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期，鉴于德、意、日等国对世界安全的威胁，英、法、美及苏联都在调整政策，在相互提防的同时，把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壮大作为外交政策重要内容。而苏联国家政策的调整，必然会影响到共产国际尤其是中国。1935年8月，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此即通称的《八一宣言》。该宣言呼吁：全国各界“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共内外政策开始向民族统一战线方向迅速转化。
《八一宣言》起草之后，共产国际立即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指示。1935年11月，张浩辗转到达陕北。12月，根据张浩带回的共产国际新精神，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中共的政策调整和国民党方面正在做出的重大转变相对应，面对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国民党内部分化倾向滋长的新形势，南京政府也在力谋顺应之道。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19日蒋介石到会发表对外关系演说，强调“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之时与牺牲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这表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开始严正面对向日方摊牌的可能，这是国民党对日政策渐变的重要一环。
南京国民政府政策转变的关键步骤是寻求与中共调整关系，以谋求解除中共武装力量为前提，提出共产党问题的“政治解决”设想。1935年底，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年中心工作为剿匪，可说已达到七分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对匪仅着力于清剿可也。”从这可以看出，在蒋心目中红军已不是主要对手，进退拿捏，完全可以从政治角度行之。
但对中共的处理，离不开苏联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1935年底，蒋介石特派驻苏武官邓文仪前往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秘密接触，探询联合抗日的可能性，同时指示陈立夫等在国内设法打通同共产党的关系。
莫斯科方面，邓文仪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写信，请他们代转王明，表达希望与中共秘密会谈的意向，但未有回音。邓再求助于与中共关系密切的胡秋原，希望能转达与王明接洽的信息。中共代表团接信后，指派潘汉年与邓见面。1936年1月13日，潘汉年在胡秋原的寓所会见了邓文仪，由此拉开了第二次国共谈判的序幕。
1936年1月17日和22日，中共代表团由王明出面，与邓文仪举行了两次正式会谈。邓文仪明确提出在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基础上，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议，表示中共可以派代表到南京去和国民党代表直接谈判。双方商定，中共代表潘汉年与邓文仪一道，于1月25日离开莫斯科前往南京。
莫斯科的谈判，一直在蒋介石遥控之中。1月22日，就在邓文仪与王明于莫斯科进行第二次会面当天，蒋介石在南京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了会谈。蒋介石一再向苏方提出：“共产党可以公开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就能抗日了。”对蒋介石的要求，鲍格莫洛夫拒不松口，答复说此属中国内政，不宜插手。由于得不到苏方帮助控制中共的承诺，蒋介石紧急致电邓文仪，命他离开莫斯科前往柏林，于是国共在莫斯科的接触中断了。
当国共两党在莫斯科实现高层接触的同时，国内通过多条管道展开的接触也在进行。1936年1月，国共两党秘密使者谌小岑与周小舟、吕振羽多次进行接触，谌传达了国民党中央的意思，希望红军改编、协助联苏、助蒋统一抗日，周小舟则要求国民党方面开放民主自由、立即抗日、释放政治犯。谈判未取得结果。
几乎在谌、周接触的同时，宋子文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分别找到原属中共特科系统的董健吾和张子华，委托他们去陕北与中共中央直接建立联系。2月底，董、张二人抵达陕北，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
陕北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方面的试探做出了积极回应。1936年3月，张闻天、毛泽东等人代表中共中央表态，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并提出国共两党谈判的五项原则，请董健吾回上海复命。然而不久，因红军东征，进入山西境内，国共在山西交手，双方接触陷入僵局。
东征结束后，国共间的试探继续进行。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主张“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宁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7月至8月间，共产国际接连电示中共中央，尖锐批评“抗日反蒋”、以“西北大联合”对抗南京政府的计划，坚持主张抗日救国统一战线须包括蒋介石政府和军队，反对支持各地军阀的反蒋行动。此后，中共公开放弃“抗日反蒋”口号，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为国共谈判奠定基础。
1936年5月中旬，鉴于东征山西的中共部队撤回陕北，国共间紧张关系渐趋缓和，两党又一次寻求接近。隶属陈果夫兄弟派系的曾养甫与中共代表周小舟、吕振羽重开谈判。7月，国共两党谈判代表共同在“谈话记录草案”上签字，这是两党第一个正式签字的谈判文件。8月底、9月初，周恩来两次致信曾养甫和陈果夫、陈立夫，表示愿意外出商谈。
9月27日，曾养甫出面邀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谈判。10月8日、14日，中共中央先后两次致电，向南京当局表明谈判应以不再进攻红军和立即准备抗日为前提，继而告知，由潘汉年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先作初步谈判。
11月10日，陈立夫在上海会见潘汉年，代表蒋介石提出：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只可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潘汉年立即指出这是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不过，中共没有就此结束谈判，12月初，潘汉年和陈立夫又会谈两次。陈立夫作些许让步，同意红军大部不编遣，红军保留三万人，但其根本立场没有改变，仍坚持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组织。中共方面不得不明确表示：“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否则，“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国共两党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接触、谈判，由于两党多年的分隔，直至“西安事变”前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两党代表的初步接触，打破了双方长期对立的僵局，接通了联系渠道，增加了相互了解，也正因如此，“西安事变”发生时，国共间的谈判才不会显得那么突兀。
《八一宣言》起草之后，共产国际立即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指示。1935年11月，张浩辗转到达陕北。12月，根据张浩带回的共产国际新精神，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中共的政策调整和国民党方面正在做出的重大转变相对应，面对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国民党内部分化倾向滋长的新形势，南京政府也在力谋顺应之道。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19日蒋介石到会发表对外关系演说，强调“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之时与牺牲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这表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开始严正面对向日方摊牌的可能，这是国民党对日政策渐变的重要一环。
南京国民政府政策转变的关键步骤是寻求与中共调整关系，以谋求解除中共武装力量为前提，提出共产党问题的“政治解决”设想。1935年底，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年中心工作为剿匪，可说已达到七分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对匪仅着力于清剿可也。”从这可以看出，在蒋心目中红军已不是主要对手，进退拿捏，完全可以从政治角度行之。
但对中共的处理，离不开苏联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1935年底，蒋介石特派驻苏武官邓文仪前往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秘密接触，探询联合抗日的可能性，同时指示陈立夫等在国内设法打通同共产党的关系。
莫斯科方面，邓文仪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写信，请他们代转王明，表达希望与中共秘密会谈的意向，但未有回音。邓再求助于与中共关系密切的胡秋原，希望能转达与王明接洽的信息。中共代表团接信后，指派潘汉年与邓见面。1936年1月13日，潘汉年在胡秋原的寓所会见了邓文仪，由此拉开了第二次国共谈判的序幕。
1936年1月17日和22日，中共代表团由王明出面，与邓文仪举行了两次正式会谈。邓文仪明确提出在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基础上，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议，表示中共可以派代表到南京去和国民党代表直接谈判。双方商定，中共代表潘汉年与邓文仪一道，于1月25日离开莫斯科前往南京。
莫斯科的谈判，一直在蒋介石遥控之中。1月22日，就在邓文仪与王明于莫斯科进行第二次会面当天，蒋介石在南京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了会谈。蒋介石一再向苏方提出：“共产党可以公开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就能抗日了。”对蒋介石的要求，鲍格莫洛夫拒不松口，答复说此属中国内政，不宜插手。由于得不到苏方帮助控制中共的承诺，蒋介石紧急致电邓文仪，命他离开莫斯科前往柏林，于是国共在莫斯科的接触中断了。
当国共两党在莫斯科实现高层接触的同时，国内通过多条管道展开的接触也在进行。1936年1月，国共两党秘密使者谌小岑与周小舟、吕振羽多次进行接触，谌传达了国民党中央的意思，希望红军改编、协助联苏、助蒋统一抗日，周小舟则要求国民党方面开放民主自由、立即抗日、释放政治犯。谈判未取得结果。
几乎在谌、周接触的同时，宋子文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分别找到原属中共特科系统的董健吾和张子华，委托他们去陕北与中共中央直接建立联系。2月底，董、张二人抵达陕北，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
陕北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方面的试探做出了积极回应。1936年3月，张闻天、毛泽东等人代表中共中央表态，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并提出国共两党谈判的五项原则，请董健吾回上海复命。然而不久，因红军东征，进入山西境内，国共在山西交手，双方接触陷入僵局。
东征结束后，国共间的试探继续进行。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主张“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宁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7月至8月间，共产国际接连电示中共中央，尖锐批评“抗日反蒋”、以“西北大联合”对抗南京政府的计划，坚持主张抗日救国统一战线须包括蒋介石政府和军队，反对支持各地军阀的反蒋行动。此后，中共公开放弃“抗日反蒋”口号，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为国共谈判奠定基础。
1936年5月中旬，鉴于东征山西的中共部队撤回陕北，国共间紧张关系渐趋缓和，两党又一次寻求接近。隶属陈果夫兄弟派系的曾养甫与中共代表周小舟、吕振羽重开谈判。7月，国共两党谈判代表共同在“谈话记录草案”上签字，这是两党第一个正式签字的谈判文件。8月底、9月初，周恩来两次致信曾养甫和陈果夫、陈立夫，表示愿意外出商谈。
9月27日，曾养甫出面邀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谈判。10月8日、14日，中共中央先后两次致电，向南京当局表明谈判应以不再进攻红军和立即准备抗日为前提，继而告知，由潘汉年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先作初步谈判。
11月10日，陈立夫在上海会见潘汉年，代表蒋介石提出：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只可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潘汉年立即指出这是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不过，中共没有就此结束谈判，12月初，潘汉年和陈立夫又会谈两次。陈立夫作些许让步，同意红军大部不编遣，红军保留三万人，但其根本立场没有改变，仍坚持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组织。中共方面不得不明确表示：“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否则，“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国共两党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接触、谈判，由于两党多年的分隔，直至“西安事变”前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两党代表的初步接触，打破了双方长期对立的僵局，接通了联系渠道，增加了相互了解，也正因如此，“西安事变”发生时，国共间的谈判才不会显得那么突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