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写过几篇我在台湾读中学的回忆，大多说的是学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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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读了伊朗小女生的青春成长日记Persepolis，唤起我另外一些在台湾和加拿大成长的零星片段。不会画漫画，只能用这支拙笔记下一些零零碎碎。
记得89民运的时候，我们一群懵懂的初中生也天天跟着去凑热闹，钻在人群里看游行，读大字报。爸爸却忧心忡忡地把所有中学课本买回家，大概担心学校停课，必要时得在家里homeschool。民运被镇压后，大人们长吁短叹，不久决定把我和妹妹送去台湾依亲外公外婆。
我忘不了临行前爷爷和奶奶最后的拥抱，“要坚强！”，奶奶的眼睛里充满了不舍和克制的拉锯，爷爷的脸上却老泪纵横。
1990年，我和Marjane一样是十四岁，刚到台湾去上学，全校的学生几乎都来看我。班上有不少从国外回流的小孩，但我是他们唯一见过的大陆同龄人－－虽然他们没有恶意，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被围观，很尴尬，被不停地问，“你觉得台湾怎么样？你们是不是总说台湾人穷得只能吃香蕉皮？”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层出不穷。有一个男生实在太好奇，每天都来，大概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某天来了大喝一声，先做一个倒立，把我吓一跳。他憋红了脸，有点害羞地说，“天天来看你，真不好意思，也让你看看我吧，这样才公平。”我无语…你当我是马戏团的猴子，还是动物园的猩猩啊？
这样的情形断断续续持续了很久。我很辛苦地读书，功课一直名列前茅。倔强好强的我有一股幼稚的志气，念好书，做乖乖牌，除了为了让外公外婆开心，也是为了给大陆人争气。一直到离开台湾去加拿大前，还能在校园里听到背后有人轻声议论，“那就是量子，全校第一名，大陆来的。”有一次我的好朋友孝宜受不了了，大声回头呵斥，“第一名又怎么样？大陆来的又怎么样？”把学妹们吓得立刻噤声。
可是乖乖牌也有发飙的时候。公民老师是个很老很老的老芋仔，第一次上公民课，他说暑假刚去了一趟大陆，然后就开始大肆贬低大陆人的习惯品质。我听着一股血气往上冲，一怒之下竟然站起来和老师呛声。老实说，都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只记得老师没想到在座的居然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大陆孩子，如此出言不逊，老羞成怒，气得叫我去外面罚站！后来国文老师来打圆场，叫我去给公民老师道歉，不管怎样，公民老师很老很老，我该尊重老人家。可是我那湖南骡子的倔脾气上来，只气得哭，“就不道歉，情愿被开除。”最后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但是那一整学期上公民课都痛苦得要命，还好期末公民老师并没有公报私仇，把我当掉。
惠文是我第一个朋友，刚认识就请我去她家玩。一进她家门，只见一个很大的神龛，整个客厅都被照得红彤彤的，从来没有见过拜神的我第一次见到如此阵势，吓了一跳。她家就在我家对面，那天晚上，我一边做功课，一边看得到她家的关公，红红的影影绰绰。害我晚上吓得做噩梦，梦到那关公从她家窗户起飞，一直飘进我家的窗户，梦中我居然大叫，“我奉耶稣的名赶你走！”噩梦过后赶快把圣经和十字架拿出来压惊。
除了外公外婆，我们在台湾唯一的亲戚就是刚从美国回国的大舅一家。大舅跟我说，有任何问题尽管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些建筑物顶的红灯是做什么的？”“喔，是提醒飞机，防止飞机事故。”回想起来，当年的长沙高楼很少，可能飞机也很少，城市建设还很落后。
不过，台北的市容也让人失望－－空气浑浊，交通混乱，建筑物老旧杂乱。我家住在大安区信义路二段，算是繁华社区，上学路上必经美国在台协会，总有人在排队等签证。每天黄昏走出附中校门，看往来川流不息的车辆，看夕阳给这个喧嚣城市镀上温柔的余晖，想到枯燥繁多的功课，父母的苦心，外公外婆的期望，小小的我，心里却堆积着挥不去的沉重。
必须公正地说，台湾的同学秉性忠厚，待人友善。渐渐地我交了很多好朋友，其中一个是如芳。有一次我们一起坐公车，在车上聊了好久，后来就熟了。大概过了一整年，有一天老师突发奇想，叫我们轮流分享同学间的趣事。第一个站起来的居然是如芳，她慢悠悠地说，“以前，我很怕班上的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就是量子。我很怕她是大陆的特务！我一直都不敢跟她说话。直到有一次，我们一起坐公车，原来量子这么好玩。。。”全班都笑得欢声雷动，只有我惊讶得下巴都掉下来了。老蒋的洗脑果真彻底，可是台湾的小朋友天真到以为真的有14岁的匪谍？
我们在台湾的那几年（90-93），两岸刚恢复交流，但非常有限。同学仲华的爸爸去大陆出差，回来说，“大陆比我们落后十五年。”真的有十五年那么大的差别？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大约是到台湾的第二年，有一天上学，学姐明仪和依惠十万火急般告诉我一件新闻－－她们读到报纸上一个和我一样从大陆来的学生，很可怜，才来台湾没有多久，爷爷奶奶就相继过世，现在孤苦无亲，全靠政府救济。学姐们语重心长地说，“量子，你很幸运，要珍惜啊。”我忘了怎样找到这个男生，打过一次电话给他，可是我又能帮什么忙呢？他是我唯一知道在台湾和我们一样的大陆孩子。
Marjane和妈妈在机场见面的场景几乎就是我妈来台湾探望我们的桃园机场版。我们刚到台湾的第二个月，妈妈就来看我们。那时候我们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见面了。当她清瘦的身影出现在机场的一霎那，我发足狂奔上去，妈妈把我揽在怀中，看着和她一般高的女儿，她流着泪不住地说，“如果在大街上见到，真的不认得了。”我也流泪，因为美丽的妈妈鬓角添了好多白发。
先写到这里，拉拉杂杂的，好久没有回忆，要很认真地回想那时候的点滴，面对当年那样柔弱却倔强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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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89民运的时候，我们一群懵懂的初中生也天天跟着去凑热闹，钻在人群里看游行，读大字报。爸爸却忧心忡忡地把所有中学课本买回家，大概担心学校停课，必要时得在家里homeschool。民运被镇压后，大人们长吁短叹，不久决定把我和妹妹送去台湾依亲外公外婆。
我忘不了临行前爷爷和奶奶最后的拥抱，“要坚强！”，奶奶的眼睛里充满了不舍和克制的拉锯，爷爷的脸上却老泪纵横。
1990年，我和Marjane一样是十四岁，刚到台湾去上学，全校的学生几乎都来看我。班上有不少从国外回流的小孩，但我是他们唯一见过的大陆同龄人－－虽然他们没有恶意，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被围观，很尴尬，被不停地问，“你觉得台湾怎么样？你们是不是总说台湾人穷得只能吃香蕉皮？”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层出不穷。有一个男生实在太好奇，每天都来，大概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某天来了大喝一声，先做一个倒立，把我吓一跳。他憋红了脸，有点害羞地说，“天天来看你，真不好意思，也让你看看我吧，这样才公平。”我无语…你当我是马戏团的猴子，还是动物园的猩猩啊？
这样的情形断断续续持续了很久。我很辛苦地读书，功课一直名列前茅。倔强好强的我有一股幼稚的志气，念好书，做乖乖牌，除了为了让外公外婆开心，也是为了给大陆人争气。一直到离开台湾去加拿大前，还能在校园里听到背后有人轻声议论，“那就是量子，全校第一名，大陆来的。”有一次我的好朋友孝宜受不了了，大声回头呵斥，“第一名又怎么样？大陆来的又怎么样？”把学妹们吓得立刻噤声。
可是乖乖牌也有发飙的时候。公民老师是个很老很老的老芋仔，第一次上公民课，他说暑假刚去了一趟大陆，然后就开始大肆贬低大陆人的习惯品质。我听着一股血气往上冲，一怒之下竟然站起来和老师呛声。老实说，都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只记得老师没想到在座的居然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大陆孩子，如此出言不逊，老羞成怒，气得叫我去外面罚站！后来国文老师来打圆场，叫我去给公民老师道歉，不管怎样，公民老师很老很老，我该尊重老人家。可是我那湖南骡子的倔脾气上来，只气得哭，“就不道歉，情愿被开除。”最后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但是那一整学期上公民课都痛苦得要命，还好期末公民老师并没有公报私仇，把我当掉。
惠文是我第一个朋友，刚认识就请我去她家玩。一进她家门，只见一个很大的神龛，整个客厅都被照得红彤彤的，从来没有见过拜神的我第一次见到如此阵势，吓了一跳。她家就在我家对面，那天晚上，我一边做功课，一边看得到她家的关公，红红的影影绰绰。害我晚上吓得做噩梦，梦到那关公从她家窗户起飞，一直飘进我家的窗户，梦中我居然大叫，“我奉耶稣的名赶你走！”噩梦过后赶快把圣经和十字架拿出来压惊。
除了外公外婆，我们在台湾唯一的亲戚就是刚从美国回国的大舅一家。大舅跟我说，有任何问题尽管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些建筑物顶的红灯是做什么的？”“喔，是提醒飞机，防止飞机事故。”回想起来，当年的长沙高楼很少，可能飞机也很少，城市建设还很落后。
不过，台北的市容也让人失望－－空气浑浊，交通混乱，建筑物老旧杂乱。我家住在大安区信义路二段，算是繁华社区，上学路上必经美国在台协会，总有人在排队等签证。每天黄昏走出附中校门，看往来川流不息的车辆，看夕阳给这个喧嚣城市镀上温柔的余晖，想到枯燥繁多的功课，父母的苦心，外公外婆的期望，小小的我，心里却堆积着挥不去的沉重。
必须公正地说，台湾的同学秉性忠厚，待人友善。渐渐地我交了很多好朋友，其中一个是如芳。有一次我们一起坐公车，在车上聊了好久，后来就熟了。大概过了一整年，有一天老师突发奇想，叫我们轮流分享同学间的趣事。第一个站起来的居然是如芳，她慢悠悠地说，“以前，我很怕班上的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就是量子。我很怕她是大陆的特务！我一直都不敢跟她说话。直到有一次，我们一起坐公车，原来量子这么好玩。。。”全班都笑得欢声雷动，只有我惊讶得下巴都掉下来了。老蒋的洗脑果真彻底，可是台湾的小朋友天真到以为真的有14岁的匪谍？
我们在台湾的那几年（90-93），两岸刚恢复交流，但非常有限。同学仲华的爸爸去大陆出差，回来说，“大陆比我们落后十五年。”真的有十五年那么大的差别？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大约是到台湾的第二年，有一天上学，学姐明仪和依惠十万火急般告诉我一件新闻－－她们读到报纸上一个和我一样从大陆来的学生，很可怜，才来台湾没有多久，爷爷奶奶就相继过世，现在孤苦无亲，全靠政府救济。学姐们语重心长地说，“量子，你很幸运，要珍惜啊。”我忘了怎样找到这个男生，打过一次电话给他，可是我又能帮什么忙呢？他是我唯一知道在台湾和我们一样的大陆孩子。
Marjane和妈妈在机场见面的场景几乎就是我妈来台湾探望我们的桃园机场版。我们刚到台湾的第二个月，妈妈就来看我们。那时候我们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见面了。当她清瘦的身影出现在机场的一霎那，我发足狂奔上去，妈妈把我揽在怀中，看着和她一般高的女儿，她流着泪不住地说，“如果在大街上见到，真的不认得了。”我也流泪，因为美丽的妈妈鬓角添了好多白发。
先写到这里，拉拉杂杂的，好久没有回忆，要很认真地回想那时候的点滴，面对当年那样柔弱却倔强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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