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到1931年九一八事件的那36年里面，中国经历从封建到共和的政体变更。从光绪、慈僖算起一直到民国老蒋，中国政权历经十个政府。但不管是清朝还是北洋军阀还是中华民国，没有一个政府认认真真研究过，诺大的中国，怎么突然就在海上输给了日本；如果下次日本直接进攻本土陆地，我们能不能防御这些生死攸关的问题。也就是说，钱赔了，地割了，似乎一切就都了结了，什么经验都没有总结，什么教训都没有吸取。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他《激荡的百年史》里指出的那样：“日本没有一个使它受威胁的临近大国，只有一个给它输入文明的中国。”一个文明的国家可以不算计怎样侵略别国，但是怎么也应该有一点国防的概念，尤其是甲午年输给日本之后。
日本的门户也是在19世纪中期被西方的炮火胁迫之下打开的，在这之前，他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习俗几乎同中国完全一样。中日之间不同的地方是，日本民族具有主动吸收外国文明的传统特征，而中国人没有这种气度和习性。吉田茂说：明治政府在坚决清算封建制度，推行迅速现代化的同时也认识到，“不能只限于政府少数人的专制，而必须能够吸取（本国）国民所具有的活力”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输入西方科学技术文明的同时，也引进了其政治观点，文化及思想方法这些文明赖以生存的基础的东西。他们没有像中国那样继续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日本人“在回敬西方的冲击下显示出敢于冒险的气魄和能力。”
1895年至1911年，清朝政府勉强维持着中国的门面，他们既没有智慧和眼光去吸取教训，也没有魄力和手段去实施确实有效的国防政策。面对西方各国和这个近邻日本，中国处于任人鱼肉的地步。马关条约签署后，日军登陆，遭到台湾军民的强烈抵抗。可是巡抚唐景菘却径直逃回大陆，留下刘永福，徐骧则率部抵抗，5个月后弹尽粮绝。而1901年，就当《议和大纲》（《辛丑条约》的胚胎） 刚刚摆到谈判桌上，逃亡在西安的清廷便发出一道“辉煌上谕” ，宣布中国今后的对外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1900年8月，俄国以镇压东北义和团运动为名，单独大举入侵中国东北地区。辛丑条约签订后仍拒不撤走，反而在1903年8月成立以旅顺为中心的远东总督区。1904年2月8日日本对俄国不宣而战，中国的土地成了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战场。在日本的要求下，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把辽河以东地区划作战场，并严令地方军政长官对人民群众加意严防，切实弹压。日俄战争结束后，立即承认日俄条约对中国东北的分赃规定。
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很快因为革命军同封建军阀之间利益的根本冲突而形成南北两大政治势力的对峙。袁世凯执意留在北方，北方各届政权一般以“北京中华民国政府”通称，大致分1，袁世凯时期（1912～1916）；2，皖系段其瑞时期（1916～1920）；3，直系冯国璋时期（1920～1924）和4，奉系张作霖(张学良)时期（1924～1928）。在这同时，孙中山则领导着国民革命力量以广州为大本营与北洋派一争高下。南方政权可分为1，护国讨袁时期(1913-1916)；2，护法军政府时期(1917-1918)；3，非常大总统时期(1921-1922)；4，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时期(1923-1924)；5，国民政府时期(1925-)。 甲午战败30年了，不管哪个时期、哪个政府，他们对争夺权力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兴趣远远大如何于防御日本人。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才用武力统一了全国。袁氏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各种体制的基础多在这一时期奠定。善后大借款说明袁对列强经济多有倚赖，而签署”21条” 则完全说明这个刚刚诞生的民国政府对日本无所抗衡。正是在日本处心积虑地把侵占到中国东北，山东利益合法化的时候，袁世凯则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他短寿的皇帝梦。
1916年袁去世后，因为没有人具有足够能力维护全国的统一，开始了群雄纷起、兵连祸结的军阀割据年代。北洋内部分裂为直、皖两大系，奉系在东北迅速崛起，各地大小军阀如晋系、滇系、桂系等无不割据一方。中国的小农经济基础为军阀割据创造了条件。北洋集团内部缺乏坚固凝聚力，本身并非统一的军事团体，袁世凯生前尚能维持，袁死后中心既失，兵为将有，政治权力分散在各路军阀手中，不仅中央不能控制各省，甚至省不能控制下属各县，督军团横行无忌。除了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大多还存在，中央政府在对外关系上只是一个空架子。一次大战爆发，日本人主动迎战，争取获得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最大限度利益，而中国北洋军阀为了各自的利益，把对德开战与否的外交问题演变成府院之争。导致了张勋利用进京调停的机会，竟上演了一出复辟的丑剧。
在革命党这边，从民国元年开始，孙中山认为，共和既兴，约法已行，希望袁任总统10年，再练兵500万。他自己则10年内实现修筑铁路20万里的计划。而黄兴完成遣散南京一带起义部队后，也准备解甲归田，一派功成身退的祥和气氛。是宋教仁被刺身亡，让孙中山看清袁氏假共和，真独裁的面貌，决定兴兵讨袁，进行二次革命。包括随后的护国，护法运动，孙依靠南方军阀力量，东征北伐，希图建立革命政府。由于没有政权，没有军队，直到他1925年去世，孙中山除了名义上出任南方革命政府总统，大元帅，为共和奔走呼号之外，他对当时的中国内政外交影响甚微。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于1925年7月1日，又称广州国民政府(1925-1926)，即蒋介石日后大权独揽，却被中共赶到台湾的中国政府。在随后的23年里，因为政府所在地的移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又分别称为武汉国民政府(1926-1928)，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8)，重庆国民政府(1938-1946) 和南京(还都)国民政府(1946-1948) 。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剿共，分裂等原因，另外还有南昌政府，北平政府，广州政府和汪伪政府。对了，别忘了还有1931年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25年至1928年，广州政府与北京北洋政府互相对峙，1928年北伐统一后，才成为对外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广州政府以汪精卫为主席，取消各地方部队名称，统一称作国民革命军，计划北伐。
1927年，北伐军攻克了上海与南京，蒋介石于3月抵达上海后，并于4月18日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由蒋介石﹑胡汉民等十二人为政府委员﹐南京政府辖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一部)﹑福建﹑上海﹑南京﹑广东﹑广西等。宁汉分裂局面一直到8月武汉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执行分共清党，以及蒋介石在汪精卫的要求下辞去总司令之后，才宣布合作。
1928年2月3日至7日﹐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推举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8年6月，革命军绕过济南，进入北京，国民政府在15日发表全国统一的宣言，12月29日，东北的奉系将领张学良通电南京宣称接受国民政府管辖。蒋介石领导的革命军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获得国际承认为中华民国政府。
北伐结束后的裁军既可以看成为民族发展的利益，也可以看成是武人争雄，排斥异己，引发了新的矛盾。1929年，蒋介石陷于蒋桂(李宗任) 大战和蒋冯大战。次年，又爆发了中央政府同反蒋联军的中原大战。老蒋当时有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势头，可是唯独没有顾及日本人。遵照“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12月，中原大战后，他立即在南昌召开剿共会议，会后对中共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31年2月组织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7月，蒋亲任围剿总司令，发动第三次围剿。这三次围剿都以国军失败而结束。就在他赴江西组织第四次围剿共产党红军的路上，九一八事件就爆发了。
三，关于九一八事件的认识误区
在九一八事件发生后的这70年时间里，尤其是共产党夺权之后，中国大陆不管是政治宣传还是历史教研，对这一事件一直沿用他们当年在陕西窑洞里制定的策略，即把蒋介石作为罪魁祸首，似乎日本人侵略中国成功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奉行的不抵抗主义而造成的。有人论证究竟是蒋介石下的“不抵抗”的命令还是张学良自己的主张。我觉得到底谁下的命令不作抵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民国政府为什么会“不抵抗”的。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还是先让我们看看6年后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时，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了之后结果是怎么样的。
“抵抗”了又会怎么样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作出“固守宛平，就地抵抗”的作战方针。1937年7月27日凌晨3点，日军向河北通县宋哲元29军发动进攻。日军炮火猛烈，中国守军节节失利、损失惨重。到当日中午，通县、团河均陷敌手。次日，师长赵登禹指挥南苑保卫战，亲率一个团投入战斗，全部牺牲。南苑失守。大军压阵，宋哲元率余部由西直门出城，7月29日，日军兵不血刃，攻入北平。
平型关战役是我们最熟悉的故事，在那个有利地形拥护下，日军损失1000多人，汽车80余辆。平型关的抗击并没有阻碍板垣兵团向太原进军。他继续以5万人马、坦克150辆。火炮250门发动进攻。在守卫太原的战斗中，196旅旅长姜玉贞、刘连相、石焕然团长率部抵抗直至阵亡。傅作义苦战3日后突围，11月8日太原失守。
在淞沪战役中，在日军强大炮火之下，守军姚子清营５００壮士全部殉城于宝山隘口；国军11师、67师坚守罗店5天5夜，整营整连地丧生在阵地上，罗店也因此被称作“血肉磨坊”；蕴藻浜一战，刚刚增援到达的桂系第２１军缺乏对日作战的经验，被日军围打，３万桂军大部牺牲，场面惨不忍睹。
从１９３４年起，老蒋用４个师的兵力，花了700百万元，用了２年半的时间，在上海和南京之间修筑钢筋混凝土防御工程，自称为“东方的马其诺”。希望能够抵御日本百万大军，坚守南京十年八年。南京外围之战，日军用飞机把１７３师师长夏国璋和一个旅炸死在阵地上；８８师朱赤，高致嵩两个旅长率部战死在雨花台；８７师２５９旅旅长易安华同手下一个团在莫愁湖畔殉国。
热兵器时代的战争打的是钢铁，火药，不再是一人一马一刀的肉拼。中国的抗日战争如果不是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如果不是英美盟军的加入，最后取得战争的胜利几乎是很难想象的。事实是，已经工业化了日本同中国之间，就像非洲草原上的几头狮子围攻一大群野牛一样，而且野牛最后总是成为狮子的午餐。
当然，任何时候，被侵略国家的抵抗都是有意义的。但是70年前，面对日本精心筹划的进攻，中国抵抗的意义最多具有战略意义而没有战术意义。这样，在还有国际途径可以利用的情况下，（国联的调查和调停，）从国家全局利益出发，避免明显的牺牲，不抵抗有时不失为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
东北失守是因为没有抵抗吗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我们必须先弄明白，日本军并不是在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在东北某个港口登陆，发动侵略战争的。要真是那样，日军在中国陆地上就没有任何基地，如果中国政府事先稍作准备，中国人怎么也能在海边抵抗日本一阵子的。
自从日俄战争日本攫得了南满铁路的经营使用权之后，不仅日本兵，连日本人也住进东三省了。那时关东租借地成了在中国大陆内的日本社会和文化区。日文出版物、色彩艳丽的和服、神道的节日和用作官方通货的日元钞票流行在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沿线区域。这就像一只黄鼠狼在鸡窝里先是安了一个家，开始不动声色，慢慢鸡们也习惯适应了这么一个邻居。然后在一个早晨，这个狼露出了它的爪牙。因为日俄战争获取的权利，日本军不仅从距离上消除了它们准备捕捉的这个目标，而且还给了它们正当理由把这个鸡窝周围沟坎城河了解的一清二楚，这几乎是历史上其他侵略战争所根本不可能有的便利。
如果一定要说是因为蒋介石在918后没有抵抗而造成了东三省的沦陷，我倒觉得更应该追究他没有充分准备日本的侵略来的有道理。９１８事件发生时，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剿共的途中，接报后才调头飞回南京。张学良由于帮助老蒋打胜了中原大战，他的地盘和势力已经扩充到长城以南，事变当晚正在北平。这说明，至少从表面上，蒋张两人对霍霍磨刀已久的小日本要么掉以轻心，要么熟视无睹。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到日本访问，同田中首相见了面，他们谈了怎样防止中日两国被共产党赤化的问题以及国民军队北伐的问题，就是没有谈日本政府刚刚结束的“东方会议”。蒋介石那时居然对日本希图吞食中国一点都没有警觉，这很让我怀疑。
强大的财政保障是日本敢于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和基础。918发生那年日本的军费开销已经接近于中国最好年份总收入了，到抗战全面爆发时，它们的军费就已经差不多两倍于民国政府所有能够使用的钱了。
中国没有一个政权稳固，军令统一的中央政府。１９２8年第二次北伐结束后，蒋介石掌握了实权，中国归于统一，这至少在政治上给了他有开展对日军事和外交的机会。但是随后发生的倒蒋运动和中原大战以及剿共战争，客观上让他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来“抵抗”日本人。日本陆军大臣衫山元在回答首相“假若因为日本增兵引起支那全面抵抗怎么办”时说：“支那人向来一盘散沙，南京政府势力只能达到沿岸几省，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皆不服中央指挥。”
１９３１年，蒋介石是中国最高长官，在他的眼皮底下，中国北方东三省沦陷，不管怎么说，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却不是“不抵抗”政策的责任。
谴责“不抵抗”是政治花言巧语
从1931年到1945年那14年的时间里，对于日本人的入侵，前面6年，蒋介石确实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这除了前面述及的中日军事实力和战争准备之间的差距之外，和东北地缘政治、历史也有关系。然而，当日本人把侵略战火扩大到华北以至全中国时，国民党就没有退路，只有奋起抵抗了。这样，关于“抗战”的概念，从时间上应该包含了三个阶段：即前面6年（没有抵抗），后面8年（抵抗），以及加起来的全部14年（既抵抗又不抵抗）。这样，当要论及“不抵抗”时，加上时间概念就比较公正了。
可是这七十年来，共产党批评国民党“不抵抗”时一直是模糊这中间的区别的。例如陈伯达在他《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指责蒋介石：“置一切国防事业于不顾，又用不抵抗政策送掉了东北四省。” 然后再延伸开去：“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国民党政府抛弃了从黑龙江到卢沟桥，又从卢沟桥到贵州省这样广大的国土和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吗？”
直到2010年，北京日报社社长梅宁华撰文回顾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时仍然提到：蒋介石作为中国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有抗战的愿望，但是他的抗战是三心二意的。在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他还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把主要军力用来围剿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对日本的疯狂侵略一味妥协退让，以致造成望风而逃、失地千里的溃败事实。
为什么历史到了共产党的嘴里就会变成可以随心所欲、任意窜改的东西了呢？
九一八之后的不抵抗政策的形成是有中日历史，经济实力等客观原因的。如果这个账要算，也不能像中共那样统统算在国民党、蒋介石头上的，而是中国清末以后10届政府共同的责任，再加上1931年11月7日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九一八事件后蒋介石没有抵抗是现象，抵抗不了才是本质。可是共产党不需要我们去深究日本人如何能够长驱直入，而只要我们记住他们已经长驱直入了；共产党不需要我们去思考蒋介石为什么不抵抗，而只要记住他没有抵抗就够了。共产党在野时，一，他们在政治上时时刻刻需要攻击执政的国民党，二，如果蒋介石真的同日本人正面对抗，那正好是送死，那也是共产党需要的。中国共产党当年利用了九一八后蒋介石对日“不抵抗主义”引起的负面民情、民意来争取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空间和地位；在取得政权后共产党仍然让这个“不抵抗”论成为他们历史教育中的主旋律，而使他们这个政权合法化。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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