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大有的殷人东渡美洲说

论王大有的殷人东渡美洲说 　　（一） 　　看了布服先生对王大有先生的专访，我又对“殷人东渡美洲”产生了兴趣。一年多以前，我曾写过一篇《浅谈王大有的殷人东渡美洲说》，当然这只是一篇读后感，现在看来有好多幼稚的地方，但基本观点至今没有大的改变。这次再补充一些看法，《浅谈》一文的内容，如无必要则不再重复。【王大有先生的两部著作，《三皇五帝时代》以下简称《三》，《上古中华文明》简称《上》，布服先生的《专访王大有：中国人发现美洲诸问题》简称《专》，附后。 　　首先要声明两点： 　　第一、我并非反对王大有先生的全部观点。印第安人是黄种人，祖先来自亚洲，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有DNA检验的支持)。我对此没有任何异议，只是具体到王先生所持的周武王攻破“朝歌”后攸侯喜率领殷人东渡美洲的说法(以下简称“殷人东渡”)，我却认为它固然有一定的根据，可算一家之言，但还远不能成为定论。王先生说距今9000至5000年间有中国人以陆路为主要方式迁徙到美洲，这倒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印第安人的主体是这些人还是10000年以前的亚洲移民，现在也无法确证。如果是10000年以前的亚洲移民，即使来自中国版图范围内，恐怕也不能说是“中国人”，不能说“中国人发现美洲”。【多说几句：“朝歌”是春秋时才有的称呼，周初的文献中写作“沬”、“妹”，后又写作“坶”、“牧”。因此人们习惯上说的“攻破朝歌”并不妥，正如该地今属河南淇县，我们却不能说周武王“攻破淇县”】 　　第二、我对王大有先生的执着精神十分钦佩。王先生提出“殷人东渡”十多年了，所涉及的专业有殷商史、古文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美洲史以及古代印第安文明研究。老实说，他没有得到主流学界(学院派)的有力支持。他所列举的支持者(《专》)，大都名声显赫，有些甚至是震烁当代的大师，只可惜专业不是很对口——他们的研究重点，贾兰坡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古人类学；苏秉琦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类型学；周谷城是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陆思贤是中国北方民族考古和“神话考古”；何光岳是中国民族史；房仲甫是航运史；冯英子、孟伟哉则都只是作家。这些学者的特长，或许可以支持王先生的其它观点，但对于“殷人东渡”的成立却并无直接的根本的帮助，至多是在某一方面为其“可能性”提供证据而已，如房仲甫的研究。至今，我还没有听说哪位殷商史、古文字学等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公开支持“殷人东渡”及其具体论据，如对“拉文塔玉圭殷文”的释读等。近二十年来，“殷人东渡美洲”、“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观点在主流学界不受重视，应者寥寥。反对的代表人物，前有北大历史系教授罗荣渠，后有北大考古系、哈佛人类学系博士蒋祖棣(导师是两位专攻商周考古的权威——北大考古系教授邹衡和哈佛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就在不久前，社科院拉美所学者白凤森、徐世澄等，还对这些说法进行了质疑。著名历史学家葛剑雄在其新作《历史学是什么》一书中，也严厉地批驳了王先生的观点(北大出版社2002P44)。去年，武汉大学历史系一位研究金文的学者在国学网对我说：“王大有不是学者，只是个文化作家，他的书不是学术著作。”......此类非议，王先生看到听到的只怕比我要多上十倍。我的意思并非是说只有得到主流学界认可的观点才有价值——无数事实证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是觉得王先生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不懈地努力探索，这本身就是很值得尊敬的。 　　（二） 　　我对于“殷人东渡”并无预设立场。若“印第安人”真是“殷地安人”，我会很高兴，若不是，我也不会感到很没面子。我希望将来能有确凿的直接证据支持王大有先生的说法，但就目前来看，疑问太多，我仍然无法接受。 　　１、关于把“Indian”读为“殷地安”的问题 　　按王先生最初的说法，东渡美洲的殷人思念“殷地安阳”，故每日必说“殷地安”，犹言“家乡好”(《三》P628)。但是，“安阳”之名在商代还没有出现，它始于公元前257年，即秦昭襄王50年。《史记·秦本纪》云：“攻汾城，即从唐拔宁新中，宁新中更名安阳。”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扩地志》云：“宁新中，七国时魏邑，秦昭襄王拔魏宁新中，更名安阳城，即今相州外城是也。”商末东渡的殷人怎么会知道八百年之后才有的“安阳”之名呢？这个显而易见的错误，已有不少学者指出。现在王先生已放弃此说，改称：“商朝遗民逐岛迁徙渡海来到美洲。‘殷地安人’是他们的自称，意为中国殷商人，并祝愿殷人在新地平安(《专》)。”非常遗憾，这是一种顾此失彼的解释——在已出土的15万片卜辞中，我们找不到商人自称为“殷”的例子，商人一直称呼自己的国家(民族)和国都为“商”、“中商”或“大邑商”，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从统计学的角度，可以说“殷”不是当时商人的自称。称商为“殷”始见于周初金文，后世延续了这种称谓，包括商遗民。郭沫若认为它是周人对商的一种出于敌忾的称呼，如“支那”、“倭寇”一样具有贬义(《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丁》)。 　　很多著作都认为卜辞中没有“殷”字，其实应该是有的，其字形是，一边是一个大腹便便的人(身)，另一边是一只手(又)拿着一件东西对着他。徐中舒先生的《甲骨文字典》中收录了此字，认为可能是“殷”，但释义不明(P932)。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释殷》中认为，这个字的本义是给病人做按摩(中华书局1979)。胡厚宣先生也认为，这象一个人腹有疾病，另一人手持针刺之(《论殷人治疗疾病之方法》《中原文物》1984年4期)。邹晓丽先生则根据《说文》对“殷”字左半边“归也，从反身”的解释，认为它是“身份”的意思，代表大腹便便的贵族，他们在武力(殳)的打击下，反身归附称臣(《甲骨文字学述要》岳麓书社1999P171。于省吾先生认为《说文》的解释是错的，因为甲骨文中的“身”有的向左，有的向右，无所谓正反)。可见，无论“殷”字的本义是什么，它都很可能具有某种贬义，所以“东渡美洲的殷人”是不会自称为“殷”的，正如中国人不会自称为“支那人”一样。因此，王大有先生读“Indian”为“殷地安”，完全是从发音去附会，不仅与历史事实不符，就是从历经三千年其发音仍与今日北方话一致这点看，也够不可思议的了。同理，“殷福布（Infubu)”、“殷家（Inca）”之类，皆不攻自破。曾有人戏言，“夏威夷”自古就是中国领土，而“阿拉斯加”用上海话解释就是“我们的家”。 　　说到这里有必要解释两个问题： 　　第一、传世文献中有商人自称为“殷”的例子，如《尚书·盘庚》：“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乃话民之弗率......殷降大虐......”、《尚书·西伯戡黎》：“天子！天既讫我殷命。”等。但是，即使它们的内容思想可信，我们也无法证实它们就是原始文献。比较起来，还是殷墟卜辞中反映的情况可靠，若商人自称为“殷”，断不会在15万片卜辞中无迹可寻。其实，从《盘庚》中盘庚还未迁都之前就自称为“殷”这点看，它就不是原始文献，而是后人追记的。【指武王克商前的例子，克商后的尤其是东周的则于本题毫无意义，如孔子自称“殷人”之后。因为此时的商遗已作了周的顺民】 　　第二、卜辞中有一个“衣”字，王国维先生认为它与“殷”通用。这在卜辞中虽无直接反映，但从后世的铭文和文献看，确实如此。如周武王时期的《天亡簋》铭有“讫衣王祀”，“衣王”即“殷王”，《尚书·康诰》的“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但“衣”字也从未用作殷人的自称，它有两个意思：一是某种祭祀仪式，即合祭先公先王之礼；二是地名，商王的田猎之地，如“贞：王其田衣，逐。”(《甲》1549)。既是田猎之地，肯定不是指当时的首都(今安阳小屯)，但相距不会太远，郭沫若认为是在今河南沁阳境内(《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丁》)。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这个问题：商人因发祥于滳(漳)水流域，故自称“商”。他们在盘庚迁都到今安阳小屯时，把“商”的名称也带了过来，把这里叫做“商”、“中商”或“大邑商”等(古今不乏其例)。“衣”是地名，在商的王畿内，离安阳不太远，商王经常在这里狩猎。“衣”地和周人的活动区域接壤——周人始居山西——故周人有时以“衣”代称商，但“商”的称呼他们也采用，如同是周武王时期的《利簋》和《天亡簋》，前者称“珷征商”，后者称“讫衣王祀”。武王克商以后，周人为了打击商遗们的自尊心，消除他们对故国的思念，则较多地称之为“衣”而不用其正式名称和自称“商”，后来又把“衣”写作同音且很可能具有贬义的“殷”。这样看来，按王大有先生的思路，还不如将“Indian”解释成“衣(殷)地平安”，这多少还有一些根据，把“衣”解释成纯地名而不是“殷商人”。 　　２、关于“殷人东渡美洲的文字学证据” 　　按王先生的说法，周武王攻破商都后，山东地区由攸侯喜率领的25万军民突然失踪，文献无考，而稍后一段时间，美洲地区的奥尔梅克文明等印第安文明崛起，且具有“浓烈的殷商文明特质”，最主要的证据是文字，如“墨西哥拉文塔玉圭殷文”、“秘鲁依卡陶盆殷文”、“北美四角地殷文”等。显然，时间的先后不足为凭，文字的释读是此说的主要支柱，但是王先生的释读基本是从预设立场出发的，不能令人信服，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研究方法不妥。 　　王先生采用字形对比法，将形状类似的美洲古文字与中国殷商文字一一对应。比如，看到一竖就认为是“十”；看到两横就认为是“二”；看到两横一竖就认为是“示”；看到一个象斧子的符号就认为是“戎”；看到一个象眼睛的符号就认为是“目”；看到一只象鸟的符号就认为是商的先公“【隹亥】”；看到一只象大象的符号就认为是“象”等等(《上》P160—171)。我认为用这种望形生训的方法把相距遥远的两种古文字联系起来很值得商榷。近代某些西方学者曾经采用同样的方法，企图证明中国人、中国文字、中国文明都源于古埃及或古巴比伦，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中国和美洲的古文字在书写风格和字形上确实很相似，但“似”毕竟不等于“是”，一字之差，万里之遥。王大有先生说：“玉圭文字阴文契刻，刻写方法与殷甲骨文同。线形方块字，自上而下书写，与殷文结构方式和书写习惯同。”(《三》P628)。这种相似能说明什么呢？龟甲和玉圭都是质地坚硬之物，这本身就决定了用利器在上面刻出的笔划的风格不会差别太大。书写习惯就两种可能，不是自上而下就是自下而上，因为玉圭是长条形的而且要插在沙土中，不可能横着放，只能竖着放，竖着放就只能竖着刻字，否则两三个字就要换行，刻写阅读都不方便。【若是中国本土的两种古文字，这样比较还可以，但也要结合年代、地域、民族属性等因素。如贾湖刻符是否殷墟甲骨文的滥觞，目前虽无法作完全肯定的回答，但却可以说是很有可能的。】 　　关于美洲古文字与中国殷商文字的相似，不外乎三种说法。第一种就是“殷人东渡”，这是和“中国文字源于古埃及”一样的“传播论”；第二种是两者基本没有关系，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其相似不是传播的结果也不是巧合，而是人类思维的某种共性使然——原始人记事的时候，最初一般都是描画事物的形状，由此发展而来的代表同一事物的象形文字就必然有相似之处(但有些笔划简单的字即使字形完全一样也不一定就是代表同一种意思)。这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共性，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就不能说是传播的结果。正如世界各地的原始人都独立地发明了弓箭、刀斧、车船等，其形状和使用方法都是大同小异的；第三种就是张光直先生提出的“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假说，他认为殷商文明与中美的奥尔梅克和玛雅等文明是同祖的后代，其祖型文化可以追溯到一万多年以前印第安人的祖先还在亚洲的旧石器时代(《中国青铜时代》合集三联1999P313)。 　　第二种说法描述的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文明起源的一种客观规律，但是具体到美洲印第安文明，鉴于印第安人的祖先来自亚洲大陆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所以还是张光直先生的说法更胜一筹。它既可以解释殷商文明与古印第安文明的差异性与相似性何以同样明显，又不象“殷人东渡”那样疑窦重重(祥见下文)。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这比形形色色商周以来中国人远渡美洲的说法要有据得多。”(《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1997P67)。请注意张先生的“同祖论”和“传播论”表面上虽有相似之处，但实质却截然不同。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属史前时期)，人类还未进入文明时代，也无所谓“中国人”、“外国人”。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形态，殷商文明与古印第安文明尽管拥有共同的祖型文化，但却是不同人群在不同地区独立创造的不同文明——即使一万年前同祖，分离几千年后也不能再视为同一人群——两者是“兄弟关系”。而按照“传播论”的说法，是中国人在历史时期把中国文明带到美洲并发扬光大，这等于是说殷商文明与古印第安文明是“父子关系”。【至于美洲发现的隶书“武当山”等公认的中国文字，则与“殷人东渡”无关，而且它最多只能证明古代中国和美洲的文化交流，并不能证明古代美洲文明源于中国。】 　　其次是具体的释文疑窦重重。 　　研究方法不妥，必然会导致释文内容的错误。我对于古文字学完全是外行，但凭借自己一星半点的知识，仍然发现了很多疑点【按：王先生的说法以及文字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见《上古中华文明》P160—171】 　　（１）关于“墨西哥拉文塔玉圭殷文”(1953年墨西哥拉文塔奥尔梅克文化遗址出土) 　　按王先生的说法，“拉文塔玉圭”上的文字“介于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三代吉金文之间”(《三》P625)，又说“同这些商代甲骨文，以及5000～4000年间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山东地区的东夷人文字，一脉相承”(《三》P666)。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些玉圭的主人到底是谁？ 　　如果玉圭的主人是殷人，疑问有二： 　　其一：为何玉圭上的文字与殷墟甲骨文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同样明显呢(《上》P163)？除了一些笔划简单的字，大都无法与甲骨文直接对应，而仅仅是“象”——若能直接对应，“殷人东渡”早成定论了——有些甚至连象都不象，如有个字被释为“【隹亥】”即商先公“王亥”，只是因为上部象鸟形。其实，这只“鸟”的刻划风格和形状与甲骨文的“隹”全然不同。“隹”虽然也作鸟形，但却是用抽象的笔划来表示的，而玉圭的那个字则是画了一只鸟的轮廓，可见甲骨文要成熟得多。连王大有先生自己也说：玉圭文字“在文字演进序列上，比殷文和三代金文稍原始而有明显的同一性”(《三》P628)。按王先生的说法，“拉文塔玉圭”的年代正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专》)，而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46年(或1045、1044)。从表面上看，似乎这种年代的接近再加上文字的相似很能支持“殷人东渡”，但是问题恰恰在这里——是什么原因使得殷人的文字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甚至是倒退呢？玉圭是祖宗牌位，绝对不能乱写乱画，龟甲和玉圭的质地类似，能在龟甲上刻出的字体，一定也能在玉圭上刻出来。攸侯喜率领的这25万人既然能够“在美洲重建殷商文明”，其中必然有不少知识分子，另外殷人非常迷信，事无巨细，都要求神问卜，其中也肯定有一些为贵族服务的“贞人”(专司占卜者)。这些知识分子、贞人会把殷商文字传授下去。 　　其二：盘庚迁殷后的200多年中，从殷墟卜辞看，并无祭祀炎帝、蚩尤、少昊、诹(娵)訾氏常仪等的记载，何以殷人到了美洲后却想起要祭祀这些“祖先”呢？根据文献，少昊很可能是殷人的一位远祖(都以鸟为图腾)，娵訾氏常仪也和殷人有密切关系(她与简狄同是帝喾的妃子)。而蚩尤如果和殷人有关，则只是通过少昊的“转折亲”——在与黄帝的战争中，蚩尤和少昊属同一方，关系密切——蚩尤的鸟图腾特征不明显，主要还是以牛为图腾(另说蛇)。蚩尤虽属东夷，但东夷是一种泛称，并非是单一的部落，他与少昊是否属于同一部落，学界尚无定论。至于炎帝，基本和殷人无关，有一种观点认为蚩尤是炎帝的后代，但是并不可信。不管怎样，我们在殷墟卜辞的祭祀对象中找不到这些“先公”。卜辞中祭祀的对象很多，能够证明为先公的主要有：夋或夒—帝俊(即帝喾)、汅或河—帝喾或实沈、娥—娥皇、【頁夂戌】—契、兕—契或重、岳—昭明或昌若、土—相土、夨或吴—曹圉或亥、季—季(即冥)、亘—恒、【隹亥】—振(即亥)、【兮旬】(文献无征)等。“—”号前的字为甲骨文隶定字，其后为经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者考证的文献中的对应人物，包含了从帝喾(帝俊)到王亥的各位先公，但除了【隹亥】—亥、季—冥、亘—恒得到学界公认，夒—帝喾得到部分学者认可外，其它对应都远未得到学界公认。当然，现存卜辞只是全部卜辞的一部分，但15万片卜辞中公认代表殷人先公的只有以上这些字，而且没有学者把他们释作炎帝、蚩尤、少昊、常仪等，因为差得太远(甲骨文中倒是有“蚩”字，但不是人名，而是“灾害”之义，或释“【止它】”)。从统计学的角度讲，这已经能够说明问题——殷人曾经祭祀炎帝、蚩尤、少昊、常仪的可能性极小，王大有先生对玉圭文字的释读是无根之谈。王先生把玉圭第三版的两个字释作“农辛”，就算对了，又怎知“农”就是“神农炎帝”，“辛”就是“高辛(帝喾)”呢？按王先生自己的思路，还不如将“辛”解释成帝辛(纣王)。【多说几句：卜辞中未见祭祀蚩尤、少昊等，有以下几种可能。第一、他们都是传说人物，殷代还没有出现；第二、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们与殷人的关系则是后人的附会；第三、他们确实是殷人祖先，只是年代太久远了；第四、有大量祭祀他们的卜辞没有被发现(但“可能存在”不能作为证据)；第五、学者们的释读有误，把本该释作蚩尤、少昊等的祭祀对象释作别人了(其实这只是毫无根据的猜测)。】 　　如果说玉圭的主人是随殷人渡海的东夷人，玉圭上的文字是“东夷文字”，因为殷人有东夷血统，所以这些“东夷文字”与殷墟甲骨文有相似之处。那么疑问是：为什么东夷人要祭祀殷人的祖先王亥、上甲等呢？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那时的殷人和东夷是不同的民族，古代祭祀的原则是“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即神灵们不会享用异族的供品，民众也不会祭祀异族的神灵。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根据有娀氏之女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的传说，可以推断商族兼有东夷鸟氏族和北方戎狄的血统，前者很可能是少昊，后者指北方易水流域的有易部落(狄、易古通，狄最初指有易，后泛化)，这一点已经有很多文献证据和考古证据。虽然商族最初有东夷血统，但是在日后的发展中他们已经从东夷中分化出来了，考古学证明，先商文化发祥于河北南部的漳(滳)河流域，而同时期的东夷文化是山东承大汶口文化而来的岳石文化。商族入主中原后，反而把与之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东方各少数民族叫作“夷”，且对其征伐不断(甲骨文中作“人方”，“人”即“夷”之本字)。商末的殷人和东夷已经是泾渭分明的异族了，少昊可以说是他们的共祖，但王亥、上甲等只是殷人的祖先而不是东夷的祖先。正如炎帝是汉羌共祖，而汉高祖、唐太宗则与秦汉以后的羌族无关。此外，殷人和东夷还有世仇，殷墟有一人头骨刻辞残片，上有“...且(祖)乙伐...人(夷)方白(伯)...”六字，当是殷人征讨人方，杀死其首领，以头颅作为战利品。这样看来，说东夷人祭祀殷人的祖先，不但文献无征，从双方的族属和关系上分析也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殷人东渡，同行的东夷也不会太多，可能只是一些奴隶，包括水手。东夷临海，航海技术可能比殷人先进一些。殷人渡海逃亡，没有必要带上大批“东夷百姓”，这样不但耗费给养，而且是个隐患。况且这些奴隶是否拥有祭祀祖先的权利，也是个问题。】 　　由以上疑点可见，王大有先生对“拉文塔玉圭殷文”的释读是禁不起推敲的——如果说玉圭上刻的是殷人祖先，那为何文字却不是正宗的殷墟甲骨文字体？如果说玉圭上的文字是“东夷文字”，那为何东夷会祭祀仇敌殷人的祖先？(如果说玉圭是证据则是循环论证) 　　（２）关于“秘鲁依卡陶盆殷文”(1866年秘鲁依卡圣地亚哥田庄出土) 　　按王大有先生的说法，这件器物上有“人”、“本日”、“廿百【匚乙】”等字，是东夷骨干人方于“本日”祭祀商王报乙时所作。其疑问有四： 　　其一、东夷人方怎么会祭祀商王报乙呢？前已详论，不再赘述。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释：报乙的时代商族还未从东夷中分化出来，所以报乙和少昊一样是东夷和商族的共祖，所以人方会祭祀报乙。但这也是猜测，于文献无征，且另有其它疑点(见下)。 　　其二、若王先生的摹本准确的话，那个被释为甲骨文“人”字的符号，似乎是图画而不是文字。因为它是“画”出来的，其头、背、腰、臀、膝、腿的轮廓曲线清晰可辨(甚至小腿肚子)，而甲骨文中的“人”字的姿势虽然和它相同，但却是用简单的两笔线条表示，一笔代表躯干，一笔代表手臂(金文的“人”有时线条较粗，但仍然是抽象的)。不能看到一个申臂屈膝的人形图案就认为是甲骨文“人”字。 　　其三、“本日”的“本”字，上作一笔“一”，与甲骨文的“丷”全然不同，而竟与今日之楷书完全一致。惟其一致，才更值得怀疑。按王先生的解释，“廿百【匚乙】”就是在报乙逝世的第120天或第2000天祭祀这位先王，但报乙是成汤的曾祖，他逝世的第120天或第2000天还是先商时期，怎么会有楷体的“本”字呢？王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只有‘本’字与殷文有异，似较晚出。”这不是自相矛盾了吗？ 　　其四、“人方”是殷人对某东夷方国的他称，没有证据表明它也是人方的自称。况且报乙、报丙时期是否有这种称呼——自称也好他称也好——也根本无法证实。 　　不过，那个“【匚乙】”字倒是与殷墟卜辞中“报乙”的合文完全一致，若出现在殷墟出土的器物上，肯定会被公认为是“报乙”的。但是综合以上各点考察，这件秘鲁的陶盆很值得怀疑，还需要获取更多的资料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它出土时的情况，比如是否有考古学家的原始发掘报告等。“【匚乙】”这种笔划简单的字，有可能是巧合。 　　（３）关于“北美四角地殷文”(未见实物，照片现藏美国亚利桑那州博物馆，据说为探险家所拍摄，释文是王大有先生根据此照片破译的。) 　　这篇文字表述的是狩猎生活，与殷商史无关。它显然与成熟的甲骨文、金文不同，而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文字。比如“象”字，就是画了一只大象的轮廓，与甲骨文、金文中“象”字的风格全然不同，后者用简单的线条抽象表示，只是突出其长鼻子，要成熟得多。就算两者的“象”字形状完全一致，也不能证明四角地文字就是“殷商文字”，理由在前面已经说明，不再赘述。 　　（三） 　　我们注意到，王大有先生在“殷商东渡”的某些问题上，表述得有些含混不清，主要是扩大了殷商的概念，把东夷归入殷商的范畴。比如他说：“中国甲骨文中人形有圆颅和长颅两种，长颅多为东夷民族和航海民族。拉文塔玉人皆长颅或方冠，且玉圭族团名号几乎全是东夷人。可见，拉文塔人为越海东渡的中国商殷人。......余者皆为商殷祖先，圭主铭文与之对应”(《三》P628)，再如他时而说“殷军民２５万人”，时而说“二十五万殷军民和东夷百姓”(《三》P631、636及《专》)如前所述，殷人和东夷虽有共祖，但经过漫长的发展，至商末已经是异族了，不能再混为一谈。不能说殷商时代的东夷人是“殷商人”，前者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正如不能说唐代的吐蕃人是“唐朝人”。当时的东夷如人方等是殷人征伐的对象，就算他们兵败暂时屈服于殷人，又怎会和殷人一同远航冒险呢？要知道他们并不是周的敌人，而且他们当时与周有共同的利益，有学者就认为商末东夷与商为敌是周人挑唆的结果(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2000P484)。另一方面，殷人渡海逃亡又怎会带上大批刚刚征服的“东夷百姓”呢？给养够用吗？不怕他们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吗？就像被纣王派到牧野抵抗周军的奴隶兵一样？所以即使有东夷人随殷人东渡，也只能是少数奴隶(包括水手)，而不可能象王大有先生说的那样是整族整族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含混不清的情况，据我的妄测，是由于那些“美洲殷商文字”无法与殷墟甲骨文直接对应，用王大有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介于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三代吉金文之间”(《三》P625)“同这些商代甲骨文，以及5000～4000年间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山东地区的东夷人文字，一脉相承”(《三》P666)“在文字演进序列上，比殷文和三代金文稍原始而有明显的同一性”(《三》P628)。王先生有鉴于此，就采取了一些模糊的说法，混淆了殷人和东夷之间的界限，力求能够自圆其说，只可惜结果不能令人满意。如前所述，这些文字比殷墟甲骨文原始，有些还只是图画，不可能出自殷人之手。按王先生的思路，还不如说它们出自史前时期迁徙到美洲的东夷人后裔之手(不包括依卡陶盆)，其可能性比出自殷人后裔要大得多，但证据仍嫌不够(释文要重新考虑，东夷不可能祭祀王亥、上甲等)。　　　　总之，王大有先生“殷人东渡美洲”说的主要支柱“文字学证据”实在是疑窦重重，所以此说目前只能停留在假说阶段，需要有力的直接证据。什么才是“直接证据”呢？殷商文明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精美的青铜器，一是独具特色甲骨卜辞(甲骨和文字的整体)。东渡的25万殷人中有10万士兵，辎重可能被扔掉，但防身武器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其中有一些贵族，携带的小型青铜器也应具有一定数量，况且他们也可以在美洲制造青铜器；这些殷人到达美洲后，定然不会轻易放弃契龟占卜的习俗，加之美洲产龟，主客观条件都具备(占卜的主体不一定是商王，殷墟有不少“非王卜辞”，况且王先生说众人推举攸侯喜为王)。所以，若“殷人东渡”是史实，那么在殷人仿照安阳重建的新都拉文塔的地下，一定会埋藏着大量的商式青铜器和商式甲骨卜辞，就像中国的殷墟一样。这些东西若能发掘出土，且其C14年代稍后于武王克商，那将是决定性的证据，比之似是而非的“玉圭殷文”，不知要有力几百倍(注意必须是“商式”，因为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原始民族都有用龟甲兽骨占卜的习俗)。 　　（四） 　　既然“殷人东渡”仍然是假说，我想再从其它角度对其进行一些质疑。这些质疑的前提是，此说没有上述“直接证据”，若有，则“殷人东渡”是史实，我的问题就仅仅是“疑问”了，而非企图通过它来证明什么。限于时间和篇幅，将另文发表。大概意思是：从文献记载分析，攸侯喜没有东渡的动机，因为他当时根本不可能落到那种无路可逃的田地。武王克商之时，根本没有力量进攻山东地区的殷军(还有河北中北部的商的诸侯)，他只是先攻克了殷都大邑商，然后扫清了从殷都到雒邑之间的地区，主要是商的南部诸侯。而且打下来的地方他也无力完全控制，不得不把纣王的儿子武庚继续封在殷商故地。可武庚后来还是联合管、蔡、东夷反了。周公二次克商之后(用了三年)，周人才有力量控制原商都一带以及山东、河北，并在这些地区进行分封。武王克商之时攸侯喜完全没有必要冒险渡海出逃，北上或者留在原地都可以。按王大有先生的思路，还不如说在周公二次克商，实行分封之后，一部分商遗和东夷——此时已与周人为敌——渡海出逃，但这也只是猜测。 　　作者：子乔　2003.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