之甚少，对自然学科的了解更少，这样的传播既存在大量的信息损耗，又存在大量的添加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西南联大的原貌和全貌。而如果对当时代表中国教育水平的中央大学的信息如是传播，不免被人误认为，是要为国民政府的最高学府“优越性”提供证据。由此引发的后果，是抗战中中国大学的原貌和全貌被遮盖。
抗战胜利复员后，国民政府就在经费分配上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中央大学摆平了，无形中是增加了北大和清华的经费，减少了中央大学的经费比例，中央政府在财政拨款非常巧妙地把几所大学一碗水端平。1949年后，昔日组成联大的三所学校中，北大、清华、南开在1952年后更获得中央政府的政策和经费呵护，北大、清华更是拥有话语权和绝对权威，尽管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遇整肃，还是具有持续影响力，中央大学的后继者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
严谨的学者已不讳言，眼下对西南联大有一些过度热捧、美化的成分，以至完全删去了它的苦难、尴尬、负面、遗憾、不完善的部分，其中有叙述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美好，不是所有人都在艰苦的条件下认真读书。因为时间久了，人们回忆数十年前的青春岁月，总是偏向于美化；而在校生谈到当下的学校则都偏向于批判，现场纪实和事后的回忆总是两回事，只需翻阅当时师生的日记，当初的遗憾、矛盾、生活困境，教授的沮丧、学生的抱怨便一目了然。
有人认为，别的大学基本上是一所大学的传统，比如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而西南联大被北大、清华、南开、云南师范及台湾清华五所大学所追忆，就有了更多的表扬和追怀。那么西北联大被十余所高校追忆，似乎热度应当更高，但事实不是这样。
一所大学被追忆的程度，往往与它过去曾有过的辉煌与现实中遇到的困境的对比程度相关，在辉煌的时刻突然间失望，所以追怀的时候才会满腔的激情。对于老大学的追怀最多的还是西南联大，原因就是追怀它所具有的大学精神和现代大学制度，追怀学术自由、大学自治这一现代大学的命脉。
行政过度干预 抑制大学精神
在看到上述原因的同时，还需看到，各所学校的差异也是引发“后起效应”的重要原因。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西南联大教授在大学办学当中起了关键作用。在管理上，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都使用常委制，一些关键问题都是教授决定；而中央大学依然依据《中央大学组织大纲》用校长制，先后任校长的有罗家伦、顾孟余、蒋介石、顾毓秀等，任期都较短。西南联大基本上能够独立发展，多数大学教授也不参加任何党派，为学术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
西南联大从梅贻琦到众多教授，对上面的各种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时候，但除了抵制外，多数情况下是应付了事。而西北联大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由于地处西安、汉中等距离延安较近的地方，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暗战使其一再被加强控制，在成立不久又被拆散重组。西北联大最为强盛的法商学院，在五院分立时，并未成为一个独立设置的学院，也多少说明官方对学校抑制的意图，为人开明、正直的法商院长徐诵明被排挤出西北联大，更是典型的例证。
从外部看，当时是中央大学离中央政府最近，其中有一段时间，中央政府叫他怎么做便只能怎么做，因为它就在重庆，而西南联大远在昆明，中央政府对他的教授治校有些鞭长莫及，加之外部环境上，云南当政者与中央的间隙，使西南联大获得比中央大学更多的自主。西南联大虽然是三所学校在那里，但是三所学校各发各的毕业证，各开各的课，同一个学院也算各个学校的学生，是分开的，对教育部的指令可以爱听不听。
中央大学也不满中央政府管得过多，国民政府1943年发了一个文，让所有大学校长、训导长必须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训练三个月，当时曾当过几任其他部长的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看到这个就气炸了，愤而辞职，在家里不到学校上班。弄得没办法，最后没办法让蒋介石兼了几个月的校长。很有意思的是，蒋介石是中央大学校长，陈立夫是教育部长，蒋介石遇到中央大学的什么事，先要呈报陈立夫，蒋介石当时又是行政院长，陈立夫再上报蒋介石。
蒋介石做校长时候的表现很得认可，他到学校自己排队到食堂吃饭。但是，这样的情况导致尽管中央大学师资各方面都超出西南联大，它培养的人才（至少是专业性人才）也比较出色，但是，很杰出的人才就远远少于西南联大。由于各种原因，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四散欧美，留在国内的少；而西南联大的人才，既有在国外的，也有在国内的。
西北联大作为一个整体大学存在的时间不到一年，在形式上，西北联大内部的领导体制为校务委员会制，实质上是行政力量唱主角。从合到分，几乎每次变化的主动力都是行政安排，中央政府给西北联大发的指令很多。1937年10月11日，教育部长王世杰以第17728号训令颁发了《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临时大学不设校长，王世杰自己却兼任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主席。
在这样的体制下，西北联大的一切都要依据教育部及国民政府的安排按部就班；1938年3月，山西临汾失陷，西安也屡遭日机侵扰轰炸，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来第一道电令，命西安临时大学迁至陕西汉中；1938年4月3日，教育部下令组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5月2日，西北联大正式开学；1938年7月27日，教育部又以部长陈立夫的名义发布训令，指令西北联大再次改组，将西北联大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
1939年8月，西北联大再次奉令改组；1940年，其中西北师范学院又奉令陆续迁往兰州；1944年9月，西北大学奉命新设边政系；1946年5月，西北医学院（汉中部分）又奉命并入西北大学，改称西北大学医学院。这组史实表明，西北联大存续的时间不长，“奉令”的频率却很高。与西南联大较为稳定地存在九年相比，西北联大从合到分不到一年时间，这本身也是“奉令”的结果。
正是这样的一种管理模式，格式化了自主办学的理念，创造性和包容性都十分有限，抑制了大学精神和文化的自主生成。1939年，教育部长陈立夫一面派特务带枪住校监视，另一面密令徐诵明解聘曹靖华、韩幽桐、沈志远、章友江等西北联大教授，徐诵明坚决不执行，并与西北联大四十余位教授一起愤然辞职。这成为西北联大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和五校分立的直接诱因。
学术自主的决定性作用
组建西南联大的三所大学，都基本建立起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制度，各校对这一制度有共识，相应的矛盾较少，正是这样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的精神，使西南联大云集了当时国内许多优秀的大师；中央大学对校内一长制也比较认同，矛盾不会太明显；西北联大中有现代大学制度基础的是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又有缺乏现代大学制度的其他学校以及强势的外部行政力量介入，后来发生的“驱李事件”，又使西北联大及其主要的学院彻底告别了现代大学制度，校内派别纷争此起彼伏，还发生多起教授被解聘或愤而离去的事件。
西南联大正因为有常规制度的作用，对违反教育教学规律的东西，即使来自当局也敢于抵制。1939年教育部长陈立夫发出加强学校统一管理的“部令”，引起联大教授的反感和抵制，于是“1940年6月10日联大教务会议”对此令“据理抗驳”，认为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言“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1940年教育部先后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和《大学及独立学院资格审查暂行规程》，“对于教育部要重新‘审定’教员‘资格’，联大教授会讨论时，曾有许多教授表示反对，‘发言非常激愤’……联大常务委员会执行了‘送审’规定，但基本上是按三校的聘任意见上报的，并没有以此排挤、打击进步教师”，且没有照规程要求核定教师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个等级，而是“联大教师级别一直保留‘教员’这个级别。”
中央大学后来保存完整地迁回南京，其背后的决定因素也是行政指令，中央大学教授没有起到关键作用。西北联大教授也是没有起到关键作用。
简而言之，在西北联大和中央大学的兴衰起落中，行政力量起着关键的作用，学术自觉与自主并未真正形成，保障学术自觉与自主的现代大学制度并未真正建立，其兴也政府衰也政府。西南联大相对而言受这种影响较小。
教学理念上，西南联大偏向培养通才，对教育部的一些要求或睁一眼闭一眼；中央大学比较配合国家政策，侧重培养专才，所开课程都是按照教育部颁定的标准进行，西北联大曾想开俄语都遭遇政府干涉，仅是执行国民政府的命令，所采取的措施是以压制学人自主与自觉为条件的。
上述多方面原因，使得1955年大陆中国科学院评选学部委员，在总数230余人中，西南联大师生中就有59人当选。1989年中国科学院出版的《自然辩证法通讯》第4期，曾刊载李佩珊的研究文章，显示出各大学学生成才的情况，列举了中国877名做出较大贡献的科学家，统计其所就读的大学，结果中央大学以115人高居首位，清华大学以108人居第二名，北京大学62人名列第三，中央大学无疑是战时培养中国科学家最多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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