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刘鼎

统战功臣”刘鼎和“远东第一谍”吴先清——“情报战线的高手夫妻

作者：刘育钢 来源《炎黄春秋编辑部》

莫斯科结良缘

 

刘鼎，1902年1月8日生于四川南溪。1924年，刘鼎从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肄业，随回乡探亲的老乡孙炳文赴德国勤工俭学。同年，刘鼎经孙炳文和朱德介绍，由青年团转为中国共产党员，担任中共旅欧总支德国支部青年团书记。1926年，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第二年便担任了东方大学党总支支委、中国支部书记，还任政治常识课教员兼军事翻译。

吴先清，1904年生于浙江临海，14岁时随胞兄吴全清到杭州，考入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1919年夏，随着五四运动的声潮奔涌到江浙地区，吴先清也组织同学参加爱国活动，在浙江早期的革命斗争中崭露头角。她的爱国举动恼怒了学校当局，视她为“好闹运动，不守校规”，不允许如期毕业，处罚她留校饲养春、夏两季蚕。

1924年，吴先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下半年，与五四运动时杭州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宣中华结为伉俪。婚后，吴先清赴上海工作，在小沙渡工人学校教书，同时从事妇女运动。她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鼓动革命，并以工人运动领袖身份参加女界国民会议促发会的筹备工作，在工人中威信很高，被选为促进会委员，负责庶务股工作。

在上海从事工运活动险象环生，时刻都有生命危险。一次，吴先清到街头散发传单而被捕。审讯时，她一口咬定自己是过路人。巡捕房拿不出任何证据，只好放了她。脱险后，她大无畏地组织工人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8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指定她及四位同志为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

 

 

1925年初冬，中共中央派吴先清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她，毅然告别丈夫和襁褓中的女儿到了莫斯科。之后，噩耗传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宣中华被国民党右派残杀于上海龙华监狱，女儿亦夭折。吴先清悲痛万分，革命意志更加坚定，誓为死难的丈夫及同志报仇。

刘鼎与吴先清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原本又都在西子湖畔度过年少求学生涯，因而有很多共同语言，加上他们同一年入党，在异国他乡，自然更近一层。在吴先清失去丈夫宣中华、最需要精神支撑的1927年，刘鼎走入了她的内心世界。1927年冬，他们在莫斯科结婚。

 

 

共同在上海的隐蔽战线大显身手

 

1929年底，刘鼎和吴先清按上级指示回国到上上海工作。临行前，他们把一岁的儿子送进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回国后，刘鼎受命任中央特科情报科副科长，吴先清则先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在浦东从事妇女工作，1930年夏调入特科。

刘鼎到任不久，特科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务必在短时间内调查清楚外国列强和国民党在上海的军事、政治、经济及一般社会情况。原来，1929年下半年，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开始抬头。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共产国际旨意的主导下作出决议：在武汉、南京等首批中心城市武装暴动成功后，上海要马上响应。这项艰巨而危险的任务，特科指定刘鼎负责完成。刘鼎即带着几个特科队员，时而打扮成记者，时而装成船夫、建筑设计师、小商贩，早出晚归，在上海滩四处侦察情报。黄浦江上停泊着外国军舰，要侦察军舰上的炮位，却无法接近。刘鼎了解到军舰不允许任何船只停靠在它们附近，长途航船却可以从附近通行。他就雇了一艘外国商船，打着要去长江口贩买货物的旗号。特科人员有的化装成商贩子，有的打扮成水手，装模作样靠近军舰来回航行。只需两趟，就把军舰上的炮位及数量，搞得清清楚楚。上海租界里设有外国军营，驻扎多少军队无从知道。刘鼎派人到兵营门口设摊卖食品，观察每日进出人员和购买食品的情况，通过每天运进多少食品种类的数量，推算营中驻军人数。监狱中关押的犯人也是暴动的力量，但狱中犯人多少却不得而知。刘鼎便雇佣地方流氓带路，爬到能俯瞰监狱全景的教堂屋顶上，把监狱全部屋脊绘制成草图，再向牢监了解有关情况，由此测算出整个监狱中犯人的大体数量。

暴动成功后能否控制经济局势和金融市场，以保证市民的正常生活，对银行、商号的调查极为重要。刘鼎把这项工作做得很细，他打扮成专辑经济行情信息的记者，到相关单位采访，详细了解到了这一方面情况。

中共中央军委亟需上海市区军事地图，要刘鼎去搞。这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即便上海市区地图也不易弄到手，因为国民党当局严控地图的流通。刘鼎想：只要搞到一幅上海地图，把军事情况画在上面，不就成了军事地图？他跑了许多书店，终于在一家外国人开的书店发现了一种英文版的上海地图。刘鼎干脆买下几幅，留一幅作正样，其余的作草样，各种情况的草样图画好了，再修正、综合到正样图上。不到半年，刘鼎圆满地完成任务。当一大厚本有关外国在上海驻军、军舰炮位及数量、吴淞炮台以及侦探机关的情况，国民党驻上海军警和特务机关的情况，上海租界内街道交叉、建筑物层数、建筑物结构及质量、每幢大楼间距等情况，上海大银行、商号、米店等情况，送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刘伯承手中时，他对这地图赞不绝口，对刘鼎也是钦佩有加。新中国成立后，两位老朋友在北京相遇，一向稳重的刘伯承拉着刘鼎的手，说：“在上海为立三路线暴动准备的那一套资料，真是不简单啊！”

吴先清成为特科一员后，在陈赓和刘鼎的领导下负责地下交通工作。外出执行任务时，她必须根据不同的任务乔装打扮。俗话说：丑要装美不容易，美要装丑易如反掌。她长得白皙漂亮，又有社会活动经验，装什么像什么，得心应手，能出色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为作掩护，她还在住处巷口开了一爿专卖家乡黄岩特产密桔的水果店。一个乡下农妇装饰的临海人卖黄岩蜜桔，顺理成章，租界巡捕和国民党特务对此毫无怀疑。

做情报工作需要主动性和灵活性，否则建立不了相应的社会关系，就搞不到情报。吴先清头脑很灵活，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一天，她在上海街头与弟弟吴全源不期而遇。弟弟原在浙江家乡从事地下工作，为何跑到上海来呢？吴先清感到疑惑不解。姐弟几年不见了，找到一处茶座叙旧，性急的弟弟迫不及待地向姐姐倾诉自己的遭遇。吴全源说：他所在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被投入浙江陆军监狱。后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陈宝骅保释，并推荐他到上海国民党创办的《新生命》月刊担任总务主任。

吴先清听罢，觉得这一关系可以利用起来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征得陈赓的同意，她把特科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设在《新生命》月刊发行处的楼上。她常穿旗袍，留着当时正盛行的烫发，戴着白玉手镯和镶钻的戒指，以雍容贵妇的身份出入发行处。通过弟弟的关系，吴先清很快就与陈宝骅拉上关系，陈宝骅请客时也乐意邀请她同行。她通过陈宝骅的圈子结识了许多国民党党政军重要人物，特别是“江浙帮”。从他们身上获得了国民党内部的大量情报，特别是一些被捕中共人员在狱中的表现，了解得一清二楚。

这期间，吴先清充分运用社会关系，为战斗在湘鄂西的贺龙部队弄到了一批军火。后来由于反动势力对黄浦江码头及船只监管得紧，贺龙派来的船无法接货而放弃。

 

 

巧施计营救丈夫

 

1931年10月10日晨，刘鼎到上海外滩公园同改组派“高先生”接头，搜集改组派倒蒋活动情报，不料这个接头点已被国民党特务盯住，刘鼎由此被捕。他化名“甘作民”，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决不暴露自己真实身份，并伪造了个人经历和活动，只承认是个一般跑通信的下人。经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讯，刘鼎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在龙华监狱里关押了10余天，又被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暂判两年，监押在南京陆军监狱。

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遭遇重创，原情报科科长陈赓调往鄂豫皖苏区带兵打仗，接手的是潘汉年。中共组织着手营救刘鼎工作，潘汉年指定吴先清负责与狱中刘鼎的联络工作。吴先清认为，联络的最好办法是自己以家属的身份前往南京探狱。但她的身份又是许多人知道的，其中有留苏回国的中共叛徒和浙江籍国民党方面的老乡。探狱充满着艰难和危险，弄不好还把自己搭进去。这时，她想到了可能最有办法帮忙的人—家嫂孙儒珍。

胞兄吴全清的妻子孙儒珍，20世纪20年代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期间，在与老乡聚会的场合，她结识了当时就读于保定军官学校的一些同乡。这些人经过10多年的军旅奋斗，都在国民党军队中混到了一定的级别。吴先清于是就请孙儒珍出面，带她去南京，拜访这些官宦老乡，见机行事。

 

 

贸然去南京怕不妥，吴先清便请求孙儒珍先往南京“探路”。素有“女中豪杰”之称的孙儒珍深知救人如救火，立刻动身从上海到南京，找到了时任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处长李进德。李进德是1918年10月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8期步科的，他明白老同乡的来意后，毫不推托，用自己的小汽车护送她去探狱。

不久，吴先清也到了南京，姑嫂俩先在中央饭店住下，再打电话给李进德。吴先清到南京与孙儒珍的处境不一样，国民党特务在中央饭店布置了暗探，环伺着她的举动。李进德对此一清二楚，便派车把她们接到家中住下。孙儒珍、吴先清请求李进德出面疏通放人，李进德掂量自己的份量不够，想起老乡也是同学的周至柔。

周至柔，原名周百福，比李进德小一岁，也是浙江临海人，保定军官学校第8期步科同学。毕业后先在浙江第二师见习和任职，后南下到黄埔军校担任上尉教官和国民革命军任职，颇多战功，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中将师长。吴全清曾当过周至柔的机要秘书，两家交往密切，周至柔也早已知道吴先清是“干共产党的”。

吴先清、孙儒珍随李进德进入周至柔的家门。周至柔一见到吴先清就哈哈大笑地说：“绿客婆（临海方言，即土匪婆）来了，欢迎欢迎！”国共两党原本就有合作、有分裂，两党成员也因种种关系及原因，有些还是互有往来，互相担待，绝非泾渭分明、六亲不认、斩尽杀绝。吴先清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对周至柔毫不隐瞒，坦然地回答：“是的，我来了。今天要么你们把刘鼎放出来，要么把我也一起关起来。”放人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周至柔职权内的事。周至柔把两手一摊，微笑着说：“放人，我爱莫能助；护送你去探狱，疏通关系让你以后探狱方便，这个没问题。”

从此，吴先清探狱既方便又安全，借探狱之机，她巧妙地向刘鼎传达了党组织关于争取早点出狱，后打入南京敌特组织或回上海工作的指示，还有面授取保获释的运作办法。

1932年9月，经过时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刘鼎的老乡康泽（黄埔3期生，国民党军统特务骨干）出面担保，刘鼎顺利出狱，后奔赴闽浙赣苏区，在方志敏麾下继续革命。吴先清又利用李进德、周至柔等人的关系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搜集情报。

 

 

曾经受屈蒙冤

 

1933年3月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吴先清调出特科，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任谍报组组长。她每天都以贵妇的打扮，进出于一些国民党及租界当局的重要人物的家中，其中几家还与她来往特别密切。她把住处选择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闵鸿恩家的隔壁，陈宝骅夫妇经常驱车到她家做客，把闵鸿恩也蒙蔽了，以为是什么重要人物，出门碰面时还主动向她打招呼，献殷勤。每当有人议论，甚至骂她“轻佻”，但工作性质使然，她必须忍辱负重。

1935年6月，已在日本东京工作的吴先清因身份暴露回到上海。这时上海党组织接二连三地遭受敌人破坏，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吴先清的工作没有多少回旋空间，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中共组织考虑安全起见，于1935年9月送她到苏联莫斯科马列学院学习。

1937年是苏联肃反扩大化极为恐怖的阶段，运动波及到在苏的中国同志。11月的一天，她突然被一位苏军大校军官带走，关押于莫斯科鲁别克监狱。吴先清再三申辩，审讯者不顾事实，也不要任何证据，就把她定罪为“日本间谍”，流放到西伯利亚做苦役，后秘密枪决。时隔40多年后，经中国安全部门、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及许多老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澄清历史事实。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优抚局在其66号文件里以“因公牺牲”了结这个冤案。

曾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被习仲勋誉为“兵工泰斗、统战功臣”的刘鼎也有与吴先清相似的命运。他被康生之流诬陷为“叛徒”“特务”，并且不成文地内定为“不得重用，不能担任正职”，多次受到不公的对待。特别是“文革”中，他被关押在监狱长达7年之久。他身陷囹圄志不移，在极度缺纸的情况下，甚至连牙粉袋和草纸都用上，写了近20万字的国防科学技术总结和建议。1975年，获批出狱。1982年和1986年，中共中央两次作出决定，撤销长期加在刘鼎身上的错误结论，给予彻底平反，完全恢复他的政治名誉和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