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原１７路军将领中，有４位分别被授予中将或少将军衔：
孔从洲、阎揆要被授予中将军衔。
张希钦、杜瑜华被授予少将军衔。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虽说事变是东北军和西北军共同举行的，但张学良更像一出大戏的主角，始终处于舞台的中央。杨虎城则如一个跑龙套的，似乎可有可无。以至于蒋介石从华清池移至市内新城黄楼关押后，一连几天都没见到杨虎城，误认为张、杨之间是否有嫌隙可以利用。及至见到杨虎城后才发现，低调的背后是坚毅、沉着，远比上窜下跳的少帅更可怕。几次接触下来，蒋介石认定杨虎城才是“事变”的元凶，至于张学良，则是“少不更事，误入歧途，受了别人蒙骗和蛊惑”。
对杨虎城来说，张学良与其说是个统帅，倒不如说是个被部下宠坏了的公子哥，做事冲动而随意，完全不顾及西北军及杨本人的感受。开始时张学良在重大的事情上还与杨虎城有所商量，随着宋子文、宋美龄的到来，杨感到自己仿佛成了一个局外人。凡有他在场的时候，张与两宋总是用英文交谈，这让不懂英文的杨虎城很是郁闷。更让他不快的是中共的态度，与之前他所设想的差距太大，让他有被共产党当了枪使的感觉。张、杨在西安事变后即向中共中央通报了事变的消息，在他们的电报中明确宣称，东北军和西北军决心与蒋介石决裂，因蒋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没有办法与其理论，只有兵谏。因而张、杨从一开始就请求红军准备与两军共同行动，同中央军作战。
杨虎城十分清楚，兵谏行动其实就是一种赌博，赌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及十七路军弟兄们的前途。要想成功地解决好这一重大的事变，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红军、东北军和17路军结为军事同盟，三方合作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抗战基地；第二，打通西部与苏联的通道，获得苏联的同情与援助。没有苏联援助，西北局面是难以支撑的；第三，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张，或者得到众多地方实力派的同情而由更有实力的人物取代蒋介石。
事变发生后，不出所料立即得到了中共与红军的支持。延安方面保证与东北军、西北军共进退，形成三位一体的关系，这让杨虎城大松了一口气。而南京政府的反应极为强烈，各地方实力派也多不赞成扣押蒋介石的行动，这多少也在杨虎城和张学良的意料之中。只是苏联的态度让张、杨大失所望，苏联政府不仅公开遣责西安事变，认为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阴谋。并且通过共产国际向延安施压，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应在下列条件基础上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1）改组南京政府；
（2）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3）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很明显延安方面顶不住苏联人的压力，中共的态度也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发生了转变，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条建议。在杨虎城看来，延安方面已经从原来的三位一体变成了局外人，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张学良和杨虎城一向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及其背后的共产国际，事变前就在与中共的关系问题的商谈中，就联合中共这一问题上不谋而和。但事变发生后不久，中共中央一改最初的态度，明确表示不同意公开宣布“三位一体”的关系，只愿保持第三者的身份。而且为维护第三者地位，中国共产党暂不公开参加张学良预拟宣布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尤其是12月24日晚，张、杨引领周恩来见蒋介石，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态度令张、杨大吃一惊。周恩来对蒋介石态度恭敬，不断地以“领袖”称呼。且不顾当时东北军内群情激愤的少壮派的威胁，冒着有可能被枪杀的危险，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指出防止内战，联蒋抗日的重大意义。而且在对蒋介石的谈话中，周恩来并不表达“三位一体”的态度，只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态度。明显将共产党人排除在事变的发起者或知情者之外，不仅令张、杨心里很不是滋味，就连蒋介石也大感意外。
后来的事变进程，成了蒋介石与中共的对手戏，而事变的主角张、杨倒成了陪衬。中共与蒋谈判结果，蒋介石对周恩来允诺：
（一）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二）由宋子文与宋美龄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
（三）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这实际上表明了“三位一体”的消失，较量的双方由南京方面对西北方面巧妙地演变为南京方面对延安方面，即国民党与共产党。事态发展到此，杨虎城有苦难言。对十七路军的未来，他的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坚持要蒋做出书面保证，但为蒋所拒绝。其他两方似乎对蒋的口头保证很是满意，倒显得他有些小家子气，他感到孤掌难鸣。其实张学良的感受与杨是一样的，只不过杨将自己的感受埋在心里不曾流露出来，而张则没他那么深沉，这一点从张的言语、行动上一览无余。
１２月２５日下午３时过后，张学良打电话叫杨去他的公馆。等杨赶到时，看到蒋已收拾停当准备上汽车了。张学良低声对杨说，我决定了，现在就放他走。杨虎城很是吃惊，问是不是跟周恩来先生打个招呼？张说不用了，以后再解释吧。事发突然，杨来不及思考，只得一面设法通知周恩来，一面随张一起去机场。去机场的路上，他甚至考虑是否将张和蒋都扣下来，阻止两人登机。但他不知道周的态度，如与张学良翻脸采取强硬行动，没有红军的支持，以他的十七路军的实力是无法与东北军抗衡的。到机场后，张突然给了杨一个手令：“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
握着这张手令，杨虎城知道，以东北军的现状，这张纸条就如同废纸一张。
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张学良回归无望，中央军步步紧逼，东北军内乱频仍，红军则按兵不动，杨虎城对三方的联合越来越失望。他找到中共地下党员南汉宸，神情激动地对他说：“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们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们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请你今后不要再过问西安的事情。”
南汉宸马上去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会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又连夜赶回西安。周恩来对杨虎城表示：如果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要打，作为三位一体的红军也采取一致行动，我们决不做对不起你们这两位朋友的事。周恩来的表态，让杨虎城稍稍有些安心。
此时周恩来和杨虎城一样，也处在两难境地。支持与南京方面对抗吧，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给蒋介石以推翻早先承诺的借口；可如果对国民党中央军的威胁视若无睹，则失信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使红军陷于不义之地。而当时的延安方面态度则极为明确：“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缓地坚决为和平奋斗，不为左派威胁所动。”这些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举动，让原本对红军抱有希望的东北军、西北军将士，逐步放弃了幻想。
眼下的西北已经分裂成了几个阵营：东北军的激进派，以“三个火枪手”为代表、主张立即释放张学良，以此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东北军高级将领主张答应南京方面的条件，以此来换取少帅的自由；杨虎城一方则要求南京方面尽可能在原有的条件上后退，以使自己得到更多的好处；中共方面则是坚持不打内战，维持和平。
２月５日，东北军于学忠、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四将领在高陵开会，决定放弃原来三方都同意的整编甲方案，接受将东北军部队调往苏北、安徽的乙方案，与十七路军、红军分道扬镳。东北军于2月5日起分批撤离西安，随即第十七路军也开始陆续撤离西安。杨虎城2月5日致函蒋介石：“刻值复员期间，诸凡尚形纷纭，一俟稍为就绪，决即引咎辞退。”
１９３７年４月，杨虎城将军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第１７路军总指挥职务。６月，蒋介石令其“出洋考察”。从此，第１７路军走上了一条与东北军相同的、被蒋介石逐步削弱、肢解、消灭的道路。
西安事变结束以后，如何处理杨虎城，蒋介石颇费心思。他问计于囚禁中的张学良，张学良提议让杨虎城出洋一段时间。张说杨虎城在十七路军中威望极高，只要他在，这只军队谁都控制不了。让他离开十七路军，也便于部队的整编。蒋采纳了张学良的建议。杨虎城出国之后不久爆发了七七事变，他在在美国各地频频发表讲话宣传抗日，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回国参加抗战的要求，均遭到拒绝。此时他想到了苏联，与苏联建立联系，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他计划通过欧洲到苏联，从苏联绕道西北回国。恰在此时，他收到宋子文的电报“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报，弟意宜自动返国。”于是，他在接到电报后立即动身回国。将军忘了蒋的一切不是，可蒋没有忘，而且一记就是十二年，直至败退台湾前还不忘记斩草除根。由此可见西安事变对蒋介石的创通之深。
值得一提的是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是共产党员最多的一支国民党部队。
从１９３１年到西安事变前夕，十七路军各部几乎都先后建立了秘密党组织，其中时间最长、力量最强的是杨虎城的直属部队，特别是陕西省政府警卫团。这个团的前身是卫队营，早就由陕西省委军委派人建立了党支部。营长张汉民、连长史唯然、李明轩、魏树林、王建三等，都是共产党员。警卫营扩编成警卫团后，又相应建立了中共警卫团党委会，共产党员发展到２００多人。建国后，原１７路军将领中，有４位分别被授予中将或少将军衔。孔从洲、阎揆要被授予中将军衔，张希钦、杜瑜华被授予少将军衔。
赵寿山，１９４２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４年被调到甘肃武威任第３集团军总司令。
谢葆真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就读于西安书院门的女子模范学校，她思想进步、性格刚烈。１９２７年毅然投笔从戎，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前线工作团，后在前线工作时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调入杨虎城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任战地宣传队长和太和县妇联主任，工作成绩显著，深得杨虎城赞许，之后两人恋爱结婚。经党组织批准谢葆真和杨虎城结婚。
杨虎城的外事秘书王炳南，政务机要秘书王菊人、米暂沉以及宋绮云均为共产党员，他们对杨虎城亲共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
西安事变前，杨虎城将军率领的第１７路军六万余人，共有两个军，即第３８军和第７军，军长分别是孙蔚如、冯钦哉。下辖两个整编师及独立旅、团，第１７师和第４２师，师长分别由孙蔚如和冯钦哉兼任。
在蒋介石分化收买之下，杨虎城的部分将领在西安事变前就开始与杨虎城离心离德。西安事变刚一爆发，第７军军长兼第４２师师长冯钦哉等率部脱杨投蒋。蒋也投桃报礼，第七军被扩编为第２７路军，冯钦哉任总指挥。下辖第４２师、第１６９师，师长分别是柳彦彪和武士敏，２万余人。
孙蔚如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１７路军进行整编。其所余不到４万人，缩编为陆军第３８军，孙蔚如任军长。辖两个整编师１７师和１７７师，师长分别是赵寿山和李兴中，两个警备旅，两个直属团――教导团和骑兵团，第17路军的番号也相应被撤销。
第三十八军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即开赴前线。１９３７年７月下旬，赵寿山的第17师、李兴中的第177师的529旅开赴前线，参加了保定、娘子关、忻口等战役。其中，第17师与教导团在娘子关战役中，与敌血战九昼夜，予敌以重大杀伤。１７师也伤亡过半，教导团全团伤亡官兵１８００多人。５２９旅在忻口战役正面防守１４天，全旅３０００多人，伤亡２０００多人，其中共产党员伤亡了１３０多人。
１９３８年７月，第３８军扩编为第３１军团。１１月，第３１军团又改编为第４集团军，孙蔚如任总司令。下辖第３８军和第96军。第38军军长赵寿山，下辖第１７师和第５５师。第９６军军长李兴中，下辖第１７７师和新编第１４师。
１９３８年７月，孙蔚如率第四集团军开赴晋南中条山抗日前线。这支军队在中条山坚持抗战近三年，先后粉碎了日军的11次大扫荡。其中，“六六战役”中，１７７师新兵团有８００多名壮士因弹尽粮绝，被日军逼上黄河崖边，高呼口号，集体跳崖，全部壮烈牺牲，无一人投降被俘。至１９４０年１０月，第４集团军有２.１万人牺牲在中条山下、黄河岸边，而日军也始终未能越过黄河，进入陕西。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第4集团军离开中条山，调防河南，守备巩县、汜水、荥阳、广武百余里防线，先后参加了广武战役、河南战役、豫西战役。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孙蔚如任武汉战区总受降官。在１９天中，他负责解除了日军武装２１万人，接受工厂、仓库等３００余所，遣编伪军３个军９万余人。
抗战胜利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孙蔚如任武汉行营副主任。１９４８年８月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１９４９年春潜居上海，拒赴台湾，并授意部下参加湖南和平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陕西省副省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冯钦哉部:
第２７路军于１９３７年９月改称第９８军，编入第１４集团军。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原１６９师师长武士敏接任军长。此后冯钦哉升任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第９８军被改为第２战区东路军归东路军直辖，总指挥为朱德，驻防于中条山。
１９３９年，阎锡山密令其部队消灭由共产党指挥的山西新军，还派人拉拢武士敏夹击山西新军，被武士敏拒绝了。他表示坚决与八路军合作，共同抗日。
１９３９年下半年，由于日军的残酷进攻和环境的艰苦，国民党朱怀冰等部队都离开了山西。第９８军在武士敏的率领下，坚持留在山西与日军作战。１９４１年５月，日军集结临汾、长治、晋城１０万多人向中条山进攻。国民党军２万多人投降，４万多人被俘，１万多人牺牲，其余１０万多则退过黄河。只有武士敏率领的第98军坚决不过黄河，与八路军一起在山西抗击日军。９月下旬，日军集中主力３万余人，将９８军合围在沁水县东峪、西峪。武士敏临危不惧，亲临马头山前线，指挥部队顽强反击。在突围中，武士敏敌人子弹击中下腭壮烈牺牲，时年４９岁。
武士敏殉国后，国民党军委会调黄埔一期生刘希程继任该军军长。９８军此后在蒋介石的改造下，逐步演变为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１９４４年９８军被裁撤，所部整编为１６９师，被调往西南地区，归入远征军，驻守滇西。冯钦哉部的历史至此结束。
冯钦哉在抗战结束以后，担任有职无权的第１２战区副司令长官，华北剿总副司令。１９４９年随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起义。
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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