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情”走进中国人的视野、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始作俑者是北洋第一代卓越领导人袁世凯同志。
自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袁世凯同志得陇望蜀、“恢复帝制”之心,已是路人皆知。孔老2有言:名不正,言不顺,为把“恢复帝制”提上中国人的“议事日程”,袁世凯天才地想到了一个理由——中国国情,袁世凯提出:中国应该恢复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制度不是不好,而是它不适合中国国情。
袁世凯的“中国国情论”一出,民国上下顿时掀起了学习、贯彻、落实袁世凯同志“中国国情论”重要思想新高潮。
于是,为了“适应中国国情”,民国各级官吏、学者、专家,或上《劝正皇位表》;或叩请取消共和、改建帝制;或主张“复礼”、“祭天”、“尊孔”、“制乐”;或请求建院讲经;或要求恢复大清官仪,实行“鸣锣开道、肃静回避、衙役站班、犯人跪堂”,等等不一而足,缤纷而至,络绎不绝。
袁世凯同志还是个特别注重民意的人。对于改制与否,他要求各省搞“国民投票”。“国民投票”在各省上演的结果,是高达99%以上拥戴袁大总统称帝。虽然不能如同当代中国领导人,一当选就高达100%,但考虑到那毕竟是“革命早期”,也可理解。
袁世凯同样知道中国人“挟洋人以自重”的心理。为此,特支5000大洋(俗谓袁大头,非今之纸币可比),请他的两位洋高级政治法律顾问、一说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安博士与日本人贺长雄博士,各写一篇《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登在北洋的主弦律报纸《亚细亚报》上。
两位洋博士引经据典,用事实、史实、现实雄辩地论证出:普选制“似非地大如中国者所宜采用也”,“中国前此系专制古国,人民无选举之习惯”,“共和,就是无父无君,各行其道,不符合中国国情”。
经“国民投票”和洋人论证后,“不符合中国国情”成为风行一时的各色人种口头用语,“改帝制以慰苍生之望”,遂日益成为最大的“中国国情”。
一味黑时犹有骨,十分红处便成灰。当袁世凯用“中国国情”驱走“共和”,登上皇帝宝座后,“中国国情论”也烧完了它最后的一点余辉,随同袁世凯的皇帝梦一同垮塌下来,沦为历史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