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才恢复职务，7月底就赶紧召开科学教育会议，并决定恢复高考，可见小平还是极其重视教育的么。和那祸国殃民的老魔头截然不同。
查全性，邓小平与77年高考 【转载】
1970年，毛泽东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高校恢复招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
从1970年到1976年，也就是到查全性参加这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之前，这7年按照教育部规定的“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十六字方针招生。工农兵学员基本上是好的，他们填补了7年的空白，成为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他们之中也出了很多人才。全面客观地看，十六字方针有两个严重问题：一是没有刚性的公平的操作方案，“群众推荐”往往走了过场，“领导批准”为领导走后门提供了方便。当时还流行“血统论”，出身不是工农兵家庭的子女，基本上推荐无望。另一个问题是取消了文化考试，学员文化程度差异很大。1972年5月，北京市对11所高校搞了一个调查，学员入学前文化程度，相当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0%，初中文化程度占60%，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20%。大学上课，学生80%是初中和初中以下的文化，必须补初中、高中课程。一个班里，有高中文化的有小学文化的，老师只能就低不就高。大学教育质量可想而知。
1975年， 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就想到了恢复高考。他开展全面整顿，其中就想整顿大学招生方法和教学质量。他准备在中国科技大学搞试点，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谁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来，邓小平再次打倒。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结束，正式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主动提出分管科学和教育。
邓小平7月21日才正式恢复职务，查全性他们7月底就接到参加科教座谈会的通知，可见邓小平对科学和教育的拨乱反正多么着急。7月23日，他在同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张文峰、高勇谈话时说：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可见他当时就有明确的恢复高考的决心。
7月29日，他在听取中科院负责人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汇报时，谈到找什么样的人参加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与“四人帮”没有直接牵连的人参加。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科院和教育部火速确定了参加座谈会的33位专家学者。教育界15位，由高教司司长刘道玉选定。武汉大学谁来？刘道玉选上了查全性。
(四)
1977年8月4日，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这是邓小平再度复出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
邓小平说：“ 这次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方法，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都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这里沒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 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
邓小平是真心想听到专家学者的意见。5天座谈，只有半天因外事活动没有参加，其余时间，天天到场，从头听到尾。
查全性回忆：参会的都是著名学者，我开始两天没有发言，听他们讲。后来，看小平同志这么认真，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把自己的思考讲出来，很可能解决问题。于是，开始在本子上写讲话提纲。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
党委负责人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是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
邓小平插话： 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个话题一下子触动了查全性，久藏心底的对教育危机的感觉、感受、感慨，当着小平同志的面，喷涌而出：
“邓副主席，我要发言。”
“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原因呢？一是中小学[微博]的教育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但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的问题。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知识青年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现行的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端： 一，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那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去了招生名额，这是极不合理的。二，现行招生制度卡了那些没有特殊关系的工农子弟上大学。群众反映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文化大革命”前17年靠分，现在靠权。解放前，我们没有钱，现在没有权，靠分还能有份。三，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不当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制度不改，走后门不正之风刹不住。四，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查全性这一段慷慨陈词，完全不同于前几天座谈会上平淡的发言，显然击中了邓小平的心弦，邓小平聚精会神倾听。
查全性接着提出建议：“一，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招生报考制度，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由省、市、自治区掌握。现在名额分配上很不合理，走后门很严重，名额分配上，多的涨死，少的饿死。二，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三，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能按自己志愿选择专业。大学生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也可以从社会青年中招。有些人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上达到了高中文化程度，可不受资历的限制。”
“只要采取了这些措施，今年新生的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十分显著的效果。”
查全性一番话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座谈会上插话踊跃 ，气氛热烈。吴文俊、王大珩、汪猷、温元凯等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的主张。
查全性又郑重建议：“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办！”
查全性可能有所不知，就在这个座谈会之前一个月，6月29日至7月13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已经召开了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这个方案还是沿袭“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招生方针：“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也就是在座谈会召开的同一天，8月4日，教育部已将1977年的招生方案报送国务院了。
查全性更不知，就在5天前的8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的汇报时指示：“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的时间，统一在秋季好。”
邓小平的想法，1977年，用一年时间做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青年。所谓社会青年，主要是指1966年、1967年、1968年大学停止招生的“老三届”，还有后来没有恢复高考期间毕业的初高中生。
眼前这位查全性，却提出要在今年就恢复高考。
“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邓小平侧身转头，问教育部长刘西尧。
查全性赶忙插话：“来得及！来得及！宁可推迟两个月高考，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格，浪费损失可就大了！”“来得及！”刘西尧的回答，进一步增强了邓小平的信心。
邓小平一锤定音：“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題。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
从此，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后11年沒有高考的历史。
(五)
高考在冬季。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的一次。1977年冬季高考，录取新生27.3万人。1978年夏季考试秋季招生，录取新生40.2万人。
恢复高考，邓小平从1975年第一次复出就开始酝酿，1977年第二次复出就抓紧筹划，准备1978年恢复。查全性独特的贡献就在于：他在关键时刻关键的建议，打动了邓小平，使得恢复高考提前到1977年。
邓小平的决策，查全性的建议，改变了几代青年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国教育的走向。1977年、1978年考入大学的知识青年，受惠最大最直接。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成为日后中国社会的栋梁之材。
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7集有查全性面向邓小平，慷慨陈词提出具体建议的镜头。但是，有关查全性在发言前找南开大学杨校长了解生源情况，则是虚构的。查全性说，他发言前没有找人征求意见，也没有人单独指示他怎么发言。当然，这是电视剧，基本事实准确就行，细节可以虚构。
在采写本文的时候，笔者有一个问题萦回在脑际：为什么是他？历史为什么选择查全性而不是别人提出那个伟大的建议？
历史的必然性在于： 恢复高考是迟早的事。
偶然性在于： 因为有从武汉大学调到教育部当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教育部才知道有个并不出名但敢讲真话的查全性。但是，能够参加座谈会、能够见到邓小平的有33个人，都是专家学者，都是科学教育界的行家，对恢复高考都有强烈的要求，但为什么等到第三天下午，才有查全性一语惊人？
当时，压力还是巨大的。这一年的3月，华国锋主席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坚持“两个凡是”。“四人帮”认为教育界“文化大革命”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两个“基本估计”，还没有人推翻。而主持座谈会的邓小平因为敢讲真话被打倒才刚刚复出。座谈会的前两天，有的学者还在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许多人顾左右而言他，不敢触及敏感问题。
查全性后来说： “我能够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当时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只是我有这个机会讲真话，这个机会难得。我敢于说，主要觉得小平同志亲临会议，如果说了，可能解决问题。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 如果不说，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了。”
正因为查全性，有实事求是之魂，敢想敢说之胆，善抓机遇之智。于是，历史便选择了查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