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区生产队里的“杆儿犯”

牧区生产队里的“杆儿犯”

在美国生活的人都知道，搬到一个新地区居住，要查一下当地的治安统计数据，主要是看看本地区的那些“registered sexual offenders”的分布，特别是对那些有未成年孩子的家庭。有过性犯罪记录的人，搬迁到哪里都得向当地警方报道，接受监督管理，这点颇有点像中国早年管制“四类分子”的做法。

最近在报上读到两篇不同的文章。一篇是敦促警方对那些记录在案的性犯罪人员的行踪，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以其预防和减少性侵犯案件的方生。而另一篇文章则是一个有过性犯罪记录的年轻人，抱怨社会对他们太严厉，一失足，千古恨，难有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使我回想起当年在牧区插队时认识的一个“杆儿犯”。

1976年在内蒙牧区插队时，虽说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没有正式取消，但已经没人提了，特别是牧区的生产队。但队里有一个很特殊的人，曾经因为性犯罪坐了7年的大牢。回到队里当然就永远被当作了另类。队长见到我们的第一天，就向知青们交代了这个人，提醒我们在生活中要留意。后来时间一长，对这位杆儿犯就多些了解。

这人姓高，人们叫他高木匠。开始有些不解，他本不是木匠，为何有此称呼。队里的人解释说，但凡木匠必须拥有两样基本东西，一身好力气和一套好家具（当地人称工具为家具）。这个高木匠膀大腰圆，力大如牛，裤裆里有个厉害家伙，得此称呼倒也贴切。

牧区收入及生活水平远高于附近农业生产队。因此能有机会嫁娶到牧区生产队来就算是高攀了。高木匠娶了我们队一个智力有点低下的女人，就是这么来到了牧区。差不多两年以后，高木匠的老婆难产死了。高木匠孤家寡人一个，眼睛总是直勾勾地盯着别的女人。高木匠对媳妇行房事手段粗暴野蛮，他老婆生前把这些事告诉了外人，因此没人敢给他张罗续弦。

一次高木匠进山砍柴，碰见了一个邻队的妇女单独进山采药，高木匠兽性大发，对其实施了性侵犯。事发后干部们还是为高木匠进行了斡旋，赔了受害者大量钱财，法院从轻发落，判刑7年。我见到他的时候，己经是出狱两三年的事了。

那时的中国人口极少流动，特别是边远农村。高木匠刑满释放后，又回到原生态环境里，也算是他自己和大家的福分。全队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他，根本不给他单独接近女人的机会。两个队长还是很公正的，记工分红等等都没有歧视他。由于他有一身贼力气，年终能分300多块钱呢。

当年干活休息时，常听到高木匠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哀叹他自己这辈子算完了。没有一个人接他的话茬，老实说，对一个杆儿犯，很难能激起人们的同情心。当然女人们就更是离他越远越好。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木匠不可能永远生活在那个牧区生产队，中国也不大可能一下子建立健全性罪犯登记制度。这个高木匠后来去了哪里，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还是兽性不改再次犯罪，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