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辛亥革命元勋 惨死于中共的镇反运动 离异妻子一直思念到死—被冤杀的辛亥功臣
作者： 徐敏
镇反运动中，夏之时却被人诬告为匪患主谋，遭到逮捕，并于1950年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的罪名，枪决于合江县城关镇，时年63岁。他的大哥、四弟，侄儿，也同被处决。董竹君离婚后从没有对孩子们说过夏之时不好，只是说他脾气暴躁；董竹君一直把她和夏之时的照片放在卧室床头，直到1997年12月她98岁在北京逝世。
他是辛亥功臣，却被解除兵权；他是革命元老，却被无辜冤杀；他有最好的妻子，却彼此离异。他生前虽然没能挽回婚姻，却在死后47年，仍然被前妻认可为自己的丈夫。
这个人叫夏之时，名字取得雅致，却非诗人而是军人。1887年出生于四川合江夏家。15岁入自贡私立树人学堂读书，两年后东渡日本，就学于东斌学校步兵科。1905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1908年，奉命还蜀，加入四川新军。在成都谒见总督赵尔丰时，因言辞激烈，惹赵尔丰不快，被分派至川边、西藏一带做军事测绘和勘察工作。两年后调回，担任新军第十七镇步兵排长。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他率步兵一队随东路卫戍司令驻防成都龙泉驿。11月5日夜，策动驻龙泉驿新军步兵3排，工兵、骑兵、辎重兵各1排共230余人起义。起义士兵处决了清军东路卫戍司令魏楚藩，打伤了教练官林绍泉。
总督赵尔丰获知消息，令十七镇统制官朱庆澜派管带龙光率大队官兵平乱。为避锋芒，夏之时率部东下。至简州，新军支队官孙和浦部180余人来附。攻占乐至时，又添驻乐新军330余人。起义军进驻安岳，经公议，夏之时被推举为革命军总指挥。根据当时形势，决定进军重庆。
此时，重庆的革命党人杨沧白、张培爵正在筹划起义，但因武力不足，不敢贸然起事。获悉夏军正往重庆而来，重庆革命党人立刻感觉有了武装支持，精神大振，当即派朱之洪前往夏之时兵营联系。11月22日，夏之时率军高举“中华民国”旗帜，从浮图关进入重庆。重庆革命党人及绅商学各界数千人夹道欢迎夏军，在朝天观举行盛大集会，宣告重庆独立暨重庆蜀军政府成立，推选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负责军事指挥和整训部队。并将此消息通电全国。
蜀军政府的成立，如同吹响了进军号角，四川各州县闻风而动，纷纷起事，相继宣告独立。川督赵尔丰迫于形势，在成都宣布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将政权交与咨议局局长蒲殿俊与心腹朱庆澜。重庆蜀军政府认为赵尔丰仍居总督位置，手握重兵，并非真正起义，乃决议西征，统一四川，令夏之时率军出征。进军途中，收到成都尹昌衡来电，谓已推翻蒲、朱政权，戡平兵乱，将赵尔丰明正典刑，改由他和罗纶出任正副都督。鉴于形势变化，蜀军政府决定暂缓西征。
不久，又传闻清政府拟派重兵进攻潼关，滇、黔两省通电推举夏之时为北伐军总司令官，准备北伐。后因南京陆军部长黄兴电令西北统一，北伐遂被取消。
局势稳定后，重庆蜀军政府以大局为重，主动提议与成都大汉军政府合并，避免了一场内斗。1912年3月，成、渝两地军政府合二为一，成立“四川都督府”，尹昌衡任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夏之时任重庆镇抚府总长。
任职方一月有余，夏之时便在5月7日发表辞职通告书，书中说“清政府已推翻，革命已大体完成，统一全国的南北合议，也已达成协议，大局已定，自己年仅二十四岁，愿弃职留学日本，再度攻读军事”。四川军政府再三挽留，但夏之时去意已决，最终获准辞职；政府赠留学费银三万元，以酬其革命功勋。
1912年夏天，夏之时回到合江，旋即乘船东下。在上海加入了孙中山、宋教仁组织的国民党。1913年，在上海参与革命党人的讨袁起义。“二次革命”失败后，夏之时隐居上海，伺机待起。当年，上海的红灯区四马路，是革命党人经常出没的地点之一，灯红酒绿的妓院是开展秘密活动的最好场所。在这儿，夏之时认识了董竹君。
董竹君小夏之时12岁，1899年出生于上海一个穷苦家庭。父亲靠拉黄包车挣钱，母亲是替人家做粗活的娘姨。13岁那年，因父亲病重，无法拉车，又需治病，无奈之下，向长三堂子（妓院）老板借了300元钱，条件是将董竹君抵押给妓院做三年“清倌人”，但说好卖唱不卖身，只陪客人清谈。像长三堂子这种高等妓院，姑娘未成年是不接客的。这倒不是老板心善，是要等到姑娘唱红了，接客时才能开出高价。
因为心情抑郁，董竹君陪客时从来不笑。但她天生丽质，嗓音又好，水牌总是写得满满的。一张局票唱一曲，堂子收一块银元。第一天晚上就有30张，后来逐日增加，客人不断，成了青楼老板的摇钱树，经常要唱到嗓子嘶哑。
也是天赐姻缘。在这人来人往的堂子里，董竹君在众多的来客中相中了夏之时，而夏之时也为少女歌妓的容貌和歌喉所吸引。两人一见钟情，决定结为伴侣。夏之时提出为董竹君赎身，被董竹君拒绝，她要凭借自己的力量逃离青楼。董竹君说：“我不是一件东西，不能让你用钱来买，免得日后吵起架来，你说我是你买回来的。”“我嫁给你，条件有三，一不做小，二是必须送我到日本求学，三是将来你行报国之志我做贤内助。”
出逃当晚，董竹君支开看守，只穿了一套白色的内衣裤，跑到楼下，叫了一辆黄包车，一趟子拉到了日租界夏之时的居住处。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等到风头过后，夏之时携董竹君乘船前往日本，在东京郊区租了一幢小独院，居住下来。董竹君每天搭高架电车进城，补习日文和学习各科知识；夏之时则一边学习军事，一边继续从事反袁活动，并加入了孙中山在东京组建的中华革命党。
这一天，恰是初夏的一个傍晚，在家温习功课的董竹君，突然耳闻一阵箫声，吹奏的乐曲是爱尔兰民歌《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她临窗遥望，隐隐约约看见一个青年在远处的桥上吹箫。此后每天傍晚，那婉转动听的箫声就远远地传送过来，董竹君就站在窗前侧耳倾听。夏之时有时也会来窗前一道聆听，并称赞说乐曲不错。再后来，远处桥上的男子不知去了何处，婉转动听的箫声也从此消失，但那妙曼的旋律，却永远刻在了董竹君心底。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夏之时奉命从日本返川。第二年7月，护法战争爆发，受唐继尧委任为四川靖国招讨军司令兼川东宣抚使，驻防合江、璧山、永川等县。1919年，熊克武任四川总督，对川军各部进行改编，令夏之时率部至成都，交出军权后改任文职，授其为西昌道道尹。夏之时痛感时局动荡，名为护法，实为军阀互斗，抢夺地盘，遂无心仕途，决定辞职不就。1920年，吕超出任川军总司令，仰慕夏之时的才能，邀请他担任护法军川西总司令。但夏亦不为所动，毅然退出军政两界，将目光转向教育。
1921年，在余际唐、向传义等人的帮助下，夏之时在包家巷创办“锦江公学”（原址即现在的成都十四中学），并亲任董事长，从此一心培育青年，为国家储备人才。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夏之时与朱之洪、向楚、唐宗尧等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声援华北，抵御日寇，并请川军出师杀敌。同年，夏之时与董竹君的婚姻，也因情感不合走到了尽头。虽经朋友相劝，仍然无法挽回。
自此后，夏之时身居成都，董竹君则带着子女回了上海。尽管天各一方，但毕竟夫妻一场，夏之时仍时时牵挂着对方，董竹君也间或会让子女写信问候他们的父亲。夏之时离婚后，一直还希望董竹君能回心转意，双方破镜重圆。从最初分居到正式离婚，6年过去了，夏之时看到董竹君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他的身边，这才跟一位名叫唐则吾的中学老师结婚，婚后又生下一个女儿夏国琪。抗战中，成都多次遭受日机轰炸，频率和强度仅次于重庆，夏之时考虑到家人安全，遂于1938年携家眷回到故乡合江定居。
从此，夏之时与军政两界再无往来，惟愿修身养性，远离政事，仅担任过合江县银行名誉董事长这样一个闲职，而以欣赏书画文物自娱，并潜心学佛，曾出任合江县佛教分会常务委员、法王寺佛学院院董。
1948年，夏之时听说上海要发生战争，特地写信给董竹君，要她回四川躲避兵灾，并告知房间都已经为她安排妥当。董竹君让儿子夏大明回信，告诉他不要担心，且叮咛他明哲保身，小心行事。
1949年合江“解放”，夏之时被委任为合江县招抚委员会委员。1950年，土匪暴乱，受人民政府之命，夏之时写信给匪首夏西夔，劝其反正，夏西夔见信后即率部投诚。
然而怎么也没想到，在接下来的镇反运动中，夏之时却被人诬告为匪患主谋，遭到逮捕，并于1950年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的罪名，枪决于合江县城关镇，时年63岁。他的大哥、四弟，侄儿，也同被处决。
也是这一年，董竹君在上海开办的锦江饭店，成为接待外宾的高级宾馆。在开办锦江饭店的那些年间，董竹君一直以锦江饭店为据点，默默从事地下工作。
夏之时的历史冤案，历经37年方才得到纠正。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受上级指示，对夏之时案进行了认真复查，认定夏之时无罪，进而签署判决书，为其平反昭雪，宣布恢复其辛亥革命功臣的荣誉。
董竹君离婚后从没有对孩子们说过夏之时不好，只是说他脾气暴躁；董竹君一直把她和夏之时的照片放在卧室床头，直到1997年12月她98岁在北京逝世。
著名指挥家卞祖善回忆起一件事：董竹君让小女儿打电话给卞先生，托他寻找《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的录音带。董竹君临终的愿望，是在举行葬礼时，播放这首爱尔兰民歌《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她用这首歌隐喻她是夏之时的夫人。她和夏之时经历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最后还是要化解……”卞先生感慨地说，“她选用这首歌，是要给自己的人生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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