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ＺＴ） 揭秘"东京审判"：陌生的历史背后的故事
(来源：新华网)
1948年2月24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在东京法庭宣读对日本战犯板垣征四郎的起诉总结。
2005年夏秋，问起向隆万东京审判历史的人越来越多。
2006年，电影《东京审判》上映，那段历史第一次以这样生动的方式呈现给大众。令向隆万和其他东京审判的亲历者及后人遗憾的是，由于史料不足，拍摄匆忙，片中情节与实情不符之处不少。比如日本右翼分子暗杀中国法官梅汝璈、小和尚充任“南京大屠杀“的证人、中日记者谈恋爱等情节，实是无中生有；还有一些庭审情况也和史实有出入。向隆万越发觉得，揭开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已刻不容缓。
退休后，向隆万虽仍身兼交大学委会委员、教学督导组组长等职，还要撰写通识教材《数学赏析》，每年秋季要给本科生上课，但毕竟闲暇时间多了些，他开始认真思考收集史料之事了。
向隆万和亲友商议此事，有人反对：“你既非历史学家，也不是法学专家，况且这是国家的事情，个人力量毕竟有限，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吧。 ”还有人建议他向国家申请资助，开展专项研究。可向隆万很清楚，作为非专业人事，这不现实。不过，也有人支持他：“这样的事情，中国检察官的后人不做，还有谁会去做？ ”还当即赞助了数千元“研究经费”，令向隆万备受鼓舞。
最支持和理解他的，是妻子蒋馥，上海交大经管学院的教授。每次远赴各地查找史料，她总是伴在身旁，和向隆万一起出谋划策。
当真着手了，向隆万才体会到事情有多难。
那是历时924天的审判，开庭次数达818次，419名证人出庭，庭审记录有48412页。而且，国内的第一手史料几为空白……
其实，先后担任国际检察处翻译官和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的高文彬教授，曾对向隆万提起过，当年他们呕心沥血，虽然工作量已经很大，仍然坚持每天将庭审记录整理存档，两年多下来，资料装了两大箱。回国时因为飞机装不下那么大的箱子，高文彬就随同向哲浚特意从日本横滨坐船将箱子运回国，一式两份的资料一份交给了南京国民政府，一份送到了高文彬和倪征?噢、鄂森、裘劭恒等许多东京审判成员的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可惜的是，如今这两份极为珍贵的史料都已不知所终。
无奈之下，向隆万只能向国外求助。
得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存有完整的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和许多声像资料后，他和妻子于2006年、2007年、2010年春夏先后三次自费前往当地。
当站到堆积如山的史料面前时，向隆万才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什么叫“大海捞针”。别说一卷一卷地看录像、一页一页地翻记录了，仅仅查看索引卡片就算得上是一项浩大工程，况且他们只有两个人……
不可能收齐全部资料，就先从与父亲相关的找起。在写得密密麻麻的索引卡片上捕捉到父亲的名字后，他就借来那卷录像带，架好自己带去的“傻瓜”摄像机，一边放一边录，把影像拷贝下来。一些录像中的声音效果很不好，他就不断核对庭审记录，直到找到录像中的那段，事后再自行配音。
那一次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查找资料，为了节省开支，向隆万和妻子借住在新泽西的一个朋友家里。哥大位于纽约市曼哈顿，每天早上，朋友先开车送他们到附近火车站，他们转坐1个多小时的火车去纽约市中心，再乘地铁到哥大；晚上，又坐火车回来，朋友再开车去接。在华盛顿期间，也是住在马里兰的友人家中，每天乘地铁和班车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等处。
7年间，奔波不计其数。
每一次奔波，都让他离那段历史的真相更近一步。
1946年5月3日，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同盟国，在日本东京开设由美、中、英、苏等11国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发动二战的元凶之一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
庭审正式启动前，当时身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的向哲浚由时任国民政府委员、著名法学家王宠惠推荐，受命组团赴日。当时并未指定他为检察官或是法官，而是任他选择。曾经留学美国的向哲浚深知此次审判将遵循英美法系，对战犯先行无罪推定，这么一来，检察官的举证责任极其重大，如果不能在紧迫时间内提供有力的人证物证，法官量刑和判决就处于“无源之水”的尴尬境地。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当检察官，把重担压在了自己肩上，同时推荐清华学弟、著名法学家梅汝趝担任中国法官。
1946年1月，向哲浚率先到达东京，直到1948年7月庭审结束进入判决书起草阶段，他才离开。他是中国检察团中最早抵达、最后离开的人。
审判旷日持久，光是起草起诉书，就花了4个月时间。然而，算上初期准备阶段，在前后长达3年的时间里，中国代表团仅派出了17人，其中检察官团队人数为13人，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要知道，当时前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人数过百，而日本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竟多达112人。与此同时，此次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中，有44项与中国相关，中国是此次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而当时，蒋介石政府的心思早已在内战上，对东京审判很少过问，整个审判过程中的各项决定，多数情况下，代表团都必须自行抉择并承担后果。
时间紧迫，人手奇缺，大多数成员对英美法系不熟悉更缺乏实践，加之抗战期间国内没有条件也无意识收集日本侵略罪证，而日本投降前后又迅速销毁了大部分罪证，搜集证据极为艰难……困难和压力一重叠着一重。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看着黑白纪录片里，父亲穿一身西装在法庭上淡定从容，慷慨陈词，如此正义凛然又风度翩翩，向隆万被深深震撼了，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父亲的另一面。
向隆万还专门放了一段偶尔翻拍到的录像给记者看，录像中，日本律师清濑一郎正在念着1931年大阪商会的报告，说中国东北存在“反日活动”，向哲浚坐在一旁用同声传译耳机听着，突然表情就严肃起来，清濑一郎发言还未结束，他就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话筒前，代表检方，严正拒绝日本律师的所谓“证据”。
向隆万告诉记者：“我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出生时父亲快50岁了，印象里，他总是慈祥儒雅，温和谦恭，我从来没见他和谁红过脸。录像里的父亲太让我意外了，他是那么不容侵犯，他是那样神圣地代表中国人站在历史里。 ”
最终，这17位代表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们将日本战犯的罪行起算期由之前公认的1937年“七七”事变提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整整向前推算了近10年。
他们说服了“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证明土肥原贤二在策划“九一八”事变和建立“伪满洲国”过程中的罪行。最终，溥仪整整出庭8天，创下了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记录。
他们再三坚持，终于得以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侵华战争的有关罪证，在十几年的档案资料中夜以继日地搜索有力证据。
他们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时，拿出了堆积一尺多高的证人证词和证据材料，其中包括千方百计搜集来《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伯烈当时的报道、南京外国侨民在日记中对日军暴行的大量记述及现场拍摄的照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目击者红十字会负责人许传音、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牧师约翰·马基等8位中外证人到庭作证。当始作俑者松井石根在这些证据面前仍强行抵赖时，向哲浚亮出了1937年12月10日有松井石根亲笔签名的进攻南京的命令，令其无言以对。
在庭审进入辩论阶段时，向哲浚及时找来熟悉英美法系、说了一口漂亮英语又擅长辩论的倪征?噢当首席顾问。参与策划和实施了“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而倪征?噢则根据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重要证据一一反驳，直到板垣无话可说。由倪征?噢担纲的反诘盘问持续了10天，日本战犯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
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全体战犯有罪，并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太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决，判决书的开头这样写道：“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与根源。 ”判决书宣读了整整7天。
这些是可以见到的成果，然而在向隆万这个“门外汉”整理的东京审判图表中，赫然罗列着“东京审判的遗憾”：日本天皇及皇族逃脱审判；由于美军干预与“交换”，日本使用细菌武器、化学武器的罪行被掩盖；不少战犯逃脱了应有的惩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潮没有彻底清算……
“虽难以完美，却已拼尽全力。”这是向隆万在反复阅读了大量史料后，对中国代表团充满敬意的结论。
也是因为经历了这三年孤独的战斗，回国后，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都脱离了国民党政府。
解放前夕，向哲浚拒绝了国民党政府授以的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司法院大法官等要职和撤离上海的机票，匆匆租下铜仁路一套仅40多平方米的住房安顿下来。后来，他先后在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校任教，退休时是英语教授，并没有沾法律本行的边。对此，向隆万从未听他说过半句怨言，他也很少向人提起东京审判的经历。老人在铜仁路的房子里一住就是38年，直到1987年病逝。
曾经有一位了解向哲浚经历的朋友打趣地问：“向老，东京审判的检察官有多大？ ”他只答了五个字：“代表国家啊！ ”
越是走近这段历史，向隆万越是懂得珍惜。
对收集来的每份资料，他都极为审慎，仔细归档整理。对英语资料的翻译，经过英语与法学专家两次核对后，他才会安心。
在悉心收集、整理的过程中，向隆万再次捧读了母亲周芳的回忆录《良师爱侣忆明思》。父亲病逝后，年届八十的母亲用针线将旧日历装订成册，在反面写下的对父亲的回忆，笔迹娟秀，文字朴实。母亲周芳出身名门，她的父亲周震鳞是辛亥革命元老、孙中山和黄兴的战友，也是徐特立的老师，被毛泽东尊称为 “太老师”。向哲浚和周芳结婚时的介绍人是章士钊先生，证婚人是程潜先生。直到耄耋之年，两位老人还以“芳妹”和“一哥”互称，时常写些英文短信，互道祝福。 母亲在2002年以93岁的高龄去世，两位世纪老人都亲历了清末以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他们的心路历程就留在母亲书写的回忆录里。
向隆万的努力没有白费。
得知此事后，向哲浚曾经留学过的美国耶鲁大学的列文校长、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劳伦茨院长分别来函，对向哲浚为人类和平事业的贡献表达了深深的敬意，他们以有向哲浚这样的校友为荣。
2010年春，收录了向哲浚在法庭上10次讲话的英文原稿、中文翻译，还有妻子周芳回忆录的《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一书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使这些史料首次与公众见面。
这本书的问世使得人们进一步了解我国在东京审判研究领域长期处于边缘状态的境况。目前，东京审判已知的基本史料达数十万页，日本对东京审判的异议和辩解此后数十年不断，出版了包括学术类、通俗类各类专题书籍不下200种，西方学术界也出版了50余种相关著作。而我国对这些史料大量缺失，对国外研究现状了解甚少。虽然我国何勤华、程兆奇、宋志勇等学者甘于寂寞，对东京审判做了很有价值的研究，仍不能和我国的地位相称。
这本书在学界带来一定影响。为填补这些空白，在教育部、国家图书馆、上海交大各级领导和国内外学者的支持下，今年5月，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在上海交大成立，集聚史学、法学、国际关系等专业研究人员，启动了真正的学术研究。
我们不该忘却，东京审判是中国以国家的身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对公平与正义、生命与和平、未来与希望的一次追问，虽难以完美，却充满了重新走向光明的勇气。
正如梅汝璈法官生前在日记中所言：“我无意去做一个复仇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历史，那一定会招来更大的灾难。 ”
这也是在今天，我们依然应当找寻、还原这段历史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