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年月，李庆霖的信是起了改善作用

一九七八年，是我家乡最后一年安排（动员要求？）知青下乡。从那之后，这运动成为历史。

据了解，我家乡的有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在1968年底开始的。当时大部分是广州来我县下乡的，本县城下乡的也有一些。那时的权力机构（县革委）才建立不久(1968年初才成立），一切都还在逐渐建立秩序之中，知青的安置没有什么有效的的管理领导，也没有经验。很多知青落户后都有困难，被安排接收的生产队也有很多困难和问题。有很多矛盾。 

从那时到李庆霖的信（七三年），知青安置管理工作有逐渐加强。毛复李的信后，按上级规定，县里的知青安置管理工作有了专门的办公室（知青办）（可能是全国统一设立的），本县知青下乡时的安家费也由县财政拨款（每人几百元，具体数目记不清了），小部分为知青本人置装，其余拨下去。对下放地点也有考虑安排。（但仍然有知青自己联系插队地点的）。

到我当知青时（七五年），我们大部分人都安排到农林场，插队落户的很少。在农林场的发工资，第一年大家都一样，每月22元。第二年，在农场的按农工一级，在林场的按林工一级。林工比农工钱多一点点。我当知青三年，领过农工一级每月26元，农工二级每月29元。口粮每月40斤（林场的每月35斤），比城镇居民多（城镇居民成人每月30斤），食油和肉的定量也比城镇居民多。（补充：口粮、食油等的定量与李庆霖的信无关，那些是农工或林工的定量）。

那些比我们早的去插队落户的，有很多生活很困难。我的同学的哥哥姐姐中有好些是这样。有不少人干了一年，扣除各种东西后，几乎没钱分，甚至倒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