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孙中山外孙媳李云霞 辛亥后人今何在
文/李卉 编辑/戴敦峰 图/摄影/沈煜
1911年，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成功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已是百年。当年辛亥革命的义士们已随岁月雨打风吹去，他们的后代如今又是怎样的境遇？孙中山的外孙媳李云霞是一名大学图书管理员，在她眼里，“民国第一家庭”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家；孙武的孙子孙吉森从工厂退休后，潜心研究关于祖父的史料，那颗提前爆炸的炸弹始终是“祖父心中的结”；黄兴的孙女黄建舲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祖父留给后代的一幅题字“爽气秋高”如今成了全家的家训。
孙中山外孙媳李云霞：“民国第一家庭是普通的一家人”
87岁的李云霞是一个快人快语的老太太。“我一听说他是孙中山的亲外孙，当时的反应就是那不要嫁了。”
虽然过去了60多年，她还是很清晰地记得和丈夫王弘之相识相恋的那一幕。
对于偶然成为民国第一家庭中的一员，她“毫无心理准备”。面对追问，李云霞说：“我根本没有见过孙中山，我只能讲，这实在也是很普通的一家人。”
而丈夫王弘之和生母孙婉之间因为历史原因别离60年，终其一生未能相见，更是成为一家人难解的心结。
“订婚时他才坦白是孙中山的外孙”
1943年，李云霞在上海海关工作时，遇见了同事王弘之。她还记得“当年他穿得怪怪的，一身米色西装，外配一双白皮鞋。”
后来，李云霞才知道王弘之当时正在为四叔戴孝。只是她未曾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走进他那复杂的大家庭里。
王弘之对李云霞倒是一见倾心。他托自己的姐妹去说项：“Miss李，给你介绍一个新朋友。”李云霞一看，这不就是我们办公室里的小王吗？
她是一个爽快的山东姑娘，遂答应“处一处”。
战乱时节，日本人投降。“我们这些敌伪单位的人员，瞬间就失去了工作。”李云霞和王弘之，也就此失散。
1945年，李云霞在税务局找到工作。一天，她在去上班的路上遇见了王弘之。“原来，你也在税务上班？”两人感慨万千，重逢后经过三年的相恋，1948年决定订婚。
“订婚时，王弘之才向我坦白他是孙中山的外孙，母亲是孙婉。”李云霞被吓了一跳，“孙家家庭很复杂的，那我可不愿意了。”
王弘之见状，急忙安慰她：“其实，我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也不优越，一切都不是你想象的。”
李云霞回想起来，觉得王弘之确实不大象一个来自民国大总统家庭的人。恋爱这几年，她发现王弘之很左倾，虽然手上拿的是一本《Life》杂志，但内里夹的全是进步文章。
有一次，王弘之甚至动员李云霞“一起逃到延安去”。两人商量妥当，和延安的人接上头， 说好从杭州坐车出发。
王弘之先行去了杭州，延安来人已经如约在此等待。李云霞最后一天看见母亲，心中忽然不忍，于是留了一张纸条，“我要去杭州旅游”。最终，李云霞言行中流露的古怪神色，被家中发现，遂被父母反锁起来。
那边王弘之苦等了一个星期，未果，只得又返回上海。
“这样一个人，难道真得会是孙科的外甥？蒋介石的亲戚吗？”李云霞想。
孙中山外孙的坎坷身世
后来，王弘之给她讲述了自己的身世。这个故事里的孙中山，有不为人们所知的一面。他是严父，但也是民国中普通的一员；他和湖南王家的恩怨交锋，听起来更像一个平常人。
“我早先并不知道孙婉是我的母亲。”王弘之告诉李云霞，“直到20岁那年，有一天我把爸爸的书翻出来晒太阳，才发现了一个牛皮纸袋里有很多旧照片。其中，有一张护照照片特别惹眼——一个少妇抱着一个小孩。我看他有点像我，又有点像姐姐。”
纸袋里还有很多孙中山的照片和明信片，王弘之甚为疑惑，我家怎么会有他这么多的照片呢？而父亲在信封上，还写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一个广东人的女儿”。
王弘之把护照照片拿去，问四叔王季长：“这个人是谁？”四叔一看照片，神色有些古怪。再问四婶，也不言语。
就此，王弘之觉得家中一定隐藏着一个大秘密。回想起来，客厅里总摆着一座孙中山的塑像，这在当时很少见。如果不是国民党员，谁会放孙中山遗像？还摆在客厅正中间？王弘之觉得很怪，家里人却回答说：“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见所有人都在回避，王弘之决定等待。1940年祖母去世，二叔和四叔闹意见，准备要分家了。一天，二叔王仲钧把他叫到花园里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的母亲是孙中山的小女儿孙婉。”王弘之听后，犹如晴天霹雳。
这之后他才渐渐知道了自己身世的来龙去脉：“爸爸王伯秋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孙中山。1912年父亲回国，次年又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孙中山就写了一封信说他二女儿孙婉也在美国，年纪尚小，托王伯秋照顾一下。”
王伯秋接到信，曾去找过孙婉。结果没碰上，就留了一个纸条。后来圣诞节，留学生一起搞活动，他们两人才相遇。
刚见面时，双方并不相识，只知道一个是“老大哥”，一个是“小妹”。大家让“小妹”教“老大哥”滑冰，没想到王伯秋摔伤了，卧床两周，“小妹”几乎天天来看望他，这时他才知道原来她就是孙婉。
“妈妈孙婉那时才18岁，南国少女，又受西方教育，性格大胆热情，主动与父亲交往起来。父亲对她也很有好感，但碍于老家已有妻儿，进退两难。”
“后来，父亲难挡母亲的热情，也为了不伤害母亲，就把已有妻儿的实情相告。谁知道母亲并没有被吓退，仍旧要与父亲在一起。父亲曾写一信，想把实情告诉孙中山，希望他能劝阻孙婉，但是孙婉不同意，把信撕了。父亲后来告诉二叔，他终身遗憾没有坚持再写第二封信，以至铸成大错。”
1914年7月15日，王伯秋和孙婉结婚了，他们对孙中山隐瞒了王伯秋已婚的事实。当时，孙中山正在国内领导辛亥革命，就派了儿子孙科来主持婚礼。
一年后，孙婉生下了女儿王纕蕙。“1918年秋天，妈妈又怀孕了，父亲想要回国看看祖母，并且想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岳父大人，以取得谅解。母亲并不想马上回国，最后两人商定先去日本。”
1919年4月，就在从美国到日本的海轮上，孙琬生下了王弘之。因为生在船上，取名“海平”，英文名字叫Soge，“弘之”是后来的名字。”
一年后，孙婉带着孩子住进了上海孙科家里，并把王伯秋已经娶妻的事情告诉了孙中山。孙中山大怒，坚决反对“一夫多妻”，提出“有李(王伯秋大太太李澄湘)无孙，有孙无李”，要求王伯秋与原配离婚，才能与孙婉在一起，如果离不了，就断了和孙婉的夫妻关系。
王伯秋决定先回南京与家人商量。另一边，孙婉也在做最后的努力，希望父亲孙中山能作一些让步。
实际上，孙婉也很同情李氏夫人，觉得万一离不成，那就“两头大”，她主外，澄湘主内。但是这种办法，并没有得到孙中山的认可。
作为父亲，孙中山很坚决，不许二女侍一夫，完全没有通融的余地。“民国已经通过了婚姻法，一夫一妻制。”孙中山警告女儿。
王伯秋回到南京，才知道17岁的大儿子得霍乱死了。李澄湘是旧式女子、贤妻良母，他原本就觉得难以启齿，现在更不知如何开口了。
王伯秋只好先跟他的母亲袁老太商量。袁老太是一个厉害的扬州女子，一听此事就定了两点原则：一是原配澄湘不能离异；二是要把两个孩子接回王家。“王家的孩子，不能流落在孙家。”
于是，二叔王仲钧拿着父亲的照片和信去上海接孩子，说是老太太想看看孩子。孙婉以为老太太见到孩子或会回心转意，就拜托二叔代为说情，希望王家能容纳她。
谁知，一双儿女从此就与母亲天各一方了。此后，无论孙婉如何去信询问，王伯秋都沉默不语。
因为上一辈人的固执，孙婉和王伯秋不得不分开了。
1921年3月，绝望的孙婉嫁给了外交官戴恩赛。受此打击，她得了一个顽疾——人一激动，头部就会颤抖、泪腺控制不住，双眼不停地流泪。
王弘之知道自己的身世后，曾经向养母求证。李澄湘承认：“我还去见过你母亲。”但接着，她就告诉王弘之，“孙婉已经去世了。”
听完王弘之的讲述，李云霞无比同情，“我知道这是丈夫一生中最大的心病。但我根本没有想到，认母这件事情一直持续了60年。”
60年母子天各一方
解放以后，王弘之留在上海。此时，姐姐王纕蕙已经远走台湾。分离之际，王弘之把父亲的照片塞给了她。“你可以拿着它，找找我们的生母？”他始终相信母亲还在人间。
事实上，王弘之的身世已经是一个半公开的秘密。上海的章士钊也听说王伯秋和孙婉有一个儿子留在上海，还在四处寻找他。
王弘之后来在上海金融学院担任教师，李云霞则去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当图书馆馆员。
在当时的年代，王弘之主动把自己的情况写成材料，向组织上作了交待。
“因为这层关系，我和王弘之不知受了多少苦？”李云霞爽朗地自嘲起来：“我嫁进孙家，就是跟着倒霉。”
“文革期间，每天早上我们两个人出门的时候，都要相互叮嘱。我叮嘱他要看在三个孩子的份上，晚上一定要平安回家。他则叮嘱我，你要活着回来。”
“每天，我都会被红卫兵带到单位四楼的窗边。”李云霞说，“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喊，你怎么还不跳楼啊？”
“那时候你头脑一定要清醒。”李云霞回忆这痛苦的十年：“你必须得坚信一个事实——这样疯子一样的行为，不可能长久。”
“到了晚上，我还要做王弘之的工作。我知道他的性格比我内向，而且他受得罪要比我多。”
当时，李云霞还能工作，“其实，也就是劳动改造。”而王弘之已经被剥夺了这一权利，但他每天还是要去学校报到。造反派在门口挖了一个狗洞。“人要从狗洞里钻进去，但身体却要求笔直。因为你脖子上还挂一个牌子——打倒反动派。”
有一次，王弘之人过去了，牌子太大过不去。“他们就来来回回折腾他。”就在最艰难的时刻，王弘之收到了王纕蕙的一封来信，说“找到妈妈了”。
事情非常偶然。王纕蕙在台湾结婚后，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二儿子叫税道耕，大专毕业以后当上了出租车司机。
有一次，税道耕遇见一个客人，要去国民党总部。无意中谈到国父。那人奇怪了说：“你只是个司机，怎么会对孙家的事情这么了解？”税道耕思量再三，就和盘托出：“我就是孙家的后人啊。”
那人也颇为好奇，自我介绍是孙科的秘书。他关照道耕把情况写明邮寄给党部。1966年，这份报告被递了上去。最终，交由梁寒操处理。
梁寒操问孙科是否有一个外甥女？孙科说：“有。但因为一向没有往来，怕有人冒充。”此后，孙科派大儿子孙治平的夫人张眉，特意到香港去调查后告诉孙婉：“有个女儿在找你。”
孙婉感慨万千，非常希望能跟女儿见上一面。于是，母女两人开始通信。大概4年之后，约好1969年夏天在香港见面。
孙婉当时住在澳门，为了与女儿见面，特地在香港租了房子住下。同母异父的妹妹戴成功，则负责来车站接王纕蕙。
因为互不相识，她们约好王纕蕙身穿紫罗兰旗袍，手拿一本杂志；戴成功则穿一身鹅黄色旗袍。50年后，王纕蕙终于和母亲相见了，两人抱头痛哭。
此后，王纕蕙和母亲同吃同住了三个月。“那可真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她后来这样告诉弟弟。
此时，孙婉还想和儿子王弘之见一面。但文革期间，海外关系控制得很严，王弘之只好把姐姐的信交上去，请示能否去香港？结果一直没有回音。
过了一阵，组织上来找他说：“王弘之，你舅舅在台湾担任‘立法院长’，现在要你去做统战工作。”
王弘之回答：“这简直是笑话。你们一直限制我的海外关系来往，我把信交给你们，问能不能回信，都没有消息。现在却要我做统战工作了，未免太奇怪了。”
这人说：“有这样的事情吗？你有信交上来吗？我们好像没收到。”过了一段时间，他拿了信来找王弘之：“我们国家的宪法，从来不限制人民的通信自由。”王弘之无可奈何，因为此时已经错过了母亲在信中再等一个月的约定。
1979年，机会再次来临。戴成功来到上海告诉王弘之，一切赴港手续已经全部办妥。她问哥哥：“是不是马上就去看母亲孙婉？”
那时，正好是学校暑期前的大考。作为老师的王弘之，工作一向认真负责。王弘之想“也不急在这一个月，就决定过了大考再去。
没想到，就在见面前的一周，孙婉在澳门镜湖医院去世了。
据说，87岁的孙婉得知儿子即将前来的消息后，兴奋不已，日夜不眠、口中念念有词。护士一再提醒她注意身体，并且还用药物控制。可是都不管用，她整天坐在轮椅上，叫护士推着她满房间走动，见人就说：“我的海平，要来看我了。”
有一天，护士发现她吐出咖啡色液体，原来是胃出血。由于年事已高，不能施行手术。不久，她就昏迷不醒、撒手人寰。临终的时候，孙婉一直在呼唤着儿子的名字——“海平，海平，我们终于可以见面了。”
“你说我是不是很背？”很多次，王弘之这样问李云霞：“我有这样的身世和家庭，而且明明可以相认，最终还是没能见到母亲。这是我的终身遗憾。”这一打击实在太大，此后半年时间里，王弘之不肯多说一句话。
“曾经有人和我提起，王伯秋的母亲袁老太太不是很明智。”李云霞说：“如果当初她肯接纳孙婉，她可就是和国父认了亲家。”
但事实上，一方面袁老太太思想陈旧，“她还觉得李澄湘这个清朝知府的女儿，才是大家闺秀。”另一方面，孙中山在这一家事上，“完全没有运用权势，去给对方施加压力。”
至今说起这段往事，李云霞仍是唏嘘不已。
孙武之孙孙吉森：那颗炸弹是祖父心中的结
孙武之孙孙吉森
孙吉森家珍藏的孙武照片
孙武之孙孙吉森：“那颗炸弹是祖父心中的结”
“如果没有那颗炸弹，辛亥革命一样会爆发”。临别，孙吉森还在和记者探讨着祖父的故事。
孙吉森的祖父孙武，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元勋。一百年前，那颗引爆革命的炸弹，其时就在他的手中。
“你看，祖父的这张照片从未在外间流传过。”70岁的孙吉森打开电脑，敲击着鼠标。照片上的孙武三四十开外，穿着一身海军制服、蓄美髯，英姿飒爽。也就是在这个年龄，他和伙伴们发动了一场震惊中外的革命。
1911年10月9日，武汉的天气已经很凉了。俄租借宝善里14号 ，一群年轻人正在忙碌着：孙武靠着窗户，仔细地用洗脸盆检验着炸药；丁立中、李作栋在一个圆桌上加盖钞票印章；王伯雨则正在清理文件；邓玉麟出去了，买表没有回来。
引起爆炸的那个“冒失鬼”并不是革命党，而是武昌革命党人推举的总理刘公之弟刘同。在这个机关要地，刘同常来常往。那一天，刘同漫不经心，站在旁边看孙武检验炸药。结果，他吸的香烟烟灰，落在了炸药上。
顿时，一声巨响。孙武的头部和脸部都受了伤，王伯雨的右眼也被飞溅的炸药灼到。李作栋连忙取下长衫，蒙住孙武的头，与丁立中一起将他扶往同仁医院。
危急中，人们准备将文件和名册带走。但钥匙不在，无法打开柜锁。很快，俄国巡捕从四面八方赶来，刘同被抓。刘同被捕后，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各革命机关的地址。随后，湖北地区三位革命党领袖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先后被捕，英勇就义。
此时，同仁医院里的孙武捶胸顿足、矢志复仇。15天前，由孙武在武昌胭脂巷主持的秘密会议上，制定起义总行动计划的人正是刘复基。
意外爆炸使起义的准备再也无法从容进行。孙武对邓玉麟说：“宝善里失事，机密全泄，名抄去，清吏必按名搜捕。只有马上动手，还可死里求生。”
此后，一声枪响。武昌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清廷。
那一颗意外爆炸的炸弹成了“祖父心里的结”。孙武家族里，从没人听到他再谈爆炸一事。
甚至武昌首义本身，孙武也很少提及。孙吉森从来没有见过祖父，但对孙武传下来的一句话，印象深刻——“革命已经过去，不多讲了。要记住，武昌起义死了多少将士。”
按照祖父的说法，武昌首义至少牺牲了 1万人。这个数据是可信的，因为在起义后的一个月，孙武就登报征集了各路的革命史料。
而孙武家族的宿命，还是和弹药军品脱不了关联。60年后，孙武的孙子孙吉珩，就在四川专门研制军品。这一次，孙吉珩填补的全是国家空白项目。
“再过几日，家里会有5个人一起去武汉参加辛亥百年庆典。”孙吉森说，“不过，对于我们而言，最主要的还是去拜祭祖坟。”
宏大的历史，在孙武后人的记忆里，有时候就是一块一块关乎家族的记忆碎片——比如战乱中祖父虽然仙逝，依旧能庇护后人。他生前的的挚友，用道奇车把孙家的孩子们都运送到安全的地方。
还有，孙武临终终于肯提笔写就《武昌起义真相》。如此重要的文稿，竟是从“儿子孙季平小时练字的格子本上开始的”。
史料之外的滠口之战
孙吉森的家里，到处是祖父孙武的影子。老式的玻璃柜下，是将军和家人的合影。书柜里，则是辛亥革命的各类史书、梅华章、武昌首义纪念章等。
初打孙吉森电话，无人回应。几分钟，他发来短信，“抱歉，我耳朵不好，无法接听电话。”作为一个古稀老人，他发短消息、用电脑的娴熟度都很令人吃惊。
孙吉森的父亲孙季平和伯伯孙叔良是双胞胎。在孙武的教导下，他的子女(四男三女)全部受过大学教育。
上个世纪30年代，孙季平和孙叔良是上海东华大学的学生。当年孙武的这一对公子，在上海滩很有名，因为他们不仅外形英俊，就读名校，成绩优异，而且足球也踢得好，“一个踢前锋、一个是守门员，连老外都知道。”孙吉森说。
传至第三代，到了孙吉森这一辈，则都无缘大学，这也让他颇为遗憾。中专毕业后，孙吉森一辈子都在工厂里度过。
“没有办法，你赶上的是一个时代。”那个年代，整个孙家被扣的帽子是“官僚、军阀和地主”。
还是6岁的时候，孙吉森心里就模模糊糊有了祖父的影子。“我记得祖父在北平的家，是史家胡同22号。”北平解放前，战火纷飞中，孙吉森和妈妈、堂哥倚仗傅作义的安排，才得以出城转道天津、来到上海。
史家胡同是孙武人生栖息的最终之地，那里常常有高官显达进出，“北洋政府的冯国璋、沈传芳，就经常来”，但被封为“义威大将军”的孙武，看淡钱财，这一住处居然是租借来的。
事实上，“祖父原本是有几处老宅和地产的。”孙吉森说。但北伐时期，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派人到武汉筹款，孙武便变卖了地产，将钱悉数交于廖仲恺，支持了北伐军。
作为军人，孙武最知道革命经费的重要。当初，武昌首义之前，孙武在武汉最大的困扰就是经费不足。孙武、邓玉麟和焦达峰在最困难的时候，经常饿着肚子，甚至把衣服都典当出去了。当时三人共用一件长衫，等睡觉的时候，由孙武的夫人李云卿为大家浆洗晾好。以至于，每天都要等到太阳把衣服晒干后，他们才能起床出门。
多年后孙武竟肯变卖房产支持孙中山，颇令外界飞短流长的人诧异。因为武昌起义后，孙武就和孙中山、黄兴主导的南京政府失和。
素来直言的孙武曾经告诉过家人：“我对南京政府有意见，不代表我对孙文有意见”。
事情源于武昌首义后，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规定都督府之下只设军务、军令、参谋和政事四个部，其中只有军务部长孙武是革命党人。政事部下设七个局，没有一位局长是革命党人。
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黄兴受命组阁(孙中山在海外)，但湖北革命党人连政府副职都没有，孙武对南京临时政府极度不满，特别是黄兴担任军务部长。
“祖父认为黄兴不会带兵打仗。”孙吉森说。武昌起义后不久，汉阳失守。此后，黄兴进而要放弃武昌，遭到许多革命党人的反对和指责。张振武甚至当众拿枪，要以汉奸之名杀黄兴，“他拿枪抵着黄兴的头，祖父当场进行了阻止。但黄兴还是感到受辱，愤而离开武汉”。
“南京临时政府组建时，湖北革命党人没受重用，我们认为与此不无关系。”孙吉森说。
孙吉森是家族里对祖父历史最有兴趣研究的一位。自从退休以后，他就潜心向学。所以，常常能讲出历史学家也不知道的一些史事。
孙武对于武昌首义，在家中也常常三缄其口。但去世前几年，他对儿子孙季平、女儿孙筥芹都亲口讲述了滠口之战，“这是辛亥革命中最激烈、最关键的一役”。
“我姑姑和父亲，都分别按照祖父的讲述写过滠口之战。”后来，孙吉森发现，由于小姑孙筥芹长居武汉，对于地名的描述比父亲要精确很多。
“1911年11月，汉阳、汉口失守。黄兴已去南京，黎元洪亦逃出城外，各部门已无人，动摇了军心。”孙吉森讲述了教科书中并未弄墨重彩的一幕，“刘公急找孙武寻求对策。孙武表示情况紧急，只有乘敌不防，挑选三千敢死队，反去进攻敌军驻扎的汉口“三道桥”阵地。前后夹击敌人，武昌才有活路。”
当天，孙武亲自挑选了这只敢死队。他把自己、刘公还有邓玉麟，也都算在其中。三人各自带队，并留下遗言。经过一夜激战，终于击退敌人，夺回了汉口、汉阳。
意兴萧索，晚年信佛
孙武家族非常简单，如今大部分成员居住在上海。孙季平和孙叔良都曾在国民党政府的审计处工作，后来分别到上棉九厂、国营一纺机上班。“当初上海解放后，大学生很少。陈毅号召改造再用，他们就一起去了华东纺织局学习。”
“我的三个姑姑都没有结婚，所以我也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二姑孙筥平才是个虔诚的佛家徒，是坐化而去的。”孙吉森说。孙武的几个女儿，尤以孙筥芹出众，她和傅作义长女傅冬菊交好。解放后，担任文史馆馆员，整理出了父亲的书作《武昌起义真相》。“孙家的人，后来都远离政治。”孙吉森说。
文革十年，祖父孙武自然是一个禁忌话题。
但不提起，并不代表忘记。孙筥芹记录父亲口述的文稿，都放在孙吉森处。他的电脑里，也完好保存着孙武50多篇政论影印件。
孙吉森对于这些政论，烂熟于心。“我的祖父虽是军人，但一直喜欢工业强国。现在人们都在说龙象之争，关注中国和印度的区别。但孙武早在1932年，就写出了一篇《印度和中国的差异比较》。”
能有此灼见，是因为1912年孙武就辞去了军务部部长一职，离开了政坛。他发布的宣告是养病。但这次的心结，远不止于一颗“意外爆炸”的炸弹。
宁汉政府失和，引起原同盟会成员颇多不满，孙武革命党老战友黄申芗率先发难。1912年2月27日夜，黄纠集了群英会、文学社等数千人起事，向孙武家奔袭。黄申芗甚至明言“只取孙武一人性命”。
孙武虽然前往汉口，幸免于难，但家中被洗劫一空。后来他表示“心寒齿冷”、“谢绝人事”，终日呆在武汉寓中不出。黎元洪则乘机出来冒充好人，用和平方式平息了这场兵变，并借此大换血，完全掌控了湖北军政府。历史如此诡异，最初被革命党人逼着造反的黎元洪，反倒“修成正果”。
自此，孙武意兴萧索，几近隐居。
不过信佛之后，孙武并非放弃反抗。1935年，殷汝耕在通州拚凑“防共自治政府”，企图拉孙武下水，但遭到坚决反对。“祖父与吴佩孚关系至深，抗战时期日寇侵入北京，他们彼此互相勉励，均以不附日寇为志，故日寇当时在北京对祖父和吴佩孚的威逼利诱，他们两人均不为动”。
“日本人恼羞成怒将祖父软禁家中，使他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盛年英勇过人的孙武将军，晚年皈依佛教。1939年孙武在北京拈花寺(原名千佛寺)去世，年近60岁，当时寺庙外就是威逼他就范的日本人。
孙家后人眼中的孙武
虽然年届七十，但谈起祖父孙武一生的境遇，孙吉森还是颇为激动。他最难接受的是历史对祖父“仍旧时有不公允的评价”。有观点认为，孙武自称是孙文的弟弟，以加强号召力。“孙文是广东人，孙武是太平天国孙永忠的后人，这怎么可能扯到一起呢？”
至于长久以来，孙武“因不满南京政府，而和孙文不合”的传言，在孙吉森眼里也很无稽。
他拿出一张来自台湾的照片，“你看，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后，4月9日去慰问武汉首义的同志。接连四天，都是孙武亲自陪同。”在他看来，持有这些谬论的历史学家，是因为无缘看到足够的史料。
最重要的是，武汉兵变之后，孙中山对暴动的组织者给以严厉的批评，他在给黎元洪的电报中说：“孙武奔走光复之事累年，此次武昌起义，厥功甚著。”孙吉森认为这是历史对祖父最中肯的评价。
不过，孙吉森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现实里孙武家族的第四代，“已经重新读到大学了”。冥冥中，孙武年轻时几度到国外游学的闯劲和勇气，几乎全部被后辈传承下来。
当年，孙吉森的弟弟孙吉珩因看到祖父那张海军帅服照，心神往之，决心要从事军工行业。在上海船校船舶专业学习后，他放弃了留沪户口，毅然去三线支援，在重庆一呆就是数十年。后来，他研制的军品设备，两次获得科技进步奖。
历史就此转了一个圈，划上了一个颇为圆满的句号。孙武去东京学习后，一直痴迷研制炸弹。“武昌起义的弹药，全部由他负责配制”。
孙吉珩的儿子孙凌云，幼时在重庆、小学时回到上海、高中时又去重庆。到今天为止的40年里，“只有两三年是和父母一起过年的”。高中时回到重庆农村学校的孙凌云，当年并没能考上大学。落第后去了深圳，“和所有安徽、四川来的打工仔一起在流水线上拼，年轻并不觉得苦。”
1991年，他来到重庆阿里斯顿冰箱厂工作，开始做销售，“拿着3000元在全国狠跑，一个月就卖了1000台冰箱，成了全厂第一。”
后来，孙凌云来到上海，扎根了下来。如今，他负责分众大东华区的一个事业部，每年要完成一亿元的销售。孙凌云笃信个人奋斗，在为生计奔波期间，他也不忘学习，最终通过函授取得了大学本科文凭。
“祖父没有留下家训，但我们都知道要靠自己。”孙吉森说。
黄兴孙女黄建舲：祖父一辈子做到了无我
黄兴孙女黄建舲
黄兴孙女黄建舲：“祖父一辈子做到了无我”
黄建舲的家，在虹口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这是一个典型的上海人家，精巧、干净，墙壁上贴着“人之初、性本善”的毛笔字，那是写给6岁的孙子学习用的。
桌子上，摆放着黄建舲临摹的字幅。其中“爽气秋高”，正是1913年秋天，黄兴写给她父亲黄一中的话。
彼时，清政府已经垮台，但黄兴及其战友亲手缔造的民国却处在危险之中，倡导议会民主的宋教仁被刺杀，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黄兴被迫流亡日本。
在此危难关口，黄兴特将此联赠予其子，鼓励他保持勇气和正气。那一年，黄一中刚满12岁，黄家又一次搬家，从长沙搬到了上海。
黄兴英年早逝，黄建舲未曾见过祖父。现在，她把家中关于祖父的书，一本本找出来看。有一套宫崎滔天的日文版全集，里面都是以日记体为主的文章，记录了他和黄兴、孙中山的往事。
“关于祖父的书我也不能多看，看多了就忍不住会流泪。”黄建舲说。
“祖父和孙中山最大的分歧，就是中华党”
“一开始，我和外人没有两样，对自己的祖父知之甚少。”黄建舲记得，“也就是每年10月31日祖父忌日，父亲会让我们把菊花摆出来，供在祖父的画像前面，让我们姐弟鞠躬。”
“我们读书的年代，书中对于黄兴的描述几乎是一笔带过。”事实上，沉默的父亲对于年少的黄建舲来说，本身就像一个谜。对于家族的事情，他从来就不多言一句。
黄兴在黄建舲儿时的记忆里，几乎是一片空白。
师范毕业时，黄建舲“开始朦胧地知道了一点”。那时，全国都在搞大跃进，“我的母校本来是一个中专，但当年马上就要变成大专。学生们被分成了两类，一半出去工作，一半则留校继续读大学。”
黄建舲被分出去参加了工作。“当时，我多么想读大学啊。我从小品学兼优，考师范同时收到了三份通知书。为什么就非不让我留校呢？”虽然只有19岁，她心里隐约清楚是“因为家庭背景”。
1958年，父亲黄一中被打成了右派。对于苏州老家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父亲请求上海的单位保密，因为怕我母亲受不了。”
黄建舲的母亲曾经因为政治运动受过刺激。“建国后搞运动，土改、肃反、三反五反，我母亲好强，受不了。在上海住院很长时间，后来好了，但还是不能受刺激”。
当时黄一中一个人在上海民政局工作，黄建舲的母亲带着六个孩子住在苏州。打成右派后，黄一中的工资被连降两级，家中生活困难，统战部每月补贴了32元。“那时父亲的话，就更少了。”
有一天，父亲谈起信仰，忽然和她讲起了祖父黄兴。“他和孙中山一样，都信奉三民主义”。
这是父亲唯一一次和女儿谈起祖父，黄建舲记得黄一中说：“祖父在日本和孙中山可以说是一拍即和，第一次见面就很投缘。”
“孙中山对国外的情况很熟悉，去过日本、美国，黄兴觉得很感动。他认为孙中山见过世面，
对于外面的世界很了解。从那时起，无论做什么，他都把自己排在孙中山的后面。”
“黄兴和孙中山的主张基本一致，最大的分歧就是中华党。”父亲对黄建舲说，“1914年，袁世凯篡权后，孙中山为了拯救革命，决定组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忧于下属不听指挥，无法从事革命行动，遂制定出一个规矩——凡入党者，都必须按手印，发誓对他效忠。黄兴对此非常反对，没有参加。”
此后，孙中山便写信劝黄兴病休两年、彼此不谈公事。“祖父照办了，便把军权、政权交给了孙中山。但他在美国期间还是不忘宣传革命”。当时，甚至有人找黄兴希望能组建新党，都被他严词拒绝了。
一直以来，黄兴在革命党人中声望卓越，时有“孙氏理想，黄氏实行”之说法。1911年10月10日，因计划泄密，武昌起义提前爆发。湖北军政府及宋教仁等人，急催正在香港筹款的黄兴赴武昌主持大计。
黄兴抵达后，军政府派人骑马举着上书“黄兴到”三个字的大旗，在武汉三镇革命军控制区跑了一圈，革命军顿时人心大振，黄兴的个人声望可见一斑。
在这次罕见的交谈中，一向拙言的父亲对黄建舲说：“我觉得黄兴在革命上的功劳，比孙中山大。因为孙中山一直在海外，对于国内的情况并不熟悉”。
自此，黄兴在孙女黄建舲心中，慢慢清晰起来。几十年后，黄建舲更是专心研究起黄兴的生平来。
“我觉得祖父真是心胸开阔，不为私利。”黄建舲说，“在辛亥革命前的几次‘倒孙’风波中，祖父也坚定地拒绝了名利的诱惑”。
1909年，陶成章等起草《孙文罪状》，对孙中山发难，要求改选黄兴出任同盟会总理。黄兴极力进行抵制，在信中表达了“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的态度。
年轻的黄兴，对于天平天国的历史颇有兴趣、读了不少著述，影响他最大的就是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内讧。他后来说：“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填胸，为之顿足三叹。”军中的争权夺利，黄兴最是痛恨。早年，黄兴曾经给胡汉民信中专门说到：“名不必自我成功，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
1911年，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但正如黄兴所言“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生死存亡最危险的时刻”，“各地的情况，都是乱糟糟”。最严重的是四川，成都、重庆两个军政府对抗并交战，各地还有很多的小政权。
因此，黄兴认为中国有可能出现无政府状态，“新政府那时比清政府还要糟糕，最终将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最危险的是列强瓜分中国，俄国下手最快最狠，日本、英国则紧随其后。
解决危机的方法是什么呢？只有南北和平统一。为此，孙中山发表声明：“如清帝退位、实现共和。文即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3月10日他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解职和南京临时政府的解散，使得袁世凯窃取了果实，很让后人惋惜。
但孙、黄不贪恋权势的做法，为当时的年轻人做出了榜样。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打江山的人，不坐江山的实例，民主的思潮第一次出现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黄兴的长子黄一欧说：“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的人，要去唐绍仪内阁做官是很容易的。可大家都不以做官为荣，只想学一点有用的学术，好建设民国。”
长子黄一欧15岁就跟随父亲革命，是最年轻的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中，他攻打南京，英勇无比。但南京政府成立后，黄兴坚决不让儿子当官。而是把他和大女儿黄振华，一起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事实上，黄兴的前三个孩子，都收到过父亲的笔墨。1912年秋天，黄一欧、黄振华赴美留学前，黄兴为黄一欧书写了一幅横批“笃实”。后来，又写了一幅“无我”给黄振华。
“笃实是给我们的家训，无我是他自己的座右铭。”黄建舲的二弟黄力文说，“祖父一辈子，百分之百做到了。”
最后的聚会
1949年10月，黄建舲对于黄家最后一次聚会记忆犹新。
那一年，她十岁。一天，家里来了上海的大伯黄一欧和大姑黄振华。年轻的黄家兄妹最后团聚的一幕，让黄建舲感觉“非常美好”。
“大人们都聚在一起说话，孩子们对于大伯开回来的那部军车特别感兴趣，在旁边不停地飞来跑去。”
大弟黄力工是最调皮的，伯父和姑妈要回上海， 他就一个人躲在车子里。“最后被发现，黄力工大哭，家里人只好牵就，开车把他带到了上海。”
时局动荡，担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黄振华，力劝弟弟黄一中和他一起飞台湾。“但我家兄弟姐妹一共6个，爸爸觉得负担太重，就坚持留在了大陆。”
1949年是黄家选择去留的时刻。黄兴大太太廖淡如的儿子全部选择留在大陆，女儿则都远走台湾。
临走，黄振华金银细软一样未取，只把父亲黄兴的照片、文件装成两箱随身携带。但最后一班飞机只允许上人，行李全部被抛下。
黄振华急忙打电话给弟弟，黄一中闻讯赶来，算是保住了这两个箱子。“单单祖父国葬的照片就很长，大约有几十米。”黄建舲记得。然而，文革中红卫兵搜走了这两个箱子。如今“片纸无存”。
“可怜啊。”黄建舲眼泪打转：“黄兴去世，只有20岁岁的黄振华，在葬礼上用手不停摸着爸爸的头，那一张照片曾令全体国人肝胆俱碎”。
谁也未曾想到，当年一别，黄一中和黄振华再次见面，要在35年以后。
和兄长黄一欧紧随父亲参加革命不同，黄一中被黄兴委以了“家中小男子汉”的角色。黄一中出生于1901年6月，黄兴1903年到1904年在长沙活动时，他还只有两三岁。
再次见到父亲时，他已经十一岁了。因为父亲和兄长四处奔波革命，家里的重担很早就交给了黄一中。
当时，黄一中虽然年幼，黄兴却完全让他当家。“祖父写信，给父亲通报自己在国外的情况，并且还和他商量老家搬家事宜，”并且承诺今后也带他出国留学。
1914年，黄一中和奶奶、母亲还有小妹来到日本，和黄兴团聚。不到两个月，黄兴就去了美国。在异国他乡，一家四口更需要倚仗黄一中。
两年后，病重的黄兴电喻黄一中，要求他在母亲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带奶奶、母亲和妹妹回国。当时廖淡如已经怀孕数月，奶奶年事已高，妹妹才两岁。15岁的黄一中硬是把这一家老小从日本带回了上海。
“也许是因为年少时的经历，父亲后来在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很像外国人。他要求孩子独立，我们读书、结婚等等，他一概不管，大约全是受祖父的影响。”
回国后不久，黄一中又返回日本读书，最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他是廖承志的学长，还曾帮助廖学过法文。
北伐战争结束后，黄一中从日本归国。在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担任参事。其后，又出任过内务部统计司司长。
“抗战时，总说四万万同胞，这数字就是我父亲最先统计出来的。”有一次，黄建舲还专门问过，当时中国也没有户口、兵荒马乱的，这数字如何而来？“父亲告诉我，是从每年盐的消耗量倒推出来的，因为每个人每天吃盐是有限度的。”
“黄家的后代一定要读书”
虽然未曾参加战事，但黄一中身上照样有黄兴的“硬骨头”。“他看问题很准，当时大鸣大放，请知识分子提意见。父亲首先就指出三面红旗是错的。”
文革中，黄一中也为此受尽折磨。“每天要他写检查”，但父亲“觉得自己没错，就不承认”。
家里所有人都受到了牵连。黄建舲的小弟弟王力民，喜欢无线电，结果因为他总是摆弄收音机，被打成了反革命特务。
1959年，黄建舲的大弟弟黄力工被报考的清华大学拒录，只收到了南京动力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黄力工是老师眼中的尖子生，志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但清华没有把绣球抛给他。张家口一所解放军外语学院，也准备招收他，但这个希望也落空了。空军来招收飞行员，体检后剩下7个人，到了南京只剩两人。又经过一轮竞争，只剩黄力工一个，但他还是没被录取。
黄力工不清楚自己未被录取的真实原因，但他打算放弃南京动力学院，再考一年。这时，父亲站了出来，第一次和儿子讲起了祖父黄兴。
在父亲的劝说下，黄力工到了南京就读，没过多久收到父亲的来信。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黄一中如此写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你是我们家的长子，因为我政治上的问题，影响了你的入学，我很抱歉。但这个政治上的问题，我没有错，只不过因为碰到了政治运动。”
“父亲是一个勇敢、沉着的人。”黄建舲觉得在他身上能看到祖父的影子。
“解放前，父亲一个人在上海上班。有两个歹徒，假装成房客来到父亲的屋子里抢钱。两人都拿着刀，父亲毫不畏惧，赤手搏斗。为了让外界知晓，父亲故意想办法把阳台上的玻璃砸碎了。当时，有一个歹徒用刀劈到我父亲的眼睛，他昏了过去”。
正当歹徒翻箱倒柜之时，黄一中苏醒过来，他很镇定地拨通了电话，最终，将两个歹徒绳之以法。
此后，黄一中的一只眼睛被迫摘除。犹如宿命，黄兴有两个儿子，都被迫摘除了眼球。三个女儿均无后嗣。
“我叔叔黄乃是遗腹子，是在祖父去世后才出生的。”黄建舲说，黄乃年轻时，遭受到一次意外，致使右眼失明。在左眼也高度近视的情况下，为了继承父志，他克服重重困难去日本留学。
解放初期，黄乃又遭遇左眼失明之痛。然而他凭着惊人的毅力，献身于中国的盲文事业，终于创制出一套最新汉语双拼中国盲文方案。从此，黄乃被人们誉为黑暗世界的“普罗米修斯”。
1984年，大姑妈黄振华、父亲黄一中和叔叔黄乃见面了，地点是日本。当时黄振华是台湾“立法委”委员，黄一中和黄乃身份也很特殊，组织上就让他们参加了一个赴日旅行团。
双方选择了一个中立地见面。事实上，三人见面时，每次姑妈那边有国民党的官员陪同，父亲和叔叔这边则有共产党的官员，“所以，就祖父黄兴的事情，三个人都不能说。”
大家只能拉拉家常，最后还去拜访了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的后人。黄兴去世，老友宫崎滔天在中国参加他的丧葬仪式，前后历时三个月。当时，有两个湖南年轻人对此很感动，专门写信给他致谢，那两人就是毛泽东和萧三。
这次见面，黄振华提出希望日后可以葬在大陆，黄一中就专门在苏州给姐姐买了块墓地。但“姑妈心很大”，黄建舲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和祖父黄兴在一起。她说，哪怕你们给我在岳麓山山脚下找块地也行。”
多年前，黄振华曾经接到过黄兴的手谕“无我”。晚年时，她的确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做到了。1911年，黄兴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因为党费紧张，曾把自己的房子卖掉捐款。这已是他第二次为国毁家。第一次是在1904年，为了成立华兴会，黄兴说服继母，自己带头把积累了数代的2000亩田产和占地30多亩的大庄园卖掉。
93岁时，黄振华把台湾的地产悉数卖光，只身前来大陆旅游。她写了一封信给黄建舲：“黄家的后代一定要读书。你们谁有本事，我就把钱资助给谁出国留学”。
黄建舲见信后大哭了一场，“我知道这个姑姑，平日里特别节俭。90多岁了，在台湾也不请一个保姆”。
最后，家里唯一的大学生黄力文在姑姑的担保下，去美国留学。“但因为他一直学的是俄语，一年后英语也没有过关”。
此后，黄力文告诉姑姑，“我不想花你的钱，让我自己来吧。”半年后，他被一个公司招聘去了加拿大，后在加国终有所成。
黄建舲当初也想去读书，但无奈已经结婚生子。1958年，从苏州师范毕业后，她就一直当了38年的小学老师。
在黄兴家族第三代中，她是大姐，也看到了更多的兴衰沉浮。黄兴这一生，时而为流寇、右派，时而为元勋、功臣。他的后代也时而被捧为座上客，时而被贬为阶下囚。“不过，按照祖父的教诲，我们都能做到宠辱不惊。”
当初，黄振华在大陆旅游后病倒，临终由黄建舲照顾了三年。“姑姑和爸爸，经常手牵手坐在轮椅上”。
退休后，黄建舲来到上海，帮儿子儿媳照顾孙子。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她开始大量阅读黄兴的书籍，才去理解祖父为什么要革命？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家庭，和别人不一样”，黄建舲说：“这么多年了，黄家就这样熬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