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收音機
一
在封閉的年代﹐收音機是中國人和遠方世界唯一的交通。
從清晨在「東方紅」樂曲聲中起身，到入夜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高奏「國際歌」結束的一天中，時時刻刻，革命歌聲伴隨著你，毛主席的教導伴隨著你，黨團組織伴隨著你，革命同誌伴隨著你。
1965年，家裡給我寄來一台收音機，當年半導體收音機是何等新奇奢華的玩意，這部最高級的上海牌312型「新產品」有四個波段，我興緻勃勃從郵局取回，迫不及待打開木箱，在短波各頻道作地毯式搜索，從忽高忽低的音波雜聲中尋覓來自遙遠他方、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聲息。我密密收藏，沒人知道我有這個寶貝。
熬過每晚兩個半小時的政治學習，一結束我就急匆匆回宿舍，我不明白同宿舍的革命者們為什麼日日夜夜開會，還沒開夠，天天要到半夜才回來，謝天謝地，他們回來越遲越好，我巴不得他們整夜不回。
取出收音機，立即鑽入被窩，插上耳機，輕柔地、仔細地搜遍音波世界的每個角落……
這裡，這裡！我的手、我的心，停在一個音節上：「這裡是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和我們聽慣了的中央電台播音員完全不同的和藹語音，由大洋彼岸傳來。我彷彿見到了那個美好的地方，見到了那個親切的播音員，他醇厚清新的嗓音越過徹夜不眠的中南海密室，越過千萬間油燈昏黃的「農村社教運動辦公室」，來到西北死寂一片的黑黯大地，來到我木格床下層陰影的角落。
每晚十點，葛森的新聞之後是雷明德的「空中音樂會」，我在這裡認識了魯賓斯坦、海菲茨、奧曼蒂，認識了紐約交響樂隊、費城交響樂隊、芝加哥交響樂隊，它們夜夜給我送來貝多芬、蕭邦的天籟之音，莫紮特、亨代爾的聖靈之光，照亮我寒夜土屋一隅。直到我時刻戒備的第三耳，警覺地聽到門口漸近的腳步聲，才趕緊把收音機關上藏好。
為什麼感受藝術、向往自由，活像做賊？
為什麼尋覓文明、舒展心靈，竟也犯罪？
二
全單位隻有兩台收音機，除了我這台專門躲在陰暗角落裡「偷聽敵台」，另一台光明正大放在辦公室裡，專門收聽「來自北京的聲音」。
這天我值班，早上學習會後大家去食堂，辦公室就我一人，四下一看沒個人影，即刻打開收音機，趴在桌上，耳朵湊近喇叭。
這是一支輕盈優美的樂曲，簡潔婉約的旋律，以不同樂器反復奏出，深深印在我心田，如春天的潤雨灑落在久旱的乾涸土地。直到三十年後，我才知道這首隻聽過一次就牢牢記住的曲子，是1963年日本名歌星阪本九唱紅的 Sukiyaki 【註】。
正當我聽得出了神，不由跟著哼起來，完全沒有知覺到陳金根神出鬼沒地出現在我背後，幸虧是他，一個樸實憨厚的鬆江人，他對我和善地露出兩排牙齒。何況這麼動聽的樂曲，誰能不共鳴呢，我心安理得地聽完，把收音機關上。
下午，團支部書記林偉國走過來，說要和我「隨便聊聊。」
「我們一起從上海來到新疆一年了，毛主席教導我們，我們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應該互相幫助，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我作為團支部書記，對你關心不夠，這是我要向你檢討的，希望你能多給我提提意見。」別看這位團支書比我小兩歲，一年來在黨支部「抓思想革命化」引導下，進步很快，已經學得一口官話一臉官腔。
開場白之後，到正戲了，「最近有些同誌反映，你喜歡聽音樂，是吧？」
「有時聽聽。」
「據同誌們反映，你聽的是短波。」
「就在辦公室的收音機，聽過一兩次罷。」
「當然，辦公室的收音機誰都可以聽，但其它同誌聽的都是中央台，短波中很多都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的反華宣傳，是敵台廣播，是不能聽的。」
「我隻聽音樂，從來沒聽過新聞。」
「但音樂是有階級性的，外國電台都是黃色頹廢的靡靡之音，本質是反動的。」
「我聽的都是古典音樂，中央台也有播的。」
「同誌們是出於對你的愛護和幫助，關心你政治上的進步。」他涵養到家，始終耐心地、麵帶微笑地教育我，「聽音樂好像是小事，但你要知道，聽什麼音樂，看什麼書，歸根到底，是接受誰的教育、接受哪個階級教育的問題，希望你注意，這不是一個小問題啊。」我也耐心地、虛心地接受他的幫助。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他是真誠的，是真的「為我好」。所有人隻能看同一本書﹑聽同一首音樂﹐隻有一種思想﹑一種語言﹐不是太可怕了嗎﹖但要讓林偉國同誌、陳金根同誌懂得這個道理﹐還須二十年血與火的折騰。
幸好，他們沒發現我被窩裡的秘密，偉國同誌、金根同誌夜夜守著他們的中央台，我仍夜夜在蕭邦的琴鍵上醉夢，在莫紮特的弓弦上神遊。
金黃的麥子收割了，雪白的棉花採摘了，林帶裡黃葉紛飛，露出銀白色的樹幹。1965年寒冬來臨了，中華民族最深重的苦難來臨了，那就是由偉大領袖親自發動、他的親密戰友親自指揮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三
我工作的農七師銀行，和郵局兩個單位，由四個轉業軍人把持，盡管他們的小學文化對業務一竅不通，但他們帶來了「林總」的「政治思想工作方法」，即所謂「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我和幾個資產階級出身的朋友的通信，被支部書記封封拆檢記錄，功夫不負有心人，到1966年，我的反革命鐵證如山。
我被宣佈「戴反革命帽子，監督勞動」，收音機當然被沒收了﹐此後八年﹐我的收音機放在造反隊的辦公室裡﹐經常爆發出嘹亮的「威虎山」、「紅燈記」。
文化革命一路前進﹐一路取得了偉大的﹑輝煌的﹑史無前例的勝利﹐直到有一日﹐身體很健康的林副統帥出走了﹐北京亂了一陣之後﹐毛主席說﹐還是安定團結為好﹐不安份不團結的都是別人。
那時革命已經革到沒肉沒油沒細糧吃﹐身為「現行反革命」的我﹐和另一個反革命份子﹐喂養四十頭豬﹑兩頭牛﹑種幾畝蔬菜和玉米。我住在豬圈旁邊一個低矮的土屋裡﹐床前堆著飼料﹐放著沾滿豬糞的鐵鍬﹑膠靴﹐隔壁日夜煮著酸臭的豬食。革命群眾不會進來﹐我有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1974年底﹐我的「監督勞動」撤消﹐被沒收的收音機發還給我了。
革命同誌諄諄告誡﹐這是為了讓我多聽來自北京的聲音﹐聽樣板戲﹐聽中央兩報一刊社論﹐有利我的改造﹐我表示感激﹐發誓努力改造。但是我一回到土屋就辜負了革命同誌的信任﹐又開始偷聽敵台。
美國之音有雜音﹐沙沙的很煩﹐我到處搜索﹐隻要不是來自北京的聲音﹐我都聽。一次﹐在海頓小號協奏曲之後﹐聽到一把渾厚的男中音﹕「這裡是德國之聲﹐在科隆發音。」
此後我每天晚飯後﹐8點正﹐把耳朵貼近收音機﹐聆聽來自遙遠遙遠的萊茵河畔慈愛的電波。我從來喜歡德國﹐德國深邃的思想﹑厚實的藝術﹐和精美的現代工藝設計﹐現在德國的聲音來到我身邊，我真愛德國。
文革雖已是強弩之末﹐但革命已經成為當時中國人的生活習性﹐有人懷疑我躲在陰暗角落裡﹐幹著特務勾當。我的房門是薄薄的木板﹐又沒有鎖﹐一推就開﹐幸虧我的收音機是按鍵式四波段﹐我一隻耳朵警覺門外﹐一隻手始終放在按鍵位置﹐一有風吹草動﹐立即按下中波﹐聲音馬上就來自北京了。
1976年初「德國之聲」發起征文「我和收音機」﹐我隻能把內心的言語默記在心裡。
1981年秋﹐我到香港第一件事﹐就是給遠方的德國朋友寄出了我的感恩﹐當我收到該台的刊物﹐見到上麵有我遲發的征文「我和收音機」﹐真正感覺到自由的甜美﹐和來自萊茵河畔的芬香﹐我深愛德國。
這就是我和收音機﹐以及和收音機那邊的世界的故事。
(2009年8月追記於香港)
1964年12月1日，在新疆寄回家的第一張照片
1965年元旦攝于農七師師部前
左起：
(1) 席君，其父曾在1950年從海外為 “新中國” 拿回巨額外匯，時任上海華僑聯合會副主席，政協常委。
(2) 趙君，其父上海資本家，他就是我在第二篇中寫到的每天天不亮就起來吹起床號的，現在是上海某銀行黨委副書記 (現已退休)，我去他辦公室，他又播放老柴 “意大利隨想曲”，相視大笑。
(3) 陳君，其父上海燈泡廠資本家，陳君現在是上海著名企業家，上海市政協委員。也開了一家燈泡燈具公司，用的就是解放前的原名。我和趙君、陳君，文革中被打成 “小三家村”。
(4) 在下本人。
(5) 吳君，中國著名化學發明家兼化工資本家吳蘊初的孫子，其時他父親是政協常委。文革後由榮毅仁聘為中國國際投資公司香港分公司董事長，全國政協常委。
我當時的宿舍。作于1965年1月8日。
我睡在右邊的小間，外間五人，內間四人。
以下是我在文革中，住在一個豬圈旁邊的土屋，房內堆滿飼料，隔壁日夜煮着豬食。
這張書桌是在床和土牆上釘兩條木頭，鋪上四塊木板而成，作於1976年7月12日。
【註】日本名曲Sukiyaki，永六輔詞，中村八大曲，1963年由阪本九首唱。傾訴失戀，緣盡分手卻又無法割捨之情，旋律輕鬆憂傷：「"上を向いて歩こう 涙が こぼれないように ……幸せは雲の上に 幸せは空の上に…… 」紅遍歐美，破天荒登上美國排行榜第一名，被改編為各種語言和樂器傳唱，我當時聽到的，就是美國比利佛格(Billy Vaughn)樂隊的演奏。
阪本九的原唱：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bH754gScuk
Billy Vaughn 樂隊的演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nTANMNs2-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