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周总理北京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东京的信。信是一个十七岁的小女孩写来的。
尊敬的中国总理、伯伯、先生：
我是伪满罪犯爱新觉罗·溥杰的大女儿，名叫慧生。这封信是我背着所有的亲人写给您的，因为我太想念我的父亲了。相信伯伯一定能理解一个十七岁女孩的心情。
我的中文虽然很拙劣，但请允许我用在日本学的中文给您写这封信……我的父亲溥杰久无音讯，母亲和我们都很担心。我们不知给日夜思念的父亲写过多少次信，寄过多少张照片，但是从来没收到过一封回信，只好望洋兴叹！
虽然中日两国体制不同，人们的思想各异，但骨肉之情在中国和日本都是一样的。若周总理也有孩子，一定能够理解我们对父亲的思念。一定能够理解盼望与丈夫团聚、同时含辛茹苦地将我们姊妹抚育成人的母亲的心情。
当前，中国与日本没有外交关系，但是，我们的家庭却是由中国的父亲和日本的母亲组成的，我们全家人都真心实意地期望中日友好。这一心愿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的。母亲盼望早日回到父亲的身边。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所以才这样拼命地学习中文。
谢谢，拜托了！请伯伯能将这封信连同照片一起转交给我亲爱的父亲，并衷心希望能允许我和父亲通信……
慧生
周总理读罢信后，被深深地感动了，遂答应让溥杰与她们通信。1961年5月，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溥杰的日本妻子嵯峨浩和小女儿嫮生重返中国，与溥杰团圆。这时，溥杰与妻女分别已经过了十六年。嵯峨浩在中国定居，并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二战后首个回中国的日本人，但给总理写信的慧生已不在人世了，溥杰只能见到她的骨灰。
嵯峨浩
事情大约是这样的：在写信的那个时候，慧生已进入了恋爱的年龄，很快，她便与同班男同学大久保武道相恋了，但她将这事儿告诉母亲嵯峨浩时，嵯峨浩并不同意，理由是自己嫁到了中国，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女儿当然也是中国人，最好能嫁个中国人。对于母亲的这种态度慧生很是无奈，只要写信向溥杰求助。溥杰收到信后，觉得自己并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不太好表态，让慧生按母亲的意思办。接下来，悲剧便发生了。
1957年12月4日，慧生离家后便没有再回家，一直到12月10日被发现与大久保武道一同陈尸于天城山。当时，慧生头上有弹孔，左手无名指上戴着婚戒，枕在大久保的左臂上。两人还有剪下的指甲与头发被包在白纸里，埋在附近。于是，人们判定这是一起殉情事件，两人以大久保武道带来的手枪自杀。新闻媒体报道此事后，被一些人称为“在天国结合的恋爱”，感动也轰动了当年的日本。
然而，慧生的母亲嵯峨浩并不这么看这件事，她说，对于他们的死，新闻界争先恐后，大肆张扬。《俩人在天城山丧生》、《天国之恋》这样的标题装饰着报纸杂志的版面。但是，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世俗的那些看法，因为慧生在十二月四日失踪之前，全然没有自杀的迹象……慧生在十二月的日历中，详细记载了这个月每天的计划安排。桌上放着几张写着1958年的抱负的贺年卡。她曾掰着手指高兴地算着取订做的大衣的日子。就在失踪的那一天，她仍然像往常一样，只拿走了上课用的东西……这难道是准备去自杀吗……综合同学们向我们讲的话，我明白慧生是因为大久保的问题而陷入了无穷的烦恼之中。
嵯峨浩认为，大久保是个独占欲非常强烈的人，有时，慧生与其他男同学说两句话，大久保就受不了，不是说自己失恋，就说自己要自杀。大久保的这种行为让慧生很是苦恼，也摆脱不了大久保，大久保甚至还想把与慧生说过话的一位男同学从楼上推下去。“也许，那天慧生想说服大久保才跟着去的，结果却被逼着自杀了。”不过，作为母亲，嵯峨浩显得很是“宽容”：“这是除了他们两个当事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知道的永久的迷。即使怨恨大久保，慧生也不会回来了。”
慧生
后来，日本一家电视台曾对慧生和大久保事件做过一些调查，采访到当年发现他们尸体的人，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慧生遗体被发现的死后，姿势和后来报纸上登的并不相同，是坐靠在百日红树上，而不是躺在大久保的臂上的。据证人讲，当时报纸公布的消息，是一个“错误”。然而，这一切对于慧生及家人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
慧生是一个爱说爱笑的女孩子，她有一个梦想，希望将日本的文学介绍到中国，而她对中国的文学也有浓厚的兴趣。骨肉之情在对世界各国人民来说都是一样的，她留给人们更多的分明是：以骨肉亲情的名义推动了战后日本与中国的友好往来。同时，也应该看到，战争在人们心中留下的难言伤痛，而这更不能被忘记。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溥杰和嵯峨浩在后来，将她的骨灰一半安放在了中国，另一半安放在了日本。
参考文献：溥杰《溥杰自传》、嵯峨浩《流浪的王妃》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