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作为随队教练去赌城参加数学竞赛的女儿给我远程传来《大西洋人》昨天刊出的新炉文章，介绍几所大学所做的最新研究成果推翻了著名棉花糖实验结论。
女儿这么做是想向我示威，因为就在三天前我刚和她讨论过这个实验。本虾前些日子做了个讲座，提到斯坦福Bing nursery(必应幼儿园)几十年前做的棉花糖实验，女儿质疑实验结论不坚实(solid)，认为取样的家庭背景近似反而可能掩盖了不同的社会经济(socioeconomic)家庭所对应的行为差异。现在好了，有了这个名牌杂志的权威文章，女儿更要嘚瑟了。
这个必应幼稚园和微软的搜索引擎Bing毫无关系，人家早就叫这个名字了。它坐落在斯坦福边上的Escondido 街，女儿五年级转学来的小学就在这家幼稚园旁边，女儿说有时同学们玩球会不小心把球扔到幼稚园里。
这个幼稚园很有名，是斯坦福发展心理学师生的研究基地。本虾就知道有国内消息灵通的人居然暑假就全家住在本镇，把孩子送到这里来接受早期教育的。
这个幼稚园虽然是全天，但有上午下午两班，每个孩子每天只有半天，家长可选择每周两天至五天不等，和市场价比价格算是合理的。最有意思的是它不搞填鸭式教育，孩子们完全凭兴趣玩和学。它有一个大的操场，有秋千、滑梯等，甚至还养了鸡鸭。孩子们玩累了，自然就会到各个教室里去闲逛。而每个教室都是不同的主题，这个教室有老师在画画，那个教室有老师在弹钢琴，孩子们玩累了，很自然会选择一个教室学他们喜欢的东西。
斯坦福教授张首晟的女儿就曾在这个幼稚园里度过童年。张教授夫人告诉我，当时对校方这种不教东西的放牛式教育有过疑问，校方很自信地说：你要看远些。多远呢？二十年后！的确，张教授的女儿最近就要从斯坦福毕业了，她的专业是斯坦福最新潮的专业(Symbolic System，符号系统)，是结合计算机、脑科学、心理学、认知学、语言学诸方面跨界知识的学科。她已进入斯坦福教育学院的一个特别项目，Learning Design Technology(学习设计技术)。
现在说说这个最著名的社会科学研究之一棉花糖实验最初是怎么做的。六十年代斯坦福心理学家Walter Mischel博士对必应幼稚园的90名5岁幼儿进行了棉花糖测试。选择在这里进行，一方面是方便，另一方面是由于孩子们的家庭背景相似，多是住在附近Stanford Villege的博士或博士后家庭或在斯坦福工作的教职员家庭。本虾认为这一点在实验设计上排除了家庭因素的影响，是科学的、可控的研究。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女儿不同意。
棉花糖测试是，将孩子一个一个分别带到一个小房间里，将棉花糖放在孩子面前，告诉孩子如果可以忍耐15分钟不吃，就可以得到更多棉花糖。然后研究人员离开房间，在外面偷看(房间的镜子其实是单向透明的玻璃，外面可以看到里面)。
实验观察很有趣，有些孩子实在忍受不住一把就抓住吃掉了，有的孩子就愿意忍受，为此还不断地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比如把手放在屁股底下、或者捂着眼睛、或者在屋里绕着圈子，又或者仅仅是用舌头舔一下棉花糖。
实验的假设是：孩子的耐心足以让其付出得到回报。这种延迟享受(delay gratification)的意志力(willpower)可以在学业和最终的工作中获益＂分红＂。对许多人来说，通过测试是未来成功的一个有希望的信号。
这个假设似乎得到了印证。很多年后的追踪调查发现，延迟满足具有巨大的好处，包括诸如标准化考试成绩、甚至是身体控制上(减肥的确需要意志力)。比如，比较忍耐力好的前三分之一的学生与垫底的后三分之一学生18岁时的SAT分数，前者比后者高出210分(当时的满分是1600分)。这个研究成果发表在九十年代。
但昨天的《大西洋人》报道说，发表在上周的一项新研究说明，富裕(而不是意志力)似乎才是一些孩子延迟满足的能力。
纽约大学和尔湾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对棉花糖测试的发现持怀疑态度，重新做了这个经典的实验，他们调整了实验设计：研究人员使用了一个更大的样本(超过900名儿童)，并且在种族、民族和父母教育方面更有代表性。研究人员在分析他们的测试结果时也考虑了某些因素(如儿童家庭的收入)。
最终，这项新研究发现，延迟满足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儿童的社会和经济背景。正是这种背景，而不是延迟满足的能力本身，是长期成功的背后推手。
这篇新的论文发现，在母亲拥有大学学位的孩子中，那些等待第二次棉花糖的孩子在长远来说并没有比那些等不及的孩子行为更好。同样，在母亲没有大学学历的孩子中，那些等待的人并没有比那些屈服于诱惑的人更好。对于那些孩子，单靠自我控制无法克服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不利因素。
棉花糖测试重复失败不仅仅是揭穿早先的错误观念，而且揭示了其他可能的解释：为什么贫穷的孩子会不那么积极地等待第二个棉花糖。对他们来说，日常生活的保证更少：今天可能有食物，但可能明天没有，所以等待时会有风险。即使他们的父母承诺购买更多的某种食物，但有时候因为捉襟见肘这种承诺也会变成空头支票。
与此同时，对于那些父母教育程度较高、家庭富裕的孩子来说，延迟满足通常会更容易：经验往往会告诉他们，父母资源丰富财务稳定因而衣食无忧。即使这些孩子不会延迟满足，他们也可以相信事情最终都会很美好 - 即使他们没有得到第二个棉花糖，他们也可以指望他们的父母带他们去吃冰淇淋。
还有很多其他研究可以进一步阐明棉花糖测试的阶级因素。一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和普林斯顿行为科学家在2013年撰写了一本书《稀缺：为什么太少意味着太多》，详细描述了贫困如何导致人们选择短期而非长期的奖励。当孩子有理由相信第一个棉花糖可能会消失时，第二个棉花糖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一些更加定性的社会学研究也提供了这方面的见解。例如，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的社会学家Ranita Ray最近撰写了一本书，描述了长时间在贫困中长大的青少年从事低薪工作以支持自己和家人。然而，尽管有时买不起食物，青少年在发薪日仍然挥霍无度，购买麦当劳或新衣服或染发剂等东西。
这些发现表明，贫穷父母易于放纵自己的孩子，而富裕的父母倾向于让孩子等待更大的回报。染发剂和甜食可能看起来很无聊，但像这样的购买往往是贫穷家庭能够承受的唯一放纵。对于贫穷的孩子来说，今天享受一点点快乐可以让艰苦的生活变得更易忍受，尤其是当明天没有更多的快乐时。
之所以九十年代发表的研究成果现在才推翻，是因为新实验也需要几十年的跟踪调查才能有效显示结果。本虾非常惭愧自己对权威的东西有一种盲目信任的倾向，缺乏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好习惯。很欣喜女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估计这来自于美国对孩子从小开始的质疑训练，也来自于本虾多年前和孩子分享的一些好读物，比如《魔鬼经济学》里有大量相关性和因果关系(Correlation vs causality)方面的实例，非常有启发性。
现在本虾开始迷惑自己从指导女儿变到被女儿反指导的时间拐点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发生在我第一根白头发长出来的时候吗？染发能不能改变这种局面呢？哈哈，这又是一例相关性和因果性的例子了。
和女儿的互动其实是有益的思想交流和感情建设。也许是因为性别的缘故，儿子不太和我有这样深刻的对话。他大概早看透了老爸的深浅，已不屑和我啰嗦了。可能没有白发也不行，有什么法子吗？
2018.6.2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 皮皮虾:【不得了了，母系社会来临啦！】
- 皮皮虾:【中央大学四八届中文系毕业留言】
- 皮皮虾:【科大南大浙大交大的校长赶快出错吧】
- 皮皮虾:【政治正确引来山本五十六，宇宙中心开出国际大玩笑】
- 皮皮虾:【美国数学队的麦当劳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