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很难理解现代文明？
2017-11-09 思享无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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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流行的“现代化”这个词的含义很清楚，就是向现代文明转变，是向先进国家学习。
为什么中国老是对现代文明的意义认识不清？陷入一次次迷茫和争论？不少人认为是反改革的“特权集团”为了守住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故意装聋作哑甚至颠倒黑白。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也许“特权集团”真的是不懂现代文明，因而其所作所为总是被幻想所左右。
不容讳言，我们民族的整体智慧目前是比较弱的，精神是昏暗的。虽然改革开放来教育普及成就巨大，但在对文明的认识上，我们基本还是一个“文盲”国家。有众多会打字的“文盲”，还有不少副教授、教授级别的“文盲”。与某些宗教盛行地区的情形相似，尽管识字率很高，还有大量高级知识分子，但却总是不能理解现代文明，人们的大脑被反文明的观念所统 治。
这样的国家搞起现代化来，要比真文盲的国家更加困难。西欧现代化就是在真文盲的基础上起步的，中世纪时期，别说普通民众了，连很多国王都不识字。真文盲有天然的工具理性，更容易接受新东西，乐于学习外来思想。而能够识字的、有学问的“文盲”就不同了，他们坚守自己的观念而排斥别的知识。
苏联传播来的教条主义知识体系是反现代文明的。改革开放来，教条主义被逐步削弱，一些正常的知识得以进入教材。但这个过程很缓慢。就像拉美地区二战后的天主教改革一样，改来改去总是改不掉其反资本主义和反文明的本质。教条主义思想体系有两个主干，砍掉它的一些枝丫，因为这两个主干完好无损，它们不断地长出新枝丫，一代代地构造人们的认知框架，导致个人和民族的智商下降：
一、经济决定论的世界观
顾名思义，经济决定论的特点是认为经济决定一切。这套理论本质上是对启蒙思想的颠 覆。启蒙思想认为现代文明的核心是自由民 主制度，而经济决定论却认为现代文明的核心是经济和技术。这一颠倒带来很多的问题：
首先，它歪曲了世界现代化历史。
把西欧现代化解释为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发展宪 政民 主。而实际上，西欧现代化是在世界最落后的社 会土壤上起步，广泛地吸收了世界其它地区的文明元素。它并非是启动资本主义，然后推动其它变迁。因为资本主义早就存在，就像恩 格 斯临死前的一篇文章说的资本主义在一万年前就存在。西欧现代化是因为蒙古人入侵引起巨变，儒学的一些思想和对中华文明的向往激发和滋养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思想上和政治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万年前就存在的资本主义因素获得了现代的环境，在一个与宪 政制度和法治秩序共存的文明系统中，它才变成了“现代的”。然而，教条主义却宣布先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然后有宪 政民 主制度，把政治进步解释为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一因果颠倒，不符合现代文明发展的真实历史，构筑了一套扭曲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与此相关，它导致把经济作为单一目标而不顾其它。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干快上，等等，无一不是经济运动。经济搞砸了导致政治斗争，回头来还是按照老路子搞经济。改革开放后盛行的GDP主义，同样是经济决定论的产物。经济决定论在大量政府官员和社 会民众中成了一种宗教，一出问题就是全国性的，而且得不到深刻反思。因为对其它现代性 事物的理解处于“文盲”水平，所以也只能不断地搞经济运动。从来理解不了市场经济与宪 政制度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认识不到很多经济问题都是由政治体 制造成的，因此，解决的方案也常常是倒因为果的。甚至经济之外的问题，如社 会冲突、民 族 矛 盾、国际关系等等，只会金钱手段来摆平。
其次，它使社 会精神进一步庸俗化。
中国人的观念本来是很世俗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喝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的思想渗透历史，缺乏超越精神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局限。然而，经济决定论的一套理论，进一步把人们引向物质主义和动物本能，使整个民族精神更加庸俗化。这种极端的物质主义，相当于头（精神）还藏在肉身之内。就像黑格尔认为的，中国比波斯还要落后一个档次，因为埃 及的狮身人面像的人头（精神）冒出来了。以我们这种物质主义境界来理解现代文明，无异于井蛙窥月。
二、斗争与诡辩的方**
尽管欧洲古代也有事物不断变化发展的思想，但教条主义体系中的辩证法则来自于中国先秦就有的阴阳五行说和道家思想。黑格尔一边抱怨中国资料翻译太少，一边利用中国古代思想而建立起他的辩证法体系。其实，黑格尔的辩证法比他的客观唯心主义要糟糕得多。这种方**无非是披着理论外衣的诡辩论，研究越多就越糊涂。通过它的灌输，人们貌似有了深刻思维，实际上连正常的识别能力就丢掉了。
首先，辩证法教导把事物分成矛盾对立的双方，并把双方的斗争看作事物发展的内部动力。
这连接着阶级斗争思想，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推动力。这种斗争理论别说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即便是与封建皇帝相比也是一个巨大的堕落。中国古代的皇帝尽管经常陷入权力斗争，但他们信奉和宣传的从来都是“和为贵”哲学。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很多人只会运用矛盾斗争的框架来分析问题。没有一分为二的框架，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分析事物；不把人分成对立的群体、不搞斗争、打 压和控制，他们就不知道该怎样管理社 会。甚至在有的人眼中，别说资产层了，就连普通的学者、教师、律师、公 务 员等中产阶级也不属于“人民”，只有下层穷人才是“人民”。智商堕落到如此程度，何谈现代文明？
其次，它鼓励诡辩而削弱科学理性。
辩证法喜欢阐述各种诡辩色彩的大道理：坏事变好事；传统也有好的，现代也有不好的；先进国家也有落后的东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新事物取代旧事物，今日兴盛则明日衰落，如此等等。不能说这些道理没有一定的经验基础，但毕竟都是大而化之的认识，与科学认识完全是两回事。波普尔说：辩证法的思想“不可证伪”，所以不是科学。辩证法以模糊思维宣布任何事物都是合理的又都是不合理的。而现代思维则是建立在牛顿之后的实验科学的基础之上，以定量的、实证的、具体的分析为特征。按照现代思维，一家国有企业好不好，查查它的账本便可认定。而辩证法则不然，它要从坏中找到好，竭力为那些该倒闭的国企诡辩。智力衰退到连一个企业的好坏就不能判定，又怎能识别文明系统的高低优劣？辩证法总是显得振振有词、考虑问题全面，实际上毫无科学理性，与阴阳八卦的学问没有区别。
其三，它的正-反-合（否定之否定原理）的思维模式，把人们引向历史迷途。
怀恋“正”（过去），向往“合”（未来），就是不敢正视现实。它忽视了人类历史的现实性和现世性，认识不到人类历史进步是由现实的竞争超越所推动，认识不到先进事物就在眼前。换句话说，它把人们的思想引向迷途，只相信虚幻的东西，只相信自己的凭空设想。左一个方案、右一个设想，就是不愿意向眼前的榜样（即先进国家）学习。这就是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思维轨道。
以上只是分析了两个主干，这两个主干还横生和许多枝丫。砍掉一部分，又会生长出新的，从而使这一毁灭教育的大树不死。一套反文明的知识体系的灌输，必然导致整个民族的理性精神不断下降。当然，事物是千差万别的。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如此，现在也不乏理智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政治人物。但主体倾向却是如此。我们的教育体系一方面在普及识字率和提高文化水平，一方面在培养会读书看报的、会写文章的和有各种头衔的“文盲”。学理工科的人可能会认为自己幸免于此，其实不然。因为这一套思维框架是在中学时期就已经通过学校和社 会而灌输了的。按照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人们的认知结构在14岁时就定型了，极少数人后来能发生一些改变，大多数人则不会有很大改变。
这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民族精神整体上不是理解现代文明，而是抵 制现代文明。这种精神会变换花样而不断传承，从而把中国固定在文明金字塔的底部区域。能够稳当地呆在底部区域也是一种选择，怕的是不能。因为金字塔的塔尖-中部-底部的梯级结构虽然在很长历史时期不会轻易变动，但这个金字塔作为一个整体却是随着时间而不断提升的。那些处于底部区域的国家如果不能随之提升，最后连现在的梯级也呆不稳了，就会发生崩溃、瓦解和重组了。（作者简介：北京大学教授）
网友李深濛：我认为生在我国最让人沮丧的是你成长中要经历无数次三观崩毁与重建、自学知识、自我否定、抵抗愚弄、辨别真伪、请教高人、搜索资料、思考挣扎、灵感顿悟，遭受无数周遭白眼、攻击谩骂、侧目孤立，你才能拥有大浪淘沙般让你视若珍宝的认知图景，而这些图景很可能仅仅是其他国家小学生的常识而已。
对照自我，悲哀如是。
那些向谭嗣同扔菜叶的人们！
2017-11-09 虎子 思享无 界
文：虎子，来源：武威小虎
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他们是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中，牺牲最为悲壮的当属谭嗣同。他毅然放弃了逃生的机会，慷慨赴死，并且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言壮语。（一说是“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虽然现在谭嗣同等人是公认的民族英雄，但在当时清朝民众的眼里却是“清奸”、卖国 贼。在押赴刑场的路上，他们饱受凌辱，愤怒的群众向他们投掷烂菜叶、臭鸡蛋……
谭嗣同的死是悲壮的，也是不朽的。在一大批像谭嗣同一样的仁人志士的前赴后继下，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迎来了共和的曙光，人民“翻身做主人”。然而，可悲的是，中华历史五千年，却从不缺乏那些扔菜叶的群众，至今依然没有改变。明朝时他们吃过袁崇焕的肉、清朝时他们饮过革 命党的血、民国时他们整死过抗 日名将……后来，他们不惜与自己的父母亲人划清界限，像疯狗一样狂咬无辜者以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与忠君爱国 。而如今，在打砸抢烧日系车（车主）的群众中，在污蔑正义人士的行列中依然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
这是一群不会独立思考的人，他们自以为是爱国者，实际上却是一群疯狂的暴徒，被利欲熏心者洗 脑而利用的人枪**他们不懂得契约精神，不懂得求同存异。他们只会把一己之好恶强加给别人。更有甚者，他们为了苟且之生存而趋炎附势、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沦为邪 恶的打手。他们自诩为社 会的正能量，实际却是社 会的痼疾。他们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不但心安理得地接受着自己的堕落，还讥笑嘲讽着正义和为之奋斗的战士。于是，世故讥讽着淳朴，庸俗践踏着高尚，虚伪欺凌着真诚，我们不得不承认，邪 恶在高歌猛进，而良心在节节败退。
曼德拉曾经说过：“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的，那就蜷伏于墙角。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的人们。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那些扔菜叶的人们，请你们睁大眼睛，让良心唤回你们的正义和勇气，醒来吧！莫做阻碍社 会进步的绊脚石！
当谭嗣同等六位改革志士人头落地时，换来的却是围观者的一片叫好声
来源：铁血网
袁崇焕，是一位在明朝做出丰功伟绩、杰出的军事家，国难当头，挺身而出救国家于水火的民族英雄，如岳飞一样，当年被冠以莫须有罪名被陷害。
崇祯皇帝下令对袁崇焕用最残酷的刑罰：3543刀凌迟处死。处刑那天，剐下来的肉被围观者争抢着用嘴咬，有的花钱买他的肉，鲜血从齿颊之间流下，还唾骂不已。 袁崇焕，一个为大明王朝拼杀一生，另清军丧胆的明朝英雄，却落了如此下场...
其实，黑与白，都是皇上描出来的，如果没有独立思考，只有人云亦云，哪有什么公平、正义和真理?
张自忠，是二战中阵亡的同盟国方面最高级的将领。张自忠当初因为奉命与日人商谈华北事宜，遭举国痛骂，指责其为汉奸。台儿庄战役开始，身负“汉奸”骂名的张自忠率部急行军180里抢渡沂河，以劣势装备强攻板垣师团，激战5昼夜将其击溃。战后面对记者团，张自忠一言不发，放声大哭。
两年后，准确的说是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在南瓜店残酷激战中壮烈殉国。据张自忠部下说，他本身中数弹，前胸后背被鲜血染红...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为他抬棺，他的夫人为他绝 食七日而亡！
其实，张自忠的牺牲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为他一直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就是为了洗刷自己“汉奸”的罪名来证明清白。一个人被老百姓误解到这种地步，心中苦闷可想而知，似乎除了以死明鉴别无他法。一句话，被逼的。
谭嗣同，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刑场人山人海，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囚车碌碌地在街板上碾过，白菜帮子烂菜叶横飞...…
当被带至菜市口侯斩，谭嗣同走下囚车时质问监斩官：“革新变法有何罪过？为什么不审而斩？”监斩官一声大喝，尔等乱臣贼子，还用辩解吗？死有余辜！然后用力投去杀头的令箭，刽子手们持刀急忙上前。当六位改革志士人头落地时，换来的却是围观者的一片叫好声。
鲁迅感叹:“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人格外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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