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在赶集的时候还常常顺带抓小偷。当地的小偷怕我们知青，见到我们就跑；外地的小偷也惹不起我们, 一是斜不压正，二是强龙不压地头蛇。集市上遇到农民们有争议吵架，我们常常上去问为什么吵架，然后以我们的理解主持公断, 农民们基本都还听我们的。不听也不行，城里来的青年都这么说了，再不听劝就更会显得是失理的一方。
有一天晚上, 我们看见支书在路边生气，赶紧上前问支书为什么生气, 支书说刚才别的村子的青年人惹了他, 人刚走不久。我们马上追过去, 把人拽回来给支书赔礼道歉，支书龙颜大喜。
1977年刚恢复高考时，我们难以相信这是真的。我们一群人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毛主席像宣誓我们坚决不离开农村，因为我们觉得在农村还没玩够呢。后来我们男知青中有很多人参军入伍走了。整个知青点冷冷清清，没有以往的欢笑声了。原来都是我们男生在外面坐成一排，女生一出来我们就又说又笑拿她们开涮。现在女生成了多数了，她们在外面坐成一排，剩下的几个男生一出来，她们就学我们当时那样又说又笑拿我们开涮。这些女生都是我们大院的，父母还都是干部，在家都是淑女，刚来也还可以，说变就变了。她们刚下乡时靠我们给她们拦截汽车回家，后来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有一次有个女生拦截了一辆我在前面没能拦截下来的汽车，上车后大笑，扬长而去。我和我哥们恼怒地拼死命拦截下来一辆汽车让司机紧追，一路追到市里下车后才追上她们，指着她骂了她两句和她翻了脸。再有一天早上，我听到我们的狼狗在外面胆怯地呜咽着，出门一看，有一条像小牛犊子的狼狗从我们知青点路过，把我们的狼狗给镇住了。我知道这里不再好玩了，收拾好行李回家复习考试去了。
后来真就考上了，也可能是混进了。
高考后，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在田里浇水，有人喊我说公社通知我去一下。我当时马上就回问是公社管文教的呢还是管治安的？要是管治安的, 我得先想想最近又出什么坏事了? 有没有我们的份儿?,怎么才能圆过去? 我一听或是管文教的找我,就知道是好事情,。要是管治安的找我我才不去呢，肯定没好事。我们那时候还是比较忌惮公社管治安的干部来找我们。治安干部一来准是我们做的什么坏事被报到公社了。有一次公社管治安的干部晚上到我们房间来了。我们大家都献媚讨好地倒水递烟，就这还不行。那家伙说着说着从口袋里面掏出裹着红绸子布的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说你们别闹得太过火了，惹急了我没有你们好果子吃，我们只能打着哈哈把他送走了。他走后我们几个才挺直腰杆说“逑”。我们的带队干部行政十八级，比公社书记的级别高好几级
我高考录取后, 公社怕队里报复我们不给好好写个人鉴定，让我们自己写个人鉴定。我想试试支书对我的看法，就找他写，心想反正写得不好我就扔掉算逑。我告诉支书写鉴定，支书爽快的说，逑，你都要上大学了还让我写？你自己写吧。我说那咋写呀？支书说雷锋是咋你是咋。干脆。多好的支书。
支书说的也没错，因为我虽然也不是那么好，但是在村里也确实做了许多好事。夜里给麦地浇水，用绳子扛在肩头牵犁犁地，都干过，再苦再累，第二天醒来，满血复活，又是一条好汉。有一年种红薯，需要有人提着大水桶弯着腰一个坑一个坑的“点水“（给一个一个红薯秧子的坑里浇点儿水）。那是最重的活，农民们都不想干，而我不知动了那根筋了，一连干了几天，最后一天完工时，我挑了两桶水回屋时，腿都直不起来了，刚进屋就瘫软了。
秋种后，支书在大会上说，咱村这次种红薯, 我看只有一个人是卖力干活的。大家都等着支书说那人的名字。支书稍作停顿说了我的名字。我心中一阵窃喜，还故作姿态掩饰一下, 好象无所谓。支书接着说等到秋收后，我想带多少红薯回家都行。红薯那么沉，路又那么远，根本没法带，支书说了也等于没说。我心想，支书，你说嘞都是红薯。
在美国，有一天在饭桌上碰到一位老乡，闲聊了起来。一问，是本省某县的。再问，是我下乡的那个公社。再问，是我插队的那个村。再问是哪个队的, 是我们村旁边的小村落的。提到当时的大队支书，他说跟他家很熟悉，不过他在县上读书，高中毕业到离家很远的另一个县插队，所以只知道有我们这些知青但是不认识我们。我后来回到村里见到支书，说起这个老乡，支书说了他的小名。我回到美国后又见到他，直接就叫他的小名，他很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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